摘要：为了塑造强大的集权性政治力量以整合国家资源、维持国家的统一，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选择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有学者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旧是“弱独裁政党”，这种组织不力导致了国民党丢掉了政权。但是，党际竞争不仅是组织形态的竞争，“力”的较量背后是政治正当性的“道义”竞争：共产党的阶级革命理论一方面可以完成对农村的改造，另一方面可以发动农民，调动更多的资源完成革命和国家转型的任务，这种有利于最大程度平等的阶级革命才是共产党取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弱独裁政党；共产党；政治正当性；阶级革命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之一，[1]在历史叙述中，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于对过去的破坏和对未来的重新构造，革命与现代化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了两种最响亮的声音。[2]过去我们更多强调革命前后的断裂性，认为中国的革命是法俄革命而非光荣革命的继承人，以此突出创造新世界的意涵。[3]从对新中国六十年的整全性解释建构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连续性，[4]到对清帝逊位的光荣革命式分析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三个三十年”，[5]近来学术研究对于连续性给予了高度关注。[6]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二十世纪的整全性解释成为学界热点，相比清末民初的研究，对国共之间的政权交替的研究更多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缺乏严肃的学术分析。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的易位，如何在军事胜负之外发掘新的解释进路，对于理解过去、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或许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进行的研究。[7]
“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是《党员、党权与党争》的研究任务，全书的核心命题是：尽管在1924年改组时采取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8]尽管在1928年之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尽管在抗战时期正当性得以增强，国民党依旧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自序，第1页）王教授的言下之意是，国民党的失败在于组织不力，而共产党的成功在于组织有力。从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党际竞争，可以改变过往意识形态话语的片面和僵化，但是，分析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之胜负的时候，除了要看到这种基于组织系统的“力”的考量外，更要看到“道义”上的正当性，在实力政治之外还需要有基于政治正当性的分析。
一、代表制原则下的政党
如果将民国政治的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提炼，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基本任务按阶段分为“破旧”和“立新”两个步骤。中西方各种版本的“君权神授”理论分享着对君主的崇拜，[9]王朝后期的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后并未改变这种君权神授理论。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或者军事将领政变，民国开启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三民主义”早已不再以皇帝为中心枢纽，无论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民生主义，主要已经从人民这里面来寻求政治的正当性了。[10]辛亥革命及其奠定的民国政治已经带来了对政治正当性的一次巨变，原本在皇帝保护下的“臣民”变成了主权者的“人民”，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帝制的任务，并给人民带来了共和的观念。第二阶段是巩固制度成果，设计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共和，完成政治整合。但是，辛亥革命后所设计的制度并不能够很好地捍卫共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足以表明“走向共和”的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
从封建帝制到“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背后蕴含的是正当性由君主向了人民的“天命”流转，[11]从帝制到民国的转变可以视为古今之变的完成，[12]但这种转变需要有政治制度的保障。政治制度的构建需要在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真正行使主权的机构之间建立适当的比例关系，[13]任何的政治架构都需要在同一性原则和代表性原则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个原则的具体形式和比例决定了各个国家政体形式的不同。简单的说，同一性原则指示在人群中将具有同一特质、可以被归属为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人标识开来，这种区分依赖于“强大的、有意识的同质性、并由于固定的自然疆域或其他任何原因”所划定的“直接给定性”。[14]同时，“直接给定性”恰恰是需要由国家的同一性来塑造，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很明显，民初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直接给定性”，一方面，国家分裂趋势日重，另一方面，传统的儒教统一性也难以继续，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国家丧失了维系儒教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15]既然同一性原则无法诉诸，政治制度的建立只能依赖于代表性原则。[16]代表性原则的基本观点在于，人民的私人性难以消除，无法以同一性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也就难以具备以主人的身份进入政治的直接政治行动能力，人民行使主权必须有代表的存在。[17]需要人格化的主体来代表他们，“不存在不实行代表原则的国家”。[18]
实际上，无论是在人民主权思想浸润下的民国，还是在此之前的封建时代，都需要实现社会流动、代表臣民或者人民的意志的要求，当然两者的逻辑截然不同。封建时代听取民意是为了服务于君主的统治，作为统治对象的人民不是目的；民国以降，来自人民的正当性成为了政治的唯一保证。[19]而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传统士绅阶层瓦解，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传导机制失灵了，国家从人民汲取正当性的机制不存在了。[20]新的机制——政党成为整合社会力量的新方式，政党可以代表民意、吸纳社会贤达，以此填补革命之后上下协商环节断裂所造成的空隙，是民国初年代表人民的重要手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允许各利益团体以政党的形式来代表各自的利益，组党成为风靡一时的做法，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以“会”、“社”、“党”的名义存在的组织。[21]但是，仅从代表的理论出发，无论何种政党的组织形式都可以成为新的权力整合机构，集权程度比较低的议会政党制和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都可以成为选择之一。
二、作为国家整合中心的列宁式政党
世界上其他国家近代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从君主转向人民、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极容易带来国家的分崩离析，新的整合机器还必须要非常强大才足以维系国家的统一。[22]传统中国的这种政治同一性主要在于皇帝，[23]一旦中央政府垮台，社会很难自行组织力量进行反抗或者自救。[24]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境况，革命之后的民国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和完整，没有能够将清朝的全部版图和权力很好地继承下来，这首先是因为缺少强大的权力中心。[25]尽管清帝虚位诏书中将全中国都交托给了后来的中华民国，[26]但民国对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缺乏实质的管辖权的：以俄国为代表的列强在清末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蚀；而就国内的力量对比来说整合度也还远远不够，武昌起义后，南方的革命联盟在形式上得到了很多省份的支持，但其实很多地方旧势力只不过是望风依附，并不是真心要革命，也不知道该如何革命。[27]正是因为南方革命党人知道仅凭一己之力难以真正推翻清王朝，所以才有了“南北议和”，北洋集团由此进入历史舞台，后来正是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才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在退位诏书中清帝将统治权全部地让渡给民国。实力不足的国民党难以通过议会实现政治整合的目的，因为它们没有一种政治集权力量。[28]
另一方面，当时的人民也没有经过民主的洗礼，对议会选举这一套运作模式很不熟悉。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愿意参加众议院投票的选民很少，即便是国民党也得和其他政党一样采取“收买”的方式来拉票。[29]如果在没有形成政治共识的民国初年真的实行议会选举组织责任内阁的话，国家政权可能随着每一次的议会选举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选举容易将政治力量和社会分为不同的派别，进而带来分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人选是没有悬念的，那是因为华盛顿众望所归。[30]但是华盛顿之后，亚当斯、杰弗逊的竞争开启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先河，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1804年）对总统、副总统选举的分别投票制正是应对党派形成所做的修正。[31]在社会共识不足的转型国家，不管是哪一派力量上台执政，另一派总会直接反对选举的结果，由此带来“政治权威的民主悖论”。[32]如果放在民国，议会选举最容易带来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不仅是党派之间的分裂，还会有中央与地方的分裂。[33]
宋教仁遇刺后，试图以议会-政党来整合这个国家的努力失败了，而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改革的必要性。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比较有经验，但是就主义而言，共产主义并不比三民主义高多少，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原则就已经可以代表共产主义了。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导致了蒋介石清党时的“清共反俄”被当作是背弃了总理遗教。（第141页）换句话说，尽管当时的改组是“以俄为师”的，但是孙中山心中也有一个“体用之争”，他的理想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第11页）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要求在于，一党专政、决策上的民主集中制、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等等。[34]议会制政党也可以有吸纳社会精英的效果，但是这样的政党不够强大，无法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也不适合国家和社会整合尚未完全实现的落后国度的需求，走向列宁式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35]
国民党改组的措施有：第一，建立基层组织。党员基层组织的控制是列宁式政党的重要组织特征，建立起“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是国民党改组着力的重点。（第18页）第二，建立党国体制，党在国上。孙中山借用西方的政党政治的理论赞成同盟会或国民党的独大，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只有一党的理论。其思想在“宋教仁事件”后发生改变，只是一时没发现有理论可以支撑他的一党理论，待到苏俄经验进来之后，他很快就接受了。第三，从一种精英式政党向“国民的党”转变。1924年的改组之后，国民党从一种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的政党开始转向一个开放的、具有宽泛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革命党。第四，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的加强。[36]但国民党实行的只是“准列宁式政党”（quasi-Leninist Party），与其他的列宁式政党相比有两个重大的体制性区别。[37]王教授指出，独裁政党的控制能力却是有各种不同的，有强弱之分，就国民党的组织情况而言，它只是一个“弱独裁政党”。（自序，第1页）国民党改组得其形忘其实，未能学到列宁式政党的精髓，尽管国共两党都在学习苏俄，但是“中共实行的市强势全面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过渡性的党国体制”。[38]而本文认为，国民党的能力的缺失不仅仅是因为组织原因，国共两党党际竞争背后有一种政治的正当性的因素在里面，政治正当性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基础。[39]
三、组织形态还是政治正当性？
启蒙时代以降，理性的个人为了避免可能的暴死，彼此签订契约将主权交给主权者，形成国家，道德就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德性和高尚，最大限度地避免死亡就成为了至上的道德。[40]现代化其实就是一场撕去崇高的“假象”，给我们带来底层的、自足的、可控制的德性，[41]如果我们不是从时间维度、代际更替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易位，那么“青年造反运动”也可以说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底层造反运动，“主奴辩证法”下的主人、奴隶身份的一次次替换才是革命的实质。阶级赋予这种身份划分新的标准，变动的身份认同使得这种革命推向无限的平等，进而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受压迫的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希望。[42]笔者不打算沿着政治哲学的进路分析，而是希望回到中国近代史的视野之下，分析共产党阶级革命对党际竞争的影响。本文认为，正是因为在阶级理论的指引下，共产党可以将从来没有进入中国政治考虑的农村带入现代转型之中，由此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最广大、最下层的农民被带入到革命的洪流后，为中国革命带入了巨大的力量，这是共产党获胜的重要原因。[43]
（一）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农村改造
在革命话语主导权的流变之中，经历的是一种正当性的流转，从清末民初法统“和平”转化背后是武力，反过来，武力斗争的胜败又与关于“革命”理论紧密相连，只有采取了更适合的革命理论才可能真正实现天命的流转。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之所以获胜，不是因为军事上的支持，相反，共产党军事的由弱到强却是因为阶级革命代表了先进的方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只有按照共产党的主张，才可能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带入现代转型之中来。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不够，列宁于1913年指出，国民党的弱点就是“它还没有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44]
国共两党都希望将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他们对“现代中国”的想法是不同的，共产党的这种发动下层的策略的有效性不仅在于获得了群众支持以夺取政权，还在于将农村带入政治以改造中国，而这才是真正地改造中国的。国民党侧重于上层的革命与改革无法完成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传统中国是一个基层统治力虚弱的国家，皇权对基层社会的统治力不足，有着深厚的村治传统，基层其实没有被带入到这个国家之中来。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发动最底层群众、改造基层，这也是革命的重要手段，可以将基层带进来的政党才可能真正取得胜利。杜赞奇认为，改造中国的就必须要将乡村改造成功，新政权成功如否的关键在于同时做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改变原有的经纪机制，使得国家可以管控基层，这样可以保证国家的税收之稳定，以抗拒内卷化的趋势，第二就是这种改变不能是入侵者（如日伪政权）的肆无忌惮的破坏式的，必须要能得到村民的支持，这两点是是政权命运之关键所在。[45]共产党摆脱了困境，主要在于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摆脱了“内卷化”扩展的趋势，建立了从基层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并且解决了偷税漏税这一困扰明朝以来历届政府的问题。[46]
晚清的正当性危机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进行重建，其中重要一块在于乡村。国民党主要是委任那些乡村上层精英，试图以此来推动农村的革命，但在社会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精英自然是难以重新引领普通民众的。共产党利用重新的阶级划分，农民的身份认同发生改变，斗争的对象和依靠力量被重新洗牌，在各种动员机制下，被灌输无产阶级理想的底层人民为革命带来了动力，“翻身”成为重要的话语旗帜。在此过程中，年轻生产队长这样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成为一个先进的代表。[47]共产党的策略在于塑造新的社会精英，进而实现整合，并占领农村，最后走向全国。阶级革命加强了其与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政治动员型的革命所造就的是比革命前更为中央集权、科层化的新体制，导致了“党治国家”的兴起。[48]国民党主要是从外部植入精英来打击传统权威，反而打破了原来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收不到国家建设的效果。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主要在上层，基层、乡村、内陆的控制力很弱。（第79页以下）当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俄经验不同，共产党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城市和无产阶级上，中国革命更多是放在发动农村、动员农民上。
（二）政治资源汲取中的农民动员
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是不同的，所面对阻力越大的国家，其所需要调动的资源就是越多——这种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更多是包括人力、民心在内的政治资源。[49]美国革命之所以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发展到发动所有“无套裤汉”的运动，没有发展为一种社会革命，关键在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遭遇的外部压力没有直面数次“反法同盟”的法兰西革命那么大。[50]当时的英国正在欧洲与许多国家交战，财政负担巨大，更重要的是英帝国在殖民地的目的就是维持商业利益，所以并没有尽全力阻止北美独立；[51]伯克在劝英国政府与美国和解时，考虑到的主要是殖民地的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他像一个精明的商人那样列出了许多数据。[52]如果英国不是决定“放弃”对北美政治统治而直接退为仅仅保持其商业利益的话，美国可能在独立战争时就得发动群众来参与，尤其是发动南部的黑人参加军队，这样美国的种族问题在独立战争时就会暴露出来。在南北内战期间，北方需要调动黑人来参军，对黑人的尊重刚开始就是因为黑人参加了南北战争，在战争中很多人发现黑人不是那么低下，黑人也因为通过参加了捍卫国家的战争而提出更多的政治诉求。[53]当黑人的血汇入美国的自由精神之中的时候，黑人在道德上获得了支持。[54]在进步时代，美国不同州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但是到1919年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敢于在这个问题甘于“落后”，因为他们无法忽视已经获得选举权的29个州的妇女的选票。[55]美国普选权的种族、性别问题的解决正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伴生物，每一次民权运动高潮背后都是对“美国人民”这个概念的重构：伴随着民权的发展，人民的范围也在扩大。[56]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则一下子将最为下层的人调动起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式民权运动阶段发展的问题。
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需要发动哪些力量的看法是不同的，当然这既有对中国形势判断上的差别，也有政党纲领的区别，还有两党政治地位区别的缘故。“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就是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第170页）从本质上来说，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决定了不可能具有那么强的革命性，尤其是“清党”中被清理的三十多万人中90%以上都是非共产党员，他们主要是国民党中的比较有改革精神的左派，在将党内的进步势力消灭掉了后，阶级革命就更不可能实现了。[57]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更为成功的，通过各种委员会，共产党可以做到“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58]
那么，共产党之所以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仅仅处于一种策略考虑——当时由于处在“在野党”的地位，无法与国民党正面争夺，只有去吸纳最为底层的阶级？其实不然。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通过阶级革命发动最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是因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非常强大。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调动最占全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参与，还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建国时候之所以提倡“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人民比无产阶级更具有包容性，能够吸收更多的支持性力量。[59]人民民主专政的思路可以将更多的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使得新中国的阶级基础更为广泛，进而调动更多的政治资源来推动国家的建设事业。如果只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人包括到领导阶级中来，很难在理论讲得通、实践上行得通。《共同纲领》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扩展到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力量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60]在每个不同的时期，共产党人都非常清楚争取最大多数的支持对于完成革命、改革与建设的重要性。[61]
毛泽东曾经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经验归结为“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就是唤起民众，最大限度地吸纳革命的力量，武装斗争也是以农民为主的，政党建设的目的在于将吸收进来的各种党员进行党的教育。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众动员，在此过程中军事、政权与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了，“人们在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趋于解体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62]正是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农民被灌输了阶级的意识，进而被引入了共产党主导的政治重建当中去。将数以万计的党员派到基层去，真正发动群众，使他们相信并支持革命，这样才有可能集聚起变革的力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的成员都是具有非常特殊的身份的人，而不是随便选择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三）对一种质疑的回应
将国共党际竞争的历史还放回到基本命题之下，放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背景之下，这种斗争其实是改造中国的两种模式和道路的竞争，而国民党的失败就不仅仅是组织系统上的孱弱的问题。中国的转型自然要将广大的农村改造过来，否则这种转型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如此巨大，这使得和平过渡几无可能，革命就成为了最为可行的途径，与革命相伴随的动员也就具有了弥补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不足的方法，[63]只有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可以改造中国的农村，将农民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进而实现革命的胜利。[64]因为在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占中国最大比重的农民没有被发动起来，占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的改造根本就没有开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65]辛亥革命没有将全国人民整合成起来，未能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没能实行土地改革，“三民主义”的实现遥遥无期。需要注意的是，阶级革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使得其革命政策和路线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对改造农村和发动农民具有重要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当作是“力”上面的考量。本文之所以将之构建为政治正当性，主要在于：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政治正当性指的是一种超越实力政治的权威建构，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国家建设的历史潮流中，政治正当性又需要考虑到历史的要求。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整合。
中国的农村从来就没有真正被中央政权真正控制过，一个能够将中国大部分领域改造成功的政党才是真正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同时，对人的改造也被提上了日程，仅仅通过军队获得战争的胜利并不足以表明政治正当性的流转，共产党通过对党员的吸纳、重新塑造，将一种全新的人的概念树立了起来。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封建士绅不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时，政党重新成为精英的集中地，而每个政党对其成员的塑造就成为了国家新人的最佳体现。国民党不仅无法控制行政与军事，甚至无法培育其党员的政党意识。“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积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疏通和清除，战时党组织在量上的膨胀和扩张，不仅没有显示出党力的强健和壮大，相反却出现组织涣散与组织扩充同步增长的情形。”（第340页）抗战期间，国民党的数量激增，很多时候采取整批整批的入党形式，比如1939年3月，蒋介石曾要求全体官兵集体宣誓入党，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的军人党员都是以集体入党的方式加入国民党的；甚至还出现了强制入党的事件。（第349页）这样发展出来的国民党党员不仅没有任何对党的认同，反而会败坏了国民党自身的形象。
相反，被共产党发展的先进分子都是骨干，“年轻的生产队长”的形象则是共产党在农村所发展的重点人员，这些“积极分子”是被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他们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后才加入组织的。[66]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如抗战时期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是共产党教化其党员、保持其先进性教育的开端，[67]“共产党员要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斗争中来改造自己”。[68]这个稿子后来在1939年8、9月间发表在《解放》周刊上，对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和培养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对自己的改造始终是共产党员修养教育的关键。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共产党对党员身份的重视，塑造真正的新人。
另外，只有将农村引入政治的范畴，并将农民进行改造，阶级革命之下才真正可以实现平等的诉求。阶级的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引入政治讨论中，使得斗争变得激烈和彻底，每一次以阶级为名开展的斗争都会使得社会更加齐平化。只要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差别，一旦我们将这种差别用阶级或者阶层表达出来的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受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革命传统洗礼的国度，就会带来进一步改革或者革命的诉求，改变这些阶层的存在会使得社会更加和谐与平等。这样推论的极端化就是，整个社会陷入不断改革的漩涡，一次又一次的齐平化使得社会趋向真正的平等。平等主义在中国的兴盛，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的阶级理论密不可分。
四、“告别（阶级）革命”后的政治正当性？
尽管组织涣散并非国民党政权瓦解的唯一原因，也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69]但是“组织涣散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印象通过王教授的著作被强化了，笔者从王教授类似主题的另一部力作中发现，这一倾向并非独立的现象。在《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中，王教授对“革命”如何被神圣化的过程做了描述，在各党争夺对“革命”的定义权的斗争中，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但共产党为什么最终获得了对这一词汇的定义权，王教授却没有很多的论述。《革命与反革命》的主体部分在于对国民党党务不力、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力不足，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基层渗透力不强等等的描述。[70]“三党唯已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71]上述引文中突出的是一种实力政治的进路，“武力”、“暴力”、“血腥屠杀”、“军事较量”等等字眼，无不给我们勾画出一幅三大政党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场面，而共产党的取胜仿佛也是因为军事实力的优势。我们固然不可以否认后期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上的优势，但是由弱变强的易位显然不仅仅是组织上面的原因。历史学研究当然可以从组织方面这样的角度入手分析，这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内在视角，但是本文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可以忘记政党竞争背后的政治正当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组织视角之外，还必须要看到实力政治背后的正义性问题，这正是笔者所强调的实力政治之外道义正当性的实质所指。[72]
在国共的党际竞争中，国民党的失败除了王教授在著作中揭示的组织原因外，更应该看到政治正当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整个现代中国的想象是不同的。在阶级革命理论下，共产党可以将农村带入到改造之中来，也将最大多数的底层人民调动起来，由此调动了最大限度的力量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全部放在组织问题上，必然是舍本逐末和忽略了共产党自身的独特性和先进性的。揭示中性的实力政治分析背后的道义性，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也是回应当下问题的必须。为什么一本历史学著作可能会对政治正当性的问题视而不见，而将最大的笔墨放在对政党的组织系统的论证上？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核心的词汇之一，“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面旗帜，也是正当性的重要来源。[73]革命也是国共两党诉诸正当性的重要词汇。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再到长期执政的党，使得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的论述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在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早期，主要是诉诸历史、勾画未来蓝图，历史和人民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这样就自然具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共产党执政还指向一个光明的未来，那就是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权是最具有正当性的，从理论上来说“文革”是最具革命精神的运动，“文革”不仅要从经济上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还要在思想上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判为‘不是任何社会进步意义上的革命’，但是谁能否认它不是革命式现代化合乎逻辑的结果呢？”[74]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都遭到彻底的否定，尤其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力量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和其他原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此被批判。[75]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明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前一段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历史学界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宜再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线。[76]尤其是“苏东事变”后，国际上自由民主政体的话语强势，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基础。[77]“告别革命”成为学术界很多人的“共识”，[78]近代史研究也经历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尽管很难得出结论说王教授不理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的逻辑，[79]但是《党员、党权与党争》给人留下的印象主要在于组织形态上，这不知道是王教授的疏忽，还是全书组织的原因，抑或是大部分读者（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
2014年6月 初稿于北京大学法律图书馆
2014年12月 修改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 本文的写作得到强世功、李启成、林鸿潮、李晟、田雷等师友的指点，在此感谢；但是无法将所有意见悉数吸收，所有可能的错误由自己承担。
国家留学基金和北京大学靖江法律教育国际化发展基金为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提供了支持。
** 邵六益，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2014-2015）。
[1] 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载《读书》2004年第5期，第53页。
[2] 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第226页。
[3] 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第228页。
[4] 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载《读书》2007年第6期，第3-13页。
[5] 对清帝逊位诏书的这种解释，参见高全喜：《宪政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当然高全喜教授不一定秉承“三个三十年”的观点。
[6] 官方也在最近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
[7]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后文出现时简称为《党员、党权与党争》，文中对该书的引用直接在正文中标出页码。
[8] 关于“列宁式政党”的分析，本文在后面相应部分会论述。
[9] “天”和祖先是中国皇帝的两个正当性基础，祭天礼仪中的祭天和祭祖合一，使得两种正当性基础得以汇合。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尤其是第五章。
[10]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单个人的自由固然重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整体的自由、国家的权利是更值得关注的。在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演变大势”，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11]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载《学海》2007年第5期。
[12] 参见高全喜：《宪政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3]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15]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15页。
[16] 代表概念的出现是现代政治理论思考的重大转折，足以解决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出现的（公）权力无法出现的悖论，也是将权力正当化的重要环节。参见李猛：《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载《世界哲学》2013年第5期。
[17] 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第187页。
[18]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19] 有研究表明，晚清改革家已经受到人民主权理论的影响，如可参见孙晓春：《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与中国近代的民主进程》，载《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0] 参见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12-15页。
[21]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91年再版，第37页。
[22] 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章。
[23] 在清朝的政治构架中，皇帝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是链接各种政治统治形式的核心——作为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可汗以及藏族人的保护者，万民之所以尊崇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权，关键就是这个正统性在这里。
[24]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5] 这正印证了亨廷顿的洞见，变动社会中的政治转型成功的前提恰恰是集权的推行，参见[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
[26] “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清帝逊位诏书”希望保持中国多个民族的共和和大一统的持续，关于这份诏书的宪政意义，转引自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7]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 托克维尔使用的是“政府集权”的概念，我们使用了“政治集权”的概念。关于行政集权与政治集权的比较，可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6页以下；而对法国行政集权及其危害的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页以下。
[29] 参见陈宁生：《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的，第23页。
[30] 阿玛教授（Amar）认为美国宪法中的总统条款就是为乔治·华盛顿量身制作的。See 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 Edition, 2006, p.131.
[31] See 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Unwritten Constitution: The Precedents and Principles We Live by, Basic Books, 2012, pp. 393-394..
[32] 参见强世功：《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15日。
[33] 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时候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去控制党争的危害，参见[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十篇，第44-51页。
[34] 参见吕芳上：《政治转型的挑战——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载氏著：《民国史论（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注释18.
[35] 参见章永乐：《从“大妥协”到“大分裂”：重访1913年》，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9页。
[36] 孙中山对俄国的“赤军”一直很欣赏，希望在中国也可以建立一种由党来控制的军队，新式党军与以往旧军队比起来，不仅具有严密的组织，而且也会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信仰，其实这是实现由军队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37] 这是后代学者对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政体的评价，See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04 (1989), pp. 477-478. For more, please see Dickson, Bruce J.,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38] 吕芳上：《政治转型的挑战——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载氏著：《民国史论（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9] 参见许纪霖等：《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载《政治思想史》2012年第1期。
[40]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1]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一个可见的出处为，[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言部分。
[42]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3] 当然，阶级革命也有其国际视野，随着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经济本身的全球性使得阶级革命也具有了世界理想。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不是一国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利润的逻辑使得资本在全球流转，资产阶级的剥削不以国界为限，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还会受到国际资产阶级的压迫，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肯定是一个全世界的解放，只有消灭了所有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之后，才有可能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稳固起来。
[44]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4月28日），转引自陈宁生：《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的，第22页。
[45]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46]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7] 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64页。
[48] 这是西达·斯考切波的结论，Theda Scok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62-265, p.236.转引自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第240页。这种党治国家其实也是中国国家转型中所需要的中央权威的重建过程。
[49] 对自然资源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的研究，please see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1 (Winter, 2004), pp. 35-67.
[50]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章。
[51] See Jack P. Green, 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2] 参见[英]埃蒙德·伯克：《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载氏著《美洲三书》缪哲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的，第78-81页。
[53] See Eric Foner,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Black Life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4, No.3,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life: A Special Issue(Dec., 1987), pp. 863-883.
[54] See Berlin, Ira, Joseph Patrick Reidy, and Leslie S. Rowland, eds. Freedom's Soldiers: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5] See Akhil Reed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 Edition, 2006, p.424.
[56]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笔下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看似没有变化过，实际上每一次的民权进步都将更多的人转变成真正的美国人民，由此完成对美国人民的重塑。See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3: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2014.
[57] 杜凤娇：《从组织形态看国民党的失败——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7期，第73页。
[58] 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载《读书》2001年第1期，第18页。
[59] 参见刘建平：《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89-90页。
[60] 参见虞崇胜：《“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第84页。
[61] 82宪法继续了统一战线的思路。
[62] Karl W. Deutsh,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1961, p. 495. 转引自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第239页。
[63] For more about Infrastructural Power and Despotic Power, please see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1984.
[64] 即便是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还沿用运动的方式来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可参见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6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66] 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
[67] 抗战爆发后，涌向革命圣地延安的许多青年都加入了共产党，驳杂的思想使得党内思想变得混杂这是刘少奇思考的起因。
[68]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七月）。
[69] “国共的成败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单一因素去解释。”见王奇生等：《中国革命的内因与外因》，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第121页。
[70]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1]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72] “力”与“道义”进路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中表现地也非常明显，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论证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传统，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极其当代典型表现》，载《欧洲》1995年第3期；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
[73] 能够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估计也只有“现代化”了，随着改革开放后“告别革命”以及相关讨论，统合“革命”与“现代化”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任务。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这两种进路的张力在近代史研究中显得更为突出，参见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
[74] 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第250页。
[7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76] 这是胡绳的判断，转引自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102页。法学研究中也遭遇了这种政治的隐退，可参见邵六益：《迈向新政法法学：法律社会学发展的知识反思》，未刊稿。
[77]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对很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8] 围绕着“告别革命”展开了许多争论，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五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这一版在书后也附有相关的学术争论。
[79] 参见王奇生等：《中国革命的内因与外因》，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第114-116页；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递进》，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