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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1]

更新时间:2022-11-01 09:01:39
作者: 张维迎 (进入专栏)  

   本文从改革的历史视角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简要地总结了15年来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随后解释了中国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动力和改革成功的原因。本文认为,从计划经济体系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所有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相互作用的变革过程,这一点在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已发挥了巨大作用。

  

   前言

  

   几乎所有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在进行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激进式”(big bang)和“渐进式”(gradualism)被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粗略地划分,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中国采取的则是渐进式改革。[2]1990年当激进式改革的设计者们规划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和价格放开的改革蓝图时,中国12年的渐进式改革正在遭受来自国内经济学家和西方对手两方面的猛烈抨击。[3]令人惊奇的是,两年之后,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几乎停滞不前(持续到1992年早些时候),这股抨击潮流却发生了对立性的根本变化。现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

  

   已经有很多论文就激进式和渐进式转型方式的相对优缺点进行过讨论。尽管没有决定性的研究结论,多数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和东欧国家及苏联不同的结果归结于它们不同的改革方式。[4]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们主要的观点是:渐进式改革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分散和均摊转型成本,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为可行。

  

   现有的对转型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经济学角度和社会选择理论两个方面,[5]很少有从改革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大量的讨论集中在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上,忽略了怎样才导致了改革的进程这一问题。

  

   本文将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争辩哪种改革方式是好的或者坏的,而是要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进程能够进行到现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改革的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第二部分分析了导致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深层原因。第三部分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改革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那些被很多经济学家猛烈抨击的政策和因素,其中的某些政策和因素是被所谓的“保守派”用于操纵改革的实际进程的结果。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经济改革被很多经济学家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用来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进行区分。但是目前没有理论上的定义和概括能够反映出中国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6]这一事实表明了改革的复杂性。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不对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做出理论上的定义,我们要将中国改革的几个主要特征化事实作如下陈述:

  

   1.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变的改革目标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什么目标,而是说改革的目标在不断地根据改革的进程进行调整,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7]进一步来说,甚至迈向市场经济的方向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文字上同样的改革目标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使得目标更加难以捉摸。

  

   2.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任何规划。相反,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SCRES)已经先后出台了14个改革规划[8]。第一个规划最早出现在1979年12月[9]。1981年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要求下,一个全面的改革规划也随即出台(吴敬琏、赵人伟,1987;石小敏、刘吉瑞,1989)。两个激进方式的规划也相应在1986年和1988年出台。然而这14个规划由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可实施性或者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而最终没有一个被真正付诸实践。渐进式改革不是不需要规划。如果一个设计良好的改革计划被逐步实施,我们照样可以进行渐进式改革。但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这样的规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将中国的改革称为“零碎的”的比“渐进式”更为确切一些,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3.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模式来进行的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着一些时间顺序上的相互依存,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完成后才能进行。例如,吴敬琏和刘吉瑞(1991)认为价格放开应该在企业改革之前,而大卫·纽伯里认为打破垄断应该在价格放开之前(Newbery,1991)。选择错误的改革序列也许会比不改革造成更大的恶果,因为完成某些改革也许会制约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也许现在判断中国的改革序列是不是最优序列还为时尚早,但中国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10]。也许从易到难的顺序和最优序列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最容易的改革在最难的改革前面往往效果更好。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因为从易到难是最优的原因才选择了这一模式。如果它能够达到最优,这是一种幸运。事实上,很多中国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曾经将这种模式看成是短视的(吴敬琏、赵人伟,1988)。

  

   4.中国经济改革是通过双轨制改革进行的

  

   双轨制最初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在这个制度中,大多数的产品都有两个价格:配额产品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多数(国有)企业产销都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个渠道进行的[11]。双轨制同样也被大多数其他改革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为一个双轨制经济(刁新申,1989)。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包含了改革中大多数的特点。双轨制的关键一点是它把市场价格机制首先从边际上引入,然后再一步一步蚕食计划价格。举例来说,市场交易不是削减计划的配置,而是做出地域或者范围的划分;私有经济不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者解除国有控制,而是放开新企业的进入门槛限制。[12]这对于理解双轨制来说至关重要。

  

   5.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剥夺任何主要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而是改变了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

  

   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现状。这就是从它一开始在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任何强烈抵制的原因。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中由于一些人的境遇必须变坏,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樊纲,1993b)。尤其是政府官僚被看作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被消除(史正富,1993)。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着重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拥有权力的官僚部门的抵制。双轨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外,双轨制事实上使得政府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现在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和更有效的方式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寻租)。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为支持这种改革[13][14],尽管他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改革。

  

   6.中国经济改革被地方政府所主导

  

   尽管说整个改革是一个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过程的混合体更为恰当一些(Chen et al.,1992),但是地方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还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很多改革方式都是由地方政府甚至是一般基层群众发起的,随后才被中央政府认可并且作为国家政策加以推行。[15]地方政府抛弃了大量的计划体系。很多地方政府在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前面。这并不是意味着地方政府违背了中央政府的意志行事。事实上,用地方政府去和一些保守的中央政府官员抗衡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所采取的改革策略。[16]正像史正富所言,地方分权是中央集权管理改革的特征之一(Shi,1993)。

  

   7.中国经济改革显示出巨大的地域差异

  

   这和上一点有着联系,也是改革的进程在空间尺度上差异的反映。一些地区的改革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沿海的广东等地区变成了准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大多数内陆地区仍然以计划经济为主。改革的地区差异是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类似的。

  

   8.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试验的过程

  

   很难找到一个不经任何试验就能实行的单一改革模式。改革试验既有以地区为单位的(典型的是以城市为单位),也有以部门为单位的,甚至以企业为单位的。典型的改革试验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选定的地区、部门或者企业中进行。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区、部门或者企业;如果失败了,就会停止。这种试验不仅仅在某一个领域内进行,也用在全面的改革中。[17]国家体改委不时地会选择一些试点城市做全面改革的试点。

  

   9.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走走停停的变革过程

  

   变革的过程意味着会有很多微小和半心半意的改革措施,随时间的变迁累积成激进的变动(Shi,1993;Z.Wang,1993)。这个特征不仅在整体的改革进程中存在,几乎在每个领域的改革中也都存在,包括农业改革、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所有权改革、宏观管理改革,甚至是房产改革。双轨制作为改革的模式存在于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一次就能完成。比如,始于1979年的价格改革至今还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很长时间都是改革日程的重点,但是离最后结束还差得很远。许多改革还经历了多次反复。这种走走停停的循环是指改革的推进和改革挫折停滞交替出现。在推进阶段,一些重要的甚至激进的措施都被付诸实践。在停滞阶段,部分已经实施的措施被撤销了。在大多数的周期中,后退的措施要少于推进的措施[18],因此变化总是会逐步地出现。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改革周期和政治周期相关。在推进阶段,改革派要活跃一些,而保守派则保持沉默;在停滞阶段,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政治周期和改革周期的相关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含糊不清的。[19]

  

   随机行走:中国是怎样选择渐进式改革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多多少少像一个随机行走(random walk)的过程。邓小平先生的战略是:“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在快速地累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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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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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市场的逻辑 / 张维迎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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