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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璞院士:战略科学家培育之我见

更新时间:2022-10-31 00:03:50
作者: 孙昌璞  

  

   2021年9月,习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

   “明者见事于未萌,智者图强于未来”,中央强调要“大力培养战略科学家”,这将对我国的人才战略乃至科技事业带来重要影响,战略科学家的培育和使用当前已成为科技界热议的话题。

  

   科技发展战略与战略科学家

  

   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精神,科技界首先应当明确战略科学家的内涵。战略科学家是科学性与战略性的集成统一,正如美国科林斯在《大战略》中写道:“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里,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个领域就是战略”。

   既然战略科学家的任务是生成科技发展战略,那么我们首先要厘清科技战略的含义是什么。

   一般的战略是指在给定的条件下有一个或者多个长期或整体目标的总体规划,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它不是战术,也不是攻略,是所谓战略家提供给“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的知识和学问。

   因此,一个好的战略,不应在乎一时输赢,而是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整体长时最优。一个战略性思想,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要告诉领导者该做什么,还要告诉领导者不做什么,以及如何取舍。

   只强调把事情的一个方面做到极致,不考虑条件约束和机会成本,这只是谋略性的投机,并不是战略。从一定意义上,一个战略的反面(即对现有战略说“不”)也是一个战略,并能与前者比较。

   最重要的战略必须是自上而下、由粗及细、科学生成,小步试错、逐渐迭代、在多条战略路径中进行抉择,而不只是一时一事体现权力意志的“拍脑袋”。

   战略科学家的任务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生成科技发展战略,而科技发展千变万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科技战略目标的细节不是一成不变。

   为避免需求目标的主观决定论带来危害,科技战略的生成过程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因此,在形成科技发展战略过程中,说“不”有时比说“是”更重要。而且,由于说“不”的战略判断不可能有直接的价值体现,更需要战略科学家具有深厚的科学底蕴和强大的科学勇气。

   界定清楚了科技战略和战略科学家的特质内涵,我们对如何培育和使用战略科学家的很多问题就了然于心了。

   根据我的理解,战略科学家首先是科学家,他们是正在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科学前沿上“冲锋陷阵”“有战功、有战绩”的战士和战术指挥员,在披荆斩棘的奋战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能力,对科学发展方向具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力。他们打过多种场景下的硬仗,具有丰富的科学研究经验,看问题具有跨学科的科学视野乃至哲学高度。

   战略科学家一般不应只是一个狭窄研究方向上的专家,而应当是深入涉猎多个科技战略领域的通才。为了组织团队科技攻关,他们最好具备很强的学术领导能力和人才培养与识别能力。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战略科学家立足科技实践,对人类进步、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不断作出有历史深远意义的战略判断。

   例如,美国的万尼瓦尔·布什是战略科学家(但通常国际上不用战略科学家的提法)的典型,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成功地领导了曼哈顿计划,而且在二战后提出了科学发展战略的新理念,建议美国要在国家层面上着力支持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方面的基础研究,其观念是美国二战后科技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其影响力延续至今。

   又如,我国科学家钱三强留学回国后就大力推动新中国原子核物理的发展,适时提出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科技战略,并正确地部署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队伍,推荐了一批优秀科学家进入核武器研制一线。

   特别是,他在二机部领导原子弹研发攻关的同时,在中国科学院超前部署了氢弹原理的研究和技术预研,使得我国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不久就取得氢弹的成功,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需要提及的是,战略科学家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提法,在英文中极少使用“strategic scientist”或类似的词,究其原因是我们有注重举国体制的历史。其实,在我国科技发展不同阶段对战略科学家有不同的理解。

   北京大学教授王义遒提到,早年甚至有不少人把“战略科学家”当成一个贬义词。一定时期,我国学术界也有过“需要战略科学家——帅才,还是冲锋陷阵科技战士”的争论,希望本文的理解分析能够协调和澄清这些在科技界沉淀许久的不解之问。

  

   举国体制是战略科学家用武之地

  

   战略科学家与国家动员、组织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直接关联在一起,后者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从世界范围的科技发展看,国家层面强力推动科技发展有不同的模式。

   二战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少有在国家体制层面上以集中模式支持科学研究的。美国的国家主导科研任务的集中模式始于曼哈顿计划,二战衍生出的以特定任务导向、组织科学技术研发的举国体制,在战后也长期性地引导和影响了首先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

   当然,在和平年代,日本等国采取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共同研发关键技术的合作模式,并取得了成功,如1976年设立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VLSI)。

   其实,政府必须介入重大科学工程建设和新兴技术发展,而且只有采取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模式它们才能成功。这个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即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实施科技举国体制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明确了“任务带科学”的原则,出现了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雏形,做什么不做什么,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

   今天看来,这个规划的科技方向事实上是由当时的战略科学家主导的,它的实施以及随后“两弹一星”研制的成功,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举国体制模式,其内涵是选定有限几个关键方向领域,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国力量,规划科学和技术的重点,按照任务导向配置物质资源,指挥全国科技力量协同“攻关”。

   这种科技举国体制的传统和精神,在我国后来的航天事业发展和高铁研发中得到进一步继承、弘扬。也正是在这样的举国体制下,我国涌现出一批高水准的战略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和邓稼先等,他们在资源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在科技发展方向中做出了战略性的取舍,充分体现党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条件和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市场化使得传统的科技举国体制面临各种挑战,甚至个别方面需要被扬弃。

   然而,今天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美科技脱钩的趋势,使得科技举国体制重新成为保障国家科技安全的刚需。为了新形势下我国科技持续发展,必须要进行改革升级,形成适应强烈现实需求的新型科技举国体制。

   当前,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加剧。因此,我国需要继续发挥科技举国体制的作用、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占领新兴战略技术制高点。

   我们应注意当前的条件和形势不同于过去,科技举国体制如何更新,急切需要战略科学家的战略判断。众所周知,传统的举国体制主要集中在技术任务目标明确的领域,任务分工清晰,国家统筹力量强,为了实现目标常常可以不计成本。

   从科学角度讲,“目标的‘可达性’已经解决”,我们基本能够快速“跟跑”和大力“追赶”,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我们也成了“国际班”上最好的学生。

   过去这些做法是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但跟随日久,就会形成一种对国外科技发展方向和技术途径的依赖性,发展战略思想匮乏。

   今天,我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多样性的经济主体不会是在传统计划的框架下统一协调运行,市场已然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新型举国体制需要适应这种市场经济,需要国家在相应的战略性技术领域长远布局,并建立有效的政府与企业、研究机构联合的科技攻关模式。

   因此,怎样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在这种体制下规划我国的科技发展,特别是面向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战略规划,必须有真正的战略科学家的深度参与和学术上的高度引领。

   正如前文已经强调的,与一般科学家乃至科技领军人才不同,战略科学家更多在于其“战略性”而非只是“科学性”。

   比较而言,科技领军人才虽然在社会上接受度较高,但他们常仅限于“科学”层面,而战略科学家不仅掌握最新科学技术最前沿领域知识,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科学话语权、预测科学发展大势的大科学家,只有他们才能在科技举国体制中预判什么有所为、什么有所不为,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研判科技热点是否是竞争国家的战略误导。

  

   战略科学家是我国科技人才链安全的关键少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仓理认为,传统“举国体制的图景是全国各地向一个中心汇聚的‘射线’状组织模式,这种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可复制”。他认为,“独链易断,网不易断;平面的网络易破,而立体的网格更为坚固”。

   要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使我们的国防科技领域“科技链”更加牢固、更加健壮,就要把它织成一张“密密实实的网”,他的意图更多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态营造”。

   要形成这样一个新型举国体制的网,摆脱科技“跟跑”的依赖性,就要构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关键科学-技术-工程的完备科学技术体系,就要有创新科技思想的引领,战略科学家正是这种思想之源。

   产生新的创新思想、提出新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要有具体支撑这些科技创新战略落地的各层级人才队伍,进而形成与立体的科技网链相呼应的完整人才链,以保障我国的科技安全。

   但是,与其说战略科学家是站在我国科技人才链的顶端,不如说他们是我国科技安全“网”的关键结点,这些关键少数牵一发而动万钧,其科技战略思想引领了我国科技发展趋势和流向。

   从这个意义讲,战略科学家不仅要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甚至应该是“两栖科学家”,既能从事科学研究,又能从事工程实践,还能很好地团结和组织同行,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上共同奋斗。

   从健全国家科技创新人才链的角度看,战略科学家填补了纯学术专家和科技界领导之间的空白。过去,我们只注意分别培养学术上的大专家和科技界领导者,主动培养战略科学家的思想和实践也不十分到位。

由于没能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战略科学家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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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技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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