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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揽镜自鉴”:为何从亚洲看中国比从西方更为重要?

更新时间:2022-10-30 00:06:38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为什么有关中国的域外史料开始引起注意?

  

   首先,我要谈的是,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域外的史料,这些域外史料对 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原来做佛教、道教和思想史,主要关注只是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文化, 那么, 为什么这二十年来, 我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呢?  我自己回想了一 下,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港台地区等一些地方,有关“东亚” 的这个说法逐渐在升温。很多人提倡,历史研究要超越国境,要研究“东亚”或者研究“亚洲”。像日本、韩国,他们研究历史的单位,常常就是东亚或亚洲,比如日本的宫崎市定。宫崎市定的大著,就是讲了“ジ了史研究”,也就是亚洲史研究,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他的三册,就叫《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从明治时代起,日本学者他们写的就是“东洋史”,前面我们说了,“东洋史”就是“了ジ了史”。韩国人受了影响,也和日本人一样,习惯谈“东亚”或者“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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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东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历史世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不得不越出我自己所熟悉的“中国”,去关注日本、韩国,以及他们的一些研究,关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介入“亚洲”或者“东亚”这个历史问题的讨论。可是你要想介入,你就得知道他们的枪法、他们的资源、他们的立场,所以,就要去看他们的研究和文献。刚才我说过,“亚洲”绝不像日本的冈仓天心所说的那样,“亚洲是一个”,其实,“亚洲”这个词和“远东”这个词一样,它原本是来自欧洲,对遥远东方的一个地理描述单位,可是,它凭什么成为历史上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个”呢?如果曾经是“一个”,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亚洲”,又怎样书写这个“东亚”的交错的历史呢?这是我关心这些保存在域外的、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汉文文献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前面说了,你不能只是自己看自己,你得通过“周边”和“中国”的交涉,来理解东亚和中国自身。了解中国和外面的关联性历史,这对于你反过来理解自身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好处。

  

   同时呢,还有第三个原因。这就是怎么理解“中国”。如果我们中国史要重新定位的话, 我们要不要关心我们的周边?到底我们跟周边诸多民族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汉化”或者“文化圈”是不是中国延续和存在,以及朝贡体系成立的原因?

  

   这几个原因,使得我在2000年以后,差不多花了五六年时间,不断地去看这些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汉文资料,一方面试图回应这些提出来的问 题,一方面也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中国学界对此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为什么中国学界对这个东西的关注始终是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地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 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些年到日本、韩国去,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学界,对朝鲜文献、 对琉球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也许是日本人做过朝鲜殖民者的 缘故,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 重要杂志,叫作《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 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可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学战”。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榄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做研究,有个天生不足,看中国书很慢啊,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地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同一个裁判手下,  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讲过,我说,将来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现代学术变化可能的又一波?

  

   接下来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异域有关东亚和中国的文献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领域,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总觉得,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 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听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汉族之外的异族,包括像张穆、徐松等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得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方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 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 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像袄教、景教、摩尼教 等所谓的三夷教,以及原始佛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 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亚洲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民族、宗教和文化。这样就 超出了中国特别是汉族中国,也和国际学界那个时候的一些研究同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审格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作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  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审格先生才讲,这样的学术才叫“预流”的学术。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 我在《宅兹中国》这本书里面,专门写了一章叫作《从“西域”到 “东海”》, 就是讲这个可能的趋势。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 古、朝鲜、越南、琉球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 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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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我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关心社会上, 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觉得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他已经对社会问题失去了回应的能力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式的生产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 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现在学界流行一个词叫作“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镰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材料,我们又多了很多历史 的文献,这不是对我们也都挺好的吗?

  

   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镜子来照自己,而这个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周边看中国”。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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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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