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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陶澍对近代湖湘士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10-25 18:42:11
作者: 唐浩明  

  

   陶澍是安化走出的人杰,在安化人的心目中,陶澍就是神。很多老一辈的安化人,从小就是听陶澍的故事长大的。近代湖湘人才,是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之后,开始人才辈出,灿若群星,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为什么会在曾左胡以后,湖南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人文现象?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是湖湘文化与近代的一场社会巨变(即太平天国起义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碰撞以后出现的一个美丽结局。

   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社会巨变形成之前,有一群湘籍精英,他们好比春江水中的鸭子,比一般人更早地看出了时代的弊病。他们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见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杰出的才干,在思索并践行着挽救时代的弊病。一般人没有这种感觉,也无能为力。但有那么一批顶层精英,他们凭着自己的见识,凭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而且他们结成了一个团队,形成了一个气候,造成了一种影响。这群人对于稍后的曾左胡这一帮人起到引领与榜样的作用。这一批前行者的领袖就是安化的陶澍。

   一、陶澍学问的源头

   一百四十多年前,也就是在陶澍去世整整40年的时候,有两个人对他作了盖棺论定,认为道光以来中国的第一人才就是陶澍。他们把陶澍比作黄河的源头昆仑山,长江的源头岷山,这是对陶澍最高的评价。这段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研究陶澍的人几乎都知道这段话。

   这两个人,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张佩纶。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国顶级聪明的人,清议派的领袖。何为清议派?晚清时候,有一批人喜欢议论朝廷政治、品评当政人物,这批人大多是清闲职务的人,不掌实权,是文化教育、纪律监察等部门的官,所以叫他们清议派。清议派的头面人物多半自命清高、目空一切,上下五千年,没有几个人能入他们的法眼,要他们去佩服哪个人,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可就是这样两个清议派的头头,他们能把昆仑山、岷山这两顶桂冠戴在陶澍的头上,可见他们对陶澍的敬重,也可见陶澍在那时官场士林中的崇高地位。

   二张的这段议论,张佩纶回到家里后写进他的日记中。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日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短短的论文,内容非常丰富,值得我们细细地研究。当时他是用文言文写的,今天我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说一说。张之洞和张佩纶说,自从道光朝以来,中国的人才无疑应以陶澍为第一。从道光元年到光绪五年,历时近60年,也就是说在这60年里,陶澍为中国人才之冠,这是陶澍死后40年社会对他的盖棺定论。

   二张说,陶澍的学问来自于三个源头。第一是讲求历史、考订掌故。讲求历史、考订掌故是什么学问?就是关注官员的操守及作为,对他们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又注重研究前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这是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学问,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帝王学。在这方面,得陶澍真传的是贺长龄、魏源、曾国藩等人。贺长龄的最高职位是云贵总督。处低位的是魏源,大家都很熟悉,他先后做过贺长龄、林则徐、陶澍的幕僚,而曾国藩则是集大成者。

   第二是综核名实、坚卓不回。什么叫做综核名实?这个话我们现在很少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考核一个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学问以儒家学问作为主体。儒学又被称之为名教,这就是孔夫子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儒学看重名分、名义,不只是这一点,而且还要循名责实,即要根据你的名来考究你的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名副其实。有句俗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与实之间,必须是实至名归,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职位要跟他的名分相配。比如说一个县令就要做好县令分内的工作,要安定一境、造福一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县令就不合格,就要撤掉他的职务。

   坚卓不回,即遇到困难要坚忍顽强,不折不回。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官员的敬业态度和执行能力,得到这方面真传的有林则徐。林则徐禁烟的强硬与销烟的决绝,为我们后人所敬佩。实际上最先开始禁烟的还不是林则徐,而是蒋攸铦。他早就看到鸦片对中国的危害,要坚决的毫不留余地的杜绝鸦片。蒋攸铦这个人一般不熟悉,我也不多讲,他做过总督与大学士,林则徐深受其影响。张之洞和张佩纶二人认为蒋攸铦在敬业方面表现得不错。至于当时受朝廷所称赞的琦善,他们认为不过是得陶澍之皮毛,但他却在自我炫耀。琦善是满人,也做过总督和大学士。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扬州办江北大营,不久病死于营中。

   第三是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这里说的是既有宽阔的胸襟、自觉的担当,又具备掌控统领全局才能的学问。在这个方面,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得到了陶澍的真传,并且能升堂入室,成为陶澍的卓越弟子。二张在这里下了一个结论:陶澍好比是昆仑山、岷山,贺长龄、魏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琦善等人则好比是出自于他脚下的黄河、长江。

   二、陶澍被称作“道光以来人才第一”的原因

   接下来张之洞和张佩纶发出这样的感叹:眼下影响海内、最负盛名的三个人都还不完美。哪三个人呢?第一个是左宗棠。左宗棠当时不得了,号称“天下第一人”,因为他的军功太大了,平定西北、收复新疆,功盖天下。但他做宰相时,却对人太苛刻,度量欠宽宏,绝不能传承陶澍的衣钵。这个人不能够完全继承取代陶澍。身为宰相这个职务,缺乏与之相匹配素质的第二个人就是阎敬铭。阎敬铭在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理财专家,他为清朝廷积累了800万两银子。慈禧一看不错,我现在有这么多钱了,就修颐和园吧,但阎敬铭本人坚决反对。阎敬铭会理财,他得到了陶澍办事的精细品格,但是他事业上的规模太狭窄。第三个就是李鸿章。二张对李鸿章怎么看?他们认为李鸿章办洋务的格局虽然很大,但李鸿章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办事不够公允。李鸿章比较爱钱。他办洋务,国家赚了,自己也赚了。有人会说,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他怎么会这样评价呢?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张佩纶还不是李鸿章的女婿,如果李鸿章早点把女儿嫁给他,也可能不会这样说了。

   张之洞、张佩纶这两位清议派的领袖,酒后恣意臧否人物,兴致高涨,他们一口气列举了在陶澍之下的十个人:贺长龄、魏源、林则徐、蒋攸铦、琦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阎敬铭、李鸿章,几乎将60年来中国的风头人物一网打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十个人中有五个是湖南士子:贺长龄、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我们还考虑到阎敬铭是胡林翼从朝廷挖过来的,做他的助手。阎敬铭是陕西人,胡林翼看中了他。开始阎敬铭在湖北理财,后来一路提拔。阎敬铭就是因为会理财,后来才做到副总理这样的高位。而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曾国藩生前号称学生满天下,严格意义上的学生只有李鸿章一人。而且李鸿章办淮军之前,一直是曾国藩的幕僚。那么这些人中就有七个属于湖湘系统,可见陶澍对近代湖湘的影响之大。

   那么我们要问,陶澍为何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陶澍一没有办军队,二没有在中央政府当个名副其实的总理。那种大学士属虚职,就像我们今天的正国级待遇,在朝廷里面他实际上没有决策权,那他为什么能这么大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陶澍的生平行事吧。

   陶澍,清乾隆43年,即公元1778年出生在安化县小淹陶家湾。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27岁到北京翰林院,29、30岁两年在家里为父亲守丧。从31岁到41岁这段时间,也就在这十年之间,他在北京做监察官,担任监察、纪检方面的职务。42岁那年开始外放,历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接下来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62岁病逝于两江总督的任上,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谥“文毅”。我们今天大家尊称他是“陶文毅公”。

   陶澍一生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热心倡导并努力践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他在京做官的时候就不尚空谈,注重实务。外放时他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尤其在长达13年的江苏巡抚与两江总督任期上,他兴修水利,改纲盐为票盐,开辟海运,为国计民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陶澍在河工、盐政、海运三个领域的政绩,可以说从道光以后一直到整个晚清无人能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政绩主要是打仗,地方经济他们其实做得不怎么样。林则徐、李鸿章等人也很优秀,但他们都无法与陶澍相比,所以张之洞、张佩纶称赞陶澍是道光以来第一人才。

   二是热心引荐同道,培育人才。在陶澍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晚清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代领袖。这个转型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由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转型为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洋务与维新运动。经世致用不是近代才有的,经世致用是中国学问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优良传统。到近代有了一个转变,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从西方引进了洋务、维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陶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三、陶澍对晚清湖湘士子的深远影响

   正是这两个方面,陶澍深远地影响了近代湖湘人士。在他周围活跃着一大批湖湘士林俊杰之才,如贺长龄、贺熙龄、魏源、唐鉴、汤鹏、何绍基、李星沅等人。此外,由陶澍倡议,贺长龄、魏源所执笔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在当时风靡天下,有志之士几乎人手一册,在开启心智、解放思想方面,这两部书可谓功高海内。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一辈的曾左彭胡,以及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李续宾兄弟、王錱这些人,他们在年轻时理想壮志就是要实学报国,以拯救苍生为己任,这批湖湘人物,都是在陶澍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幸在十多岁的成长期遇到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他们觉得,做人就是要做陶澍这样的人。这中间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陶澍对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一百多年来温暖着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之心。

   道光十年,胸怀大志的19岁书生左宗棠,在长沙拜见了因母亲去世而回籍的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一番长谈下来,贺氏兄弟十分看好这个年轻人。贺氏兄弟家中的藏书开始向左宗棠敞开,你想读什么读书,应有尽有,左宗棠因此一头扎进了实学的领域,读了他家里的书,大部分是经世致用的书。晚年,左宗棠深情地回忆,当时贺长龄那么高的官位,年纪那么大,他会亲自爬上那个楼梯,到楼上去找书,给左宗棠拿走。而此时的左宗棠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什么功名也没有的穷学生。这一番场景,令左宗棠一生感动。

   一年后,贺长龄回江苏供职。临行前,亲手将一部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勉励他好好的读通这本书,同时又把他引进长沙城南书院,让他继续深造。当时贺熙龄正在城南书院担任山长,免除了他的学费。贺长龄到江苏后,在陶澍面前竭力夸奖这位湖湘新秀。

六年后,陶澍从江西取道醴陵回安化祭祖。醴陵县令把接待处的里里外外搞得很好。他觉得就是缺了一副楹联,要请一个很有才学的人专门为陶澍写一副楹联来迎接。醴陵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当然是渌江书院的山长左宗棠。这时的左宗棠已经中了举了,名气已经出来了。左宗棠奉县令之命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陶澍下塌处,以示欢迎和敬仰。这副楹联气概非凡,上联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下联是:“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道出了陶澍引为“旷代之荣”的一件大喜事,即道光皇帝多次召见陶澍,为其题写“印心石屋”题匾。陶澍的先祖陶侃,曾经统领过八州郡,是东晋时第一名将,陶澍以此自豪。这里左宗棠把陶侃拿出来,与陶澍相比非常恰当,表达了三湘子弟对陶澍的仰慕之情。陶澍一到馆舍,立刻被这副对联所吸引,不禁喜从中来,立即与楹联作者左宗棠见面,与他深夜纵论古今。在两人交谈中,左宗棠不小心将陶澍挂在胸前的朝珠线弄断,朝珠洒满一地。左宗棠一边不慌不忙地拾起地上的朝珠,一边从容地与陶澍对话。一个年轻的举人,在威风八面的总督面前居然能有如此的胆量与气度,令陶澍惊讶不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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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湘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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