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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龙:“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更新时间:2022-10-13 11:11:20
作者: 李大龙  

  

   摘要: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关键词:“边疆”;“中国”;交融;多民族国家 中国

  

   何以边疆?何来中国?这是两个很复杂,既相互紧密关联,又歧义丛生的问题。说紧密联系,是因为二者可以构成“中国边疆”,是我们研究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需要给予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歧义丛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层:一是“边疆”和“中国”两个概念的含义构成比较复杂,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边疆”和“中国”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当今的学界和国人则也是从不同的视角对“边疆”和“中国”进行诠释和认识。二是两词结合而成的“中国边疆”也因为“中国”概念的变动而被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分为“历史上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两类而有不同的认定,对前者的认识则自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中国”范围开始的大讨论迄今也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看法。因此,对“边疆”与“中国”的认识出现歧义是十分正常的。近读杨斌教授《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同时更希望多学科视角的审视让我们对“边疆”和“中国”的认识能够更加立体和全面。

   一、历代王朝虽然称为“正统”但并不是一个延续的政治体

   《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是杨斌教授在全球视野下解读云南融入中国的历史而撰写的著作。杨斌教授举出了越南和云南作为比对的对象,试图解答一个学术预设:“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以及居民,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分认同的转变。”作者在这个预设中提及了2个“某国”和1个“此国”政治体概念,但三者在作者的意识中实际上所指是同一个政治体。尽管作者在“某国”后有一个“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进一步说明,但从此书的研究对象分析,所谓的“某国”“此国”指的即是“中国”,而“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则是指“云南”。此也和书名中“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契合。

   中华大地上是否存在一个“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延续下来的“中国”,这是留给史学家解读的最大问题,也是引发歧义的重要问题。应该说,虽然秦汉王朝的疆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基础,但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并不存在一个延续古今的“大一统”的王朝,不同区域却存在着进一步深度融入或分离的多种样态,最终的发展结果却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从历史上看,秦汉设置的郡县区域脱离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轨道的例子并非只有越南,汉武帝时期在东北亚设置的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区域也同样并没有完全成为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没有设置郡县而是设置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将等实施羁縻统治的区域则也成了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从“敌国”“兄弟”到接受册封的原匈奴政权控制的区域则部分成了今天蒙古国的疆域,部分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而并没有纳入秦汉郡县的青藏高原则也成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部分。上述这些融入或脱离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区域”在古人和今人的意识中往往都被称为“边疆”,而秦汉及列入中国正史叙述范围的历代王朝则被视为“中国”。这几乎是中国学者乃至国人的一般认识,即如杨斌教授所言:“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延续至今的中国?或者简而言之,有没有中国?对这个问题,笔者想,绝大多数国人,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答复的。因为中华文明引以为豪的便是其连绵不断的持续性。”尽管杨斌教授将“历史上的中国”视为“陷阱”,但同时认为:“简而言之,第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历史上(包括当代)的中国,各有阶段性;第二,探讨中国概念,不能逆流而上而把现在的概念、观念推到古代;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需要界定讨论的范围和标准,从某一角度如果不是从最本质的标准和内容来分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杨斌教授尽管认定历史上存在的“中国”“各有阶段性”,但还是将其对接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即存在一个古今延续的“持续性”的“中国”。

   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和国人的意识中肯定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一个延续至今的中国”,但笔者还是认为这一认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它是国人对“大一统”天下的一种想象。因为历代王朝并非同是一个政治体的延续发展,且这一想象将我们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认识引入了误区。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历代王朝之中只是有些王朝存在前后相继的存续关系,其建立者是来自于不同的族群,既有源出于华夏的群体,更多则是非华夏的其他族群,国号、立国时间、政治中心和疆域等也并不完全相同,且政权属性分属“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也存在巨大差异。虽然都以“正统”自居,互相之间也是排斥的。因此,以历代王朝都以“中国”自居,且被视为“正统”,而将其视为一个经过了“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同阶段的同一个政治体“中国”,是否符合逻辑也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论证。也就是说,杨斌教授学术假设中的“某国”“此国”是一个在中华大地上并不存在的政治体,中华大地在“某国”(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存在着的“古代王国、帝国”只是在很少情况下呈现一个独大的状态,更多的“古代王国、帝国”的统治者虽然都希望自己是“中国”,且也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结果也只有极少的“古代王国、帝国”的“中国”身份得到了认同,被称为实现“大一统”的也只是汉、唐、元、清四个而已。一个典型的例证即是东晋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虽然建立十几个政权,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以“中国”自居,甚至为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而发动了对东晋的淝水之战,但却因为以失败告终而成了传统话语体系中的笑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汉语成语的存在即是明证。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政权则被称为“五胡十六国”,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并不能代表“中国”。也就是说,前一个“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在中华大地上的实际状态在更多情况下是以多个并存而呈现的,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也只是少数被视为“中国”进而和后一个“某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对应关系,将二者视为是一个延续的“某国”则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学理诠释作为支撑。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在《光明日报》发文引发全国性有关“历史上中国”叙述范围的大讨论的直接原因。

   进入21世纪,赵永春教授出版了《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试图对中华大地上从“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到“某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给出一个理论诠释。杨建新教授从“中国”一词的探讨出发,将这一变化过程给出了“一个中心、两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归纳。笔者在《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中也从“中国”的探讨出现,提出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界,在之前的中华大地上“中国”是诸多王朝或政权争夺“正统”的旗帜,推动着不同区域的“自然凝聚”,《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疆域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开始向受国际条约制约的主权国家疆域(也即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如何对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完善的理论阐释,学者们的探讨目前还在延续,而今天“何来中国”依然能够成为不同学科热衷讨论的话题,说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如何认识中华大地从“某国”(古代王国、帝国)到“某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依然并没有形成一个被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答案。

   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延续的“中国”(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存在于传统以历代王朝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被杨斌教授称为“某国”“此国”的“中国”并不是在中华大地上实际存在的一个连续完整的政治体。这应该是杨斌教授学术预设中的一个瑕疵,因为既然不存在一个“某国”,那么何言“原本不属于某国”?但尽管如此,杨斌教授要探讨的问题也并不是没有意义而且意义还非常重大。即作为“边疆”的“云南”和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如何交融发展成了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而包括“云南人”在内的先秦时期被称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后来被称为“华夷”的诸多人群如何被“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依然是困扰当今学界的重大学术问题。迄今为止,虽然很多学者看到了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存在问题,但提出的诸多新的解释除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外并没有其他说法得到广泛认同,而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因受到质疑也严重制约着学界和国民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认识。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多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多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交融,而动态和多学科视角的探讨则或许是一个可行和应有的途径。

   二、动态而多样的“边疆”与“中国”

   “边疆”和“中国”并非是含义单一且固定不变的词汇,将其视为静止的研究对象是难以对其做出客观诠释的,因为“边疆”和“中国”是内涵丰富且在不同时期或和某一主体相结合其含义会有变动的动态的词汇。这是我们在探讨“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给予关注的问题。不然我们的讨论就难以展现在一个平台上,只能各说各话了。

   “边疆”一词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欲阙剪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是其基本样态,即是指政权疆域的边缘。当今社会对“边疆”一词的使用则有泛化的态势,诸如“文化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用法的出现是突出表现,不仅见诸各种媒体,甚至在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中也频繁出现。

   “边疆”的属性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边疆”的属性定位为空间的话,那么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诸如:

   地域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被认定为地理概念、政区概念,“边陲”“边缘”“边地”“边境”“边郡”等是在史书中常见的用法。

   人文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被认定为“文化边疆”“民族边疆”,“夷狄”“蛮荒”等是史书的常见用法。一度在中国学界引起热潮的王明珂教授的“华夏边缘”之“边缘”与此具有相同的性质。

   虚拟空间的角度,“边疆”的属性可以认定为是一个虚拟的区域,“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即是其用法。

但是,上述这些不同视角的解释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作为空间的“边疆”和作为空间的“疆域”一样,是不能独立表达具体空间范围的词,因为无论是何种的“边疆”都要依附于某个主体,尽管这一主体可以不出现,但只有和主体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作为空间的“边疆”才能有具体的涵盖空间,我们也由此才能对“边疆”的含义做出准确而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诸如分别和“利益”“文化”“战略”“网络”等结合构成的“利益边疆”“文化边疆”“战略边疆”“网络边疆”等等由于依然缺乏主体而具有不确定性。而“边疆”和其原生的指称政区边缘的主体结合则其含义更加具体化,诸如“秦朝边疆”“汉朝边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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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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