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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

更新时间:2022-10-11 00:23:17
作者: 张盾  

  

   摘  要:马克思留下的辩证法以一种最真实、最具体的样式存在于《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几章中,马克思奉献了一项具有独立哲学意义的辩证法研究,那就是借鉴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辩证叙述的起点,揭示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诸价值形式的真实抽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抽象,将价值形式发展的每个阶段重新概念化,通过克服其既有规定的不充分性而产生出新的价值形式,直到最后揭示出它的真理:价值形式作为在自我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总体乃是资本概念的本质和基础——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和建构的“资本的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不朽的理论典范。

   关键词:辩证法;马克思;《资本论》;价值形式;资本的逻辑

  

   列宁曾说,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341页)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去找马克思留下的辩证法?正是列宁首先发现,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一种最真实、最具体的样式,存在于《资本论》中。列宁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认识到:“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列宁全集》第55卷,第290页)对此,可以向上追溯到马克思本人给出的说明:黑格尔《逻辑学》对他写作《资本论》“在方法上帮了很大的忙”,或者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剥去其“神秘形式”后恰好就是他的方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43、280页)马克思特别多次强调,《资本论》第一卷最负盛名的对价值形式的分析,直接借用了黑格尔特有的“叙述的辩证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列宁说出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1页)这句名言,绝非(如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故弄玄虚,而是一个真知灼见,引导着我们去发现马克思哲学遗产中像钻石一样坚实闪光的辩证法研究。

   一、黑格尔《逻辑学》对辩证法的奠基

   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知识对象和理论方法是由黑格尔系统制定的。欧美新辩证法学派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这一奠基,最成功地体现在他的《逻辑学》中。(参见阿尔布瑞顿,第31、102页)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他重新勘定了辩证法的知识对象。黑格尔在出发点上就提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现实,即“有限事物的世界”(黑格尔,2009年,第36页)。问题在于,辩证法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个现实?黑格尔提出,辩证法对现实事物的认识是一种“思想的抽象”,即“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亦称之为“思辨的真理”。(同上,第37、182-183页)要言之,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但辩证法的知识形式是“纯思”的概念。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作为哲学的知识对象的“现实”?黑格尔反复解释:人们把实际存在着的事物叫作现实,但对哲学来说,现实事物之所以是它自身,全凭内在于事物的它的本质,即它所包含的“内在联系和必然性”,这种内在本质不能被直接看到,只能通过概念去思考和领悟。因此,“对现实的概念式理解”是辩证法的真正要义。

   那么,面对什么样的知识对象,辩证法能够依赖概念而认为它是与各种不确定的经验基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方面,哲学超出对现实的自然意识,在概念中重新建构这个现实。辩证法的知识对象在其对现实的关系上的一个最深刻的秘密就是:所谓“对事物的概念式理解”实际上意味着,思维依靠概念的力量重新创造了自己的对象。这是辩证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方法超越一切科学方法和普通思维方式的根本所在:“哲学……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这些对象“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在这一意义上,概念作为“自由的创造活动”,包含一切内容于自身,却又不为内容所限制,而是在这种自由的创造中印证“在他物中即是在自身中”。(同上,第58、63、330、83页)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强调思想的这种能动的创造决不等于唯心主义的主观性狂妄,而是志在“认识到事物本质的、真实的和客观的东西”(同上,第76页)。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另一个、也是更重大的贡献是他将辩证法制定为哲学特有的理论思维方法,即“概念辩证法”。黑格尔揭示了哲学如何通过概念去把握现实的具体内在机理,并将其创立为一种方法,即概念通过自由的自我运动而建立起思想的具有内在必然关联的总体,黑格尔将其概括为“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同上,第55页)。我认为这是对哲学所使用的特殊概念方法所作的最准确、也最有创意的说明。

   黑格尔关于辩证方法的第一个标志性观点认为,哲学的思维是一个概念“自己运动”的过程。对哲学的思维来说,思维者必须放弃自己特殊的主观性自我,而“深入于事情之中”,让思维自己为自己做主。换言之,辩证法意味着让存在自己言说自身,让思想诉说它自己的内容,它“只须让那本身活泼自如的思维规定循着它们自己的进程逐步发展”(同上,第85页)。因为,一个思想越是自我规定和自我实现的,就越是能够按照内在必然性而加以逻辑的解释。哲学思想必须由概念来规定。辩证法的目的就是发现和建立起思维过程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它设定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是概念自身的基本内涵之间的关系,而将一切外在的偶然的东西予以“悬搁”。而概念环节的连续性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哲学的理论思维把对总体而言最重要的内在矛盾关系概念化,使总体作为这种内在关系的统一而被理解。概念向前运动的特征则在于,每一概念的规定相比于下一概念而言都是不充分的和有缺陷的,这一缺陷必须被克服,当前概念中的矛盾和偶然性必须被超越,由此导致的向更高概念的跃迁便表现为“环节的必然性”。这就是理论思维中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孙正聿教授称之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参见孙正聿,第172页)

   黑格尔逻辑学要考察的不是关于自然、精神与历史的普通哲学思想,而是那些自身包含矛盾和缺陷的诸概念间的关系。他在叙述中对诸概念依其相对抽象性进行排序,并根据这些概念对于实现“思想之总体”的相对不充分性来激发诸概念之间的逻辑转换,通过这种“思想之自己运动”来证明其环节的必然性。当诸概念的运动达到一个完整的体系时,逻辑学的叙述也就结束了。此时,需要讨论的所有条件和结果都依据其在整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有效性和真理性,成为“客观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并睿智地提出,黑格尔逻辑学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不可能是对自然的直接反映,而只能是“概念的形成过程”。(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36页)

   黑格尔关于辩证方法的第二个标志性观点认为,概念性思维在建立自身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实现为“总体”。逻辑思想的总体性和客观知识的体系性,是19世纪哲学建立起来的目标和信念,其中黑格尔起到的作用最大,因为他的辩证法就依赖于总体的存在。辩证法要求在思考世界的存在与本质时,诸概念必须依总体原则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组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教科书中所说的“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其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从最抽象的起点开始,以“在矛盾和否定中实现的综合”为动力,不断推进思维的深化和跃迁,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思想的总体性和知识的体系性。它也是理论思维自觉意向着的目标。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抽象的起点在这种更复杂、更具体的总体中获得了更高端、也更充分的新意义。

   那么,思想如何作为其自身之内在关系的总体而被统一理解?关键在于,思想的总体性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全体的自由性”。只有当思想是一个自由的有机的整体,才能展示出哲学精神的创造力量。黑格尔把思想的这种全体自由性建立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标签或说辞。简单讲,由于辩证法的对象是“深入于事情内容之中”的概念,所以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黑格尔认为,这种开放性正是“自由的思想”即思想的创造性的起点。而只有在思想的全体中,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创造,并使它与环节的必然性协适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逻辑学》只是到了“概念论”才开始讨论这种全体的自由性,黑格尔宣称概念的原则就是自由加总体性。从中可得到这样的启示:以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全体,其特性就是自由;而这种思想在其全体中获得的自由性,其确证方式就是自由的创造活动。辩证法承认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并在思想的总体中把这种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转化为自由的创造,其方式是把体系中所有概念的运动都变成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否定的。在这样一种总体结构中,思想总能通过对矛盾的超越来为自己提供更重要、也更坚实的新内容和新基础,这就给想象力留有了充分余地;同时,思想又能够在理论体系中通过追溯诸要素先前相互设定的逻辑关系而恰当地保持思想发展所需要的内在必然性。

   总之,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制定了这一方法的纲领,而且在《逻辑学》中完整地演示了这一方法的运用。根据马克思自己对《资本论》方法的说明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提示,正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为马克思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准备性条件。

   二、资本辩证法中“真实抽象”与“思想抽象”的关系

   根据列宁的提示,《资本论》的知识对象并非资本主义的一般经验现实,而是把握在概念中的资本“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即“资本的逻辑”。于是需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必须运用辩证法?回答是: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发达、最复杂的社会类型,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在矛盾中被颠倒。马克思曾反复谈到过“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0页),他也曾具体分析过这种本质颠倒的各种具体形式,比如人的本质力量(劳动)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物化等。在所有这些本质颠倒现象中,马克思特别仔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的价值颠倒现象,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所分析的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即经过一种在交换中发生的抽象,商品从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异性的自然存在,变成了仅仅是价值的同质性的“承担者”。这里发生了一种本体论颠倒:抽象凌驾于具体,价值形式穿透了商品的物质内容,商品变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的“真实的存在”变成了“非存在”。在这里,位于商品内部的实体性内容是它的价值形式,商品本身只是这种价值形式的影子。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所发现的“颠倒的现实”,即抽象超越具体不是在普通的平淡无奇的意义上,而是要求“非存在”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同时又是超越性的存在。在商品、货币、资本这些价值形式中,不仅形式和内容是分离的,而且形式本身变成了自主的运动的主体,整个结构的辩证发展是由形式决定的,而非被自然的内容所决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被当做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被当做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12-813页)

从价值形式所固有的本质颠倒产生出资本主义的一切颠倒现象。让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明什么是“颠倒”。人们通常认为,工人的劳动按其本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力的主体和本质,比如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认为的。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却指出,资本才是生产力的真正主体,劳动就其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而言,只是生产的要素,是资本为实现自行增殖而必须借助的“中介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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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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