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红升:如何看待当下宏观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挑战还是机遇?

更新时间:2022-10-09 07:17:40
作者: 李红升  

  

   自从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无论是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企业高管还是财经官僚在预测和描述未来的经济前景时,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确定性” 一词[1]。“不确定性”一词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汇,是对经济活动未来状态的一种描述和判断,但现在却成为一个与负面有关的词汇。按心理学的解释,人们天生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因此而获得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带来的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会让人感到威胁、焦虑和沮丧,从而引发负面情绪。按经济学的解释,在经济活动中,无论是公众、企业家还是财经官僚,日复一日地需要面对消费、投资和公共政策的决策问题,而不确定性会让他们感到困扰和迷茫,从而会做出过度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反应,这种反应经常会偏离最优决策。由于大多数人是保守型人格,不确定性会使这些人变得过于谨慎消极,不愿消费或不愿投资,这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还有少部分赌徒型人格者,它们可能会莫名的兴奋并出现过度的投机行为,这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引发的负面情绪尤其是与宏观经济活动面对停滞、衰退、危机和剧烈震荡的巨大压力相联系时,这一负面情绪还会与悲观情绪的传播结伴而行,从而产生灾难性结果。悲观主义情绪的蔓延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当人们对未来前景抱有悲观预期时,他们就会减少自己的消费,而消费的减少导致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再次强化人们的悲观预期,如此往循环,从而使得悲观主义的预测自动地变成现实。这种“自我实现”的最近的一个例子与网上流传的华为总裁任正非的内部讲话有关。一旦一个企业家形成全球经济将走向长期衰退的寒冬的预期,即使是象华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公司的老板,也会做出收缩投资和关闭生产线的决定,并谦卑地宣称以“活下来”这一生存底线为最高目标。当然,情绪如同病毒一样会迅速传播,对全球经济持有“寒冬”式的悲观预期并收缩投资和业务以“活下来”的并非华为一家,而是在国内和国际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跨国公司。或许华为及其他的跨国公司应对“寒冬”的策略有些过度反应,但即使反应未过度而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行为,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只会导致全球经济的更进一步衰退,从而更加证实之前的“寒冬”预言。就此而言,如果说整个社会就未来经济前景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能形成共识的话,这个共识一定就是不确定性的挑战。但如果仅仅意识到不确定性是一种挑战,而不能发现它同样也潜藏着机遇,那么我们就注定会陷入悲观主义并被悲观主义所压垮。

  

宏观经济的多重不确定性

  

   按照弗兰克·H·奈特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经典区分,风险是指未来经济活动的收益和损失等状况的分布范围和状态是可度量的,而不确定性则是不可度量的一种状况[2]。或者换言之,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我们对未来无知的一种反映和度量,人们越无知则不确定性就越大。不确定性有着三个来源:首先,经济活动天然的具有随机性、非规律性特征。比如,股票市场的随机行走理论就认为,股票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因而是不可预测的。同样,个人行为也具有随机性,绝非如理性的经济人那样简单和可预期;其次是人们认知能力的限制。普通人常常通过既有的思维、认知模式和经验来理解未来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学家和商业高管们甚至会用高深莫测的数量化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精英都很难做出精准的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而精英们在金融或经济危机预测等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已经让他们的傲慢声名扫地[3];第三是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和冲击。例如,相对一国国内经济,全球经济变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如大流行、俄乌战争等会带来极端不确定性。

   尽管不确定性很难或根本无法度量,但当人们在不确定性之前冠以“超级”、“极端”、“多重”、“前所未有”等修饰词时,不确定性在不断加大或变得严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这一一状况正如谚语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风连阴雨” 所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往往会碰头叠加。就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信念的不确定性、疫情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这里面临的一个困惑是,上述四种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答案同样是不确定的。例如,信念和大流行之间没有关联吗?再例如,对于经济体量为全球第二的中国而言,能将外部环境看成是完全的外生和独立变量吗?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得预设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以免落入对四个因素之间关系纠缠不清的陷阱中。

  

   ●信念的不确定性

   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1978年以后四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4%,增长率之高和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举世无双的。这种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人们已经将高增长及其相伴的各种现象——充分就业和低通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汽车、个人住宅的快速普及,企业规模、利润和市值的高速成长,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教育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持续改善等——视之为理所当然,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关于未来经济的“确定性”信念,即人们深信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念,不妨称之为“高增长信念”。高增长和高增长信念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强大的高增长信念,既激励了公众的消费扩张和消费升级,也激励了企业家更快的投资扩张,从而成了中国式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支撑。即使是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债危机和大衰退,以及2020年之前数年的增长速度从超高的两位数滑落到6-7%的中等水平,人们对高增长信念也从未出现过大的动摇。

   现在,面对骤然来临的宏观经济罕见的低迷状态——工作不稳定和巨大的就业压力,收入前景不确定导致的消费缩减,金融、房地产、商业零售业巨头企业的债务和流动性困境和破产威胁,更多企业压缩投资和生产、裁员等,公众和企业包括财经官员难免错愕、张皇失措、无所适从。显然,宏观经济的大幅下滑和低迷对之前的“高增长信念”是一个巨大冲击,虽然不至于摧毁高增长信念,但确实不再那么坚定和乐观了。也就是说,人们对经济的“确定性”信念正在转向“不确定性”信念。当然,已经内化了的高增长信念有其坚韧性,绝非像口号那样可以朝令夕改,而同样的,拥抱不确定性也绝非媒体上的如簧之舌所鼓噪的那般轻而易举。要适应信念的转向,习惯“不确定性”或者将“不确定性”当成一种“确定性”,人们可能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时期。

   如果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的轨迹,就会发现当前的增长下滑和低迷并非毫无征兆,只是人们没有对一些明显的信号给予认真的对待,从而更及时地更新既有的信念。例如,学界关于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4]、人口和城市化红利的趋于消失、人口趋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以及老龄化的加速、房地产和土地财政驱动的模式已显露出盛极而衰的各种迹象,向国际前沿技术逼近所带来的后发优势的消退、国际经验中高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的讨论等[5]。当然,除了未能对上面的信号保持敏锐外,一些其他的信号也影响到人们信念的更新。比如,林毅夫教授几乎是单枪匹马并长期不懈的地宣传他的乐观主义预测,即经济中高速增长可维持的年限比通常预测多出十到十五年;再比如,鉴于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紧密的正向关系,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空前严厉的限购政策,实际上释放的是一个需求被人为抑制因而仍有巨大成长性的乐观信号。

  

   ●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

   2020年初的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不可预料的外部冲击的一种典型例子,也是当前面对的多重不确定性中影响最大的。事实上,大流行的一些影响,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之大是过去四十年所从未有过的,这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确定性的是,如何应对这一冲击,尤其是统筹和兼顾防疫和增长这两种既互补又消长的复杂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所在。在大流行第一年的2000年,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6%大幅下滑到2.2%;2021年,由于之前一年的基数过低加之抗疫和经济恢复方面的双重努力,经济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复苏,增长率暴涨到8.1%;到了2022年上半年,同样由于之前一年的基数过高以及疫情的严峻形势,增长率又再次滑落到2.5%。可以看出,作为宏观经济最重要指标的增长率变得有些飘忽不定,也就是说变得不确定了,其他的宏观指标当然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反映了多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和越来越强的传染能力,使得疫情在区域间传播的范围、规模、周期变得捉摸不定,这意味着各种防疫措施及其可能的经济影响也变得难以预期,这会严重困扰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而疫情的不断反复以及随之而来的管控和解除管控、以及更为常态化的管控措施,会更进一步加剧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不确定性预期。

   其次,疫情何时结束和“回归正常”也同样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一旦“回归正常”,外部冲击的许多影响也将消失,不确定性也将大大降低。但如果不能给出结束疫情回归正常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性条件(如冠病防治的疫苗和药物技术、病毒的危害性和可控性、医疗资源及能力等),经济和社会性条件(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经济利益和生命价值之间的权衡等),以及认知条件(如在回归正常方面达成社会共识)等,那么经济活动的各个主体就可以据此做出更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当然,给出这样一组条件可能是极为困难的,或许是否存在这样的条件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在大流行之初,像钟南山这样的顶级防疫专家曾经指出,一旦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研发成功,就将是新冠疫情的终结之时,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失之草率。

   第三、即使大流行终结并“回归正常”,大流行的长期影响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当然,即使没有大流行的冲击,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存在不确定性,但大流行会极大地增强这种不确定性:大流行会改变我们在之前对长期经济前景的预期吗?“回归正常”之后会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状态吗?大流行不仅影响到当下和短期的不确定性,也会严重影响长期经济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

   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这是许多因素推动的结果:

   首先,关于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关于政府和市场活动边界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关的是政企关系的变化以及对资本和市场的信任情绪的变化。

   其次,监管机构监管能力和自主性的空前增长,这一增长已经对市场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平台经济领域,最近几年以科技金融(从P2P的网贷、众筹保险到网络支付、加密货币)整治、反垄断和数据安全为主旨的大规模监管行动,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平台监管——从早期的自由放任和消极无为转向强监管,并影响到了平台的扩张和并购、融资和上市、公司市值以及资本向平台领域的流入,当然也在重构平台内外部的治理方式。由于监管进程还处于演进中,加之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快速演变,平台监管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再比如,因流动性和债务危机以及因非法和违规经营而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和企业集团,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性影响,因而监管部门的接管行动有其必要性。但是,接管的条件、程序和规则、透明性以及退出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还有像一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教育培训行业的大规模整治,也对行业和投资者行为带来了难以预期的影响。

第三,监管政策的中立性变得不确定。最近的一个热点是反垄断对国有企业垄断的适用问题的争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07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