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卓新平:论积极引导宗教的现实意义

更新时间:2022-10-06 15:49:03
作者: 卓新平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核心精神,对这一精神的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机。本文就这种积极引导的现实意义加以阐述,从习近平主席论对宗教积极引导的系列讲话、对宗教积极引导的政治意义和认知意义这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旨在努力促成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适应。

   [关键词]:宗教;积极引导;社会主义;政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能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此,理论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仍然存有很大的分歧,观点也很不一致。基于这一现实,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科学分析,对这一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我们想从习近平主席对宗教积极引导的系列论述、积极引导宗教的政治意义和认知意义这三个层面来对之加以阐述,以使我们在宗教问题上保持正确发展之路,确保中国社会民族团结、宗教和谐、长治久安。

   一、习近平主席论对宗教的积极引导

   习近平主席非常关注宗教问题,在其工作中对宗教问题有着系列讲话。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就应该仔细倾听党中央的声音,学习好习近平主席关于宗教的系列讲话精神,就应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以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的思想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关于宗教的系列讲话为指导来正确看待并科学研究宗教。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即指导思想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如何对宗教积极引导及其重要意义上,习近平主席有着系列讲话,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习近平主席说,“做好宗教工作,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和保护社会稳定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充分认识宗教的长期性,锲而不舍、深入细致、反复耐心地做好宗教工作。”“我们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积极稳妥地做好宗教工作。”[1]为此,习近平主席系统谈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团结和引导信教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

   第二,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第三,用先进文化引导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第四,鼓励和支持宗教界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子。[2]

   除了在工作层面对宗教的关注和分析研究,习近平主席还以更加广阔的视域从文化层面对宗教有着客观而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比如,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丰富了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智慧深邃的宗教哲学,影响着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完备的宗教伦理,强化了某些道德规范的功能;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殿堂;风景秀丽的宗教圣地,积淀为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源;内容丰富的宗教礼仪,演变为民族风情的习俗文化。”[3]

   这里,习近平主席对于宗教的文化意义和积极作用讲得非常到位和透彻,其表述也反映出对宗教积极因素充分肯定的意蕴。只要我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系统学习了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那么,在当前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中,谁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谁在坚决紧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然也就会很清楚了。

   我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其中就包括对宗教历史作用的评价。在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际,对那种否定宗教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观点也理应加以反驳。宗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着巨大影响,起过关键作用。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就曾专门论及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的交流,指出中国文化善于吸纳外来文明优长的特点。习近平主席还以佛教为例生动而深入地描述了这种宗教文化交流的意义,指出佛教的“传入”与“传出”所推动的充满积极意义的文化交流:“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4]佛教不是被动地为中华文化所吸纳,而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得到了创造性、创新性的重生,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禅、净等宗,涌现出像慧能那样的众多思想大师、文化名人,发展出中国意蕴凸显的禅宗文化、观音文化、弥勒文化、少林文化等。也就是说,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得到了一种再创造,不仅使自我升华,而且更广远地影响了世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5]习近平主席这些重要讲话,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宗教对于人类文化交流、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学习的独特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2月底明确提出了“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一表述,对中国人需不需要信仰做出了极为清楚的回答。中国人当然也是有信仰的,而对于信仰则可分为不同的层面,加以客观分析,在充分肯定政治信仰的意义时也应意识到宗教信仰的价值。对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正确理解和处理,已经关涉到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总体上对宗教持敌视和排拒态度。宗教在我们今天的发展中若主动用之则能起积极作用,若被动放弃则有可能变成消极因素,因此乃事在人为,需要我们因势利导。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发挥宗教在当今社会的维稳作用,对相关群众的精神抚慰作用,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作用,对中华文化的深化和弘扬作用以及对海外世界的感染和影响作用。

   2015年5月18-20日召开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主席在其重要讲话中提出民族、宗教工作是全局性工作,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

   这里,习近平主席重申了宗教工作的群众工作性质,强调了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四个必须”,指明了要积极引导宗教为完成五大任务服务。根据中央这一最新精神,根据习近平主席对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四项原则的重申,充分说明我们做好宗教工作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这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首,其对宗教的基本精神就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宗教工作的本质),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为此,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还要做好“四个必须”。综观这一基本方针,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发现有对宗教的任何否定或反感;相反,我们看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睿智英明和高瞻远瞩。宗教是客观存在,处理好宗教问题是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体现。我们民族宗教工作的范围基于两条底线之间,其上线为“发展是硬道理”,搞好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其下线为“稳定压倒一切”,即民族宗教无小事,不能出乱。在这两条线之间的重要空间,其和谐有序发展就在于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重申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可以用来歧视、敌视或贬低、排挤宗教信仰者。我们在宗教工作中应该有这种公民意识,必须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突出依法治国精神在管理宗教事务上的具体落实和充分体现。基于宪法和政府法规,我们对宗教事务必须管起来而不可放任自流,但这种管理必须依法,因此要健全我们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不能对宗教事务随心所欲地胡管、乱管,管理者“有权不可任性”。因此,我们所加强的管理必须是科学管理、必须依法管理。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是强调中国境内的宗教有着“独立自办”的存在及发展的底线。中国的宗教自然且必然要体现中国的特色,其社会存在的独特性说明中国宗教与境外的宗教是有区别、有不同的,如政治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管理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不同使之不可与境外宗教简单相比。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宗教要区别对待,不可将今天中国宗教与境外宗教完全混同,这样才能有效坚持我们中国宗教的真正独立和自主自办。只有意识到并且强调中国宗教这种社会存在的本质不同,才能有效抵御境外渗透,彻底摆脱其外来影响和掌控。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态度。“积极引导”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重点和核心之所在,提出“积极引导”本身就其逻辑关联来看实际上已经承认中国的宗教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承认中国宗教文化是可以融入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引导”是积极地把宗教拉到我们自己身边,肯定宗教在我们社会制度和体制中的合法存在,使之充分体现为我们的基本力量和社会有机构成,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社会之吻合与共融。

   “积极引导宗教”是我国新时期宗教工作的康庄大道,其前景光明、任重道远、事在人为。“积极引导”就是不要使宗教成为我们社会的另类,就是要有效防范其社会作用的异化、他化、敌化。所以,这种“积极引导”的宗旨是让我们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上要从和而不同走向求同存异,争取聚同化异、和谐统一。在当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团结群众、争取民心事关重大,如果在对待宗教上放弃或不真正有效践行这一“积极引导”,那么我国的宗教工作今后势必就会走向歧途,我们也就可能陷入宗教矛盾冲突的多事之秋。因此,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并且要做到“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这“四个必须”。

习近平主席是在充分肯定的意义上论及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上所要实施的“四个必须”,其中首先是论及宗教本身,要求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这就指明中国宗教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宗教在发展上的方向、道路之别,这是对中国宗教的基本要求;其后三个“必须”则主要是就我们政府和社会看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要求而言,即要求我们各级政府在宗教工作上“必须提高”“法治化水平”,坚持依法治理宗教;要求我们的社会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辩证看待”,从而做积极的社会转化工作,由此则“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让我们高度重视宗教界人士,使之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做好上述“四个必须”,才能真正做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使宗教界人士心悦诚服地为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这“五大任务”积极服务。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国人民当然包括广大宗教界人士要全力以赴投身到这一重大的民族使命之中,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在此所言的“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02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