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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虎:生命历程犯罪学的本土探究:典型罪案与核心原则

更新时间:2022-10-06 13:36:17
作者: 张小虎  

   内容提要:生命历程犯罪学是当今极富生命力的犯罪学研究领域。遗憾的是,这一学科领域在我国犯罪学中尚属一片荒野。生命历程犯罪学的核心原则包括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事件发生的次序选择、人类生活的相互关联以及人类自身的能动能力。这些原则是生命历程犯罪学的心脏。深入探讨我国许多较具时代特征的典型罪案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罪因机制,给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提炼与提升这些原则的理论思想以诸多经验性的启示。

   关 键 词:生命历程  核心原则  罪因机制  罪案分析 

  

   罪因机制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许多震惊全国的较具典型特征的罪案,其罪因机制甚是令人匪夷所思。林森浩作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成绩非常优秀的研究生,是同学眼中节俭自律、勇于挑战自我的“科研明星”(朱柳笛、翟星理,2015;李庆、宦小淮,2013),为何毒杀同宿舍同学?王永来曾经是一名军人,被受访村民一致评价为“老实,并非火爆脾气,很少和人发生冲突”(张鹭、杜欣,2010),为何残暴地用铁锤打伤5名无辜学童?郑民生是“为人热情”的社区外科医生,邻居称其“是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尹安学、肖执缨,2010a),为何公然残忍地刺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很多类似的案件似难在人格特征中找到罪因答案,但是立于生命历程犯罪学(life-course criminology)的视角则不难发现,他们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独特的生活转型,在其犯罪行为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犯罪学通常以一个横断面来展开罪因的分析,探讨某种社会结构或社会化机制下的犯罪形成。而现代生命历程理论不仅开拓了对人类行为的历时性社会学研究,而且也开启了犯罪行为追溯与前瞻的犯罪学的崭新领域(Carlsson & Sarnecki,2016:3)。现代生命历程理论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为背景,经验性地考究人类生活的轨迹及转型,注重从纵向过程中的重大生命事件及年龄级角色来考究犯罪行为(Shanahan & Macmillan,2008:40)。深入探讨我国许多较具时代特征的典型犯罪案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罪因机制,有助于经验性地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洞悉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引领我们更为深入地提炼与提升生命历程的核心原则思想。

  

   一、生命历程犯罪学的蓬勃兴起与核心原则的确立

  

   (一)生命历程犯罪学的蓬勃兴起

  

   挪威犯罪学家斯卡达马(Torbjrn Skardhamar)对生命历程犯罪学与犯罪学经典理论做了非常简洁的区分:犯罪学经典理论主要讨论不同的人之间或者不同的阶层之间在犯罪形成上的差异;而生命历程犯罪学则主要关注个人(within individuals)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在犯罪形成或犯罪持续上的差异(Skardhamar,2010:1)。在20世纪初,社会研究对生命历程的概念还很陌生。到20世纪末生命历程理论真正成熟起来,已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广泛地使用并适应于研究的需要(Elder et al.,2003:14)。“生命历程方法的确立,在国际上和各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Colby,1998:X)。同时,生命历程犯罪学的独特研究范式及思想观念,也已为当代犯罪学者所广泛接受与推崇。2010年11月,“萨瑟兰奖”(Edwin Sutherland Award)的获得者、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卡伦(Francis Cullen)在美国犯罪学学会(ASC)年会上明确指出:“生命历程犯罪学是当今的犯罪学”(Cullen,2011:310)。这意味着,生命历程犯罪学是当今迅速崛起并极富生命力的犯罪学领域中的重要一脉(Carlsson & Sarnecki,2016:1)。当代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埃尔德(Glen H.Elder)也指出:“生命历程的观点与方法,是当今人类生活研究中最杰出的理论取向”,“并已成为现代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核心部分”(Elder et al.,200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验性的研究中,纵向研究正爆炸性增长,这种研究跨越人们的生活过程并追踪至其新的状态。例如,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菲尔普斯(Erin Phelps)等人的《观察人生:20世纪美国的纵向研究》(Phelps et al.,2002),其研究设计被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哈勃望远镜”,被认为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方法论创新之一(Butz & Torrey,2006:1898-1900)。

  

   如今,生命历程犯罪学的研究范式及思想观念已得到牢固确立,生命历程犯罪学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犯罪学领域中许多典型性并富有挑战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生命历程犯罪学的视角下可以获得更为客观、深入的考察;而在经验性的研究方法上,这些考察既包括定量的纵向研究,也包括定性的纵向研究。试举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1)通过对犯罪人的生命历程的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可以更好地对犯罪行为的代际传播问题,包括由父母传播给子女的纵向传播以及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横向传播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分析。例如,自1961年起,英国剑桥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奥蒂(Katherine M.Auty)、法灵顿(David P.Farrington)等人以伦敦南部六所学校所有8-9岁的男孩共411人为样本,对他们及其子女在1984-1986年、1999-2004年、2004-2013年的心理变态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深入地考察了心理变态人格特征是否存在代际关联,以及心理社会危险因素是否促成这种代际关联(Auty et al.,2015:26-31)。(2)通过对犯罪人的生命历程的长时间追踪调查,可以更为深入地考察犯罪人犯罪生涯的持续性、间隙性、持久性、启动与终止的变化规律及其决定因素。同时,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访谈的参与者能够相对自由地讲述其生活史,由此研究人员可以获得深入研究所需要的深度数据。例如,英国基尔大学犯罪学学院的法拉尔(Stephen Farrall)和卡尔弗利(Adam Calverley)以199名缓刑犯及其监督官为样本,花费7年时间,进行了四轮实地调查,最终获得了51个样本的追踪访谈。所有访谈都有完整的记录和录音。由此,通过对犯罪终止(desistance from crime)的案例分析,探究犯罪终止的决定性因素,即当一个人终止犯罪时,在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变化,犯罪人在把自己塑造成周围人眼中的“普通人”时,会面临哪些挑战(Farrall & Calverley,2006:202-205,14)。

  

   (二)生命历程犯罪学核心原则的确立

  

   德国社会学家迈尔(Karl Mayer)对个人生命历程的特性做了较为清晰的阐述:“以个人在生命跨度中的社会过程的展开为特征的生命历程,其形成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人类生活的相互关联等微观个体因素(micro individual factors),而且由文化信仰、制度设施、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力量(macro social forces)所决定”(Mayer & Tuma,1990:3)。生命历程犯罪学是在生命历程研究原则指导下,对犯罪人的犯罪生涯予以纵向追踪分析的犯罪学崭新领域。经验性纵向研究的异峰突起可谓是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萌芽,而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形成是生命历程犯罪学脱颖而出的坚实基础,生命历程研究中核心原则的确立则使生命历程犯罪学的科学大厦最终得以落成。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一些犯罪学家对犯罪人的生活史所进行的追踪性随访调查可谓生命历程犯罪学的初创阶段。其中,最早也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谢尔登·格鲁克(Sheldon Glueck)和埃利诺·格鲁克(Eleanor Glueck)夫妇对1921-1922年马萨诸塞州感化院释放的510名男性罪犯所进行的详尽调查,他们于1930年出版了名为《五百名罪犯的犯罪生涯》(Glueck & Glueck,1930)的著作。由此,格鲁克夫妇开启了犯罪学史上的首次纵向研究。其后,格鲁克夫妇又对这些样本进行了随访研究,并于1937年及1943年分别出版了《后来的犯罪生涯》(Glueck & Glueck,1937)与《犯罪生涯的追溯》(Glueck & Glueck,1943)。在对马萨诸塞州感化院释放的510名男性罪犯进行调查的同时,格鲁克夫妇还对马萨诸塞州妇女感化院的500名女囚犯及马萨诸塞州少年感化院的1000名男性少年犯进行了调查,并于1934年出版了《500名犯罪妇女》(Glueck & Glueck,1934a)与《1000名少年犯:法庭和诊所对他们的治疗》(Glueck & Glueck,1934b)。其后,格鲁克夫妇又继续对这些少年犯进行了为期10年的随访调查,于1940年出版了题为《少年犯长大了》(Glueck & Glueck,1940)的著作。

  

   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①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中宏观社会结构理论与微观社会化过程理论的整合。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现实问题的纵横交错及日益复杂,许多著名的学者逐步摆脱了单一理论基础的束缚,将研究焦点转向社会变迁、社会历史力量与同期群效应、年龄分层之间的关系,典型地、科学性地开启了生命历程研究的大门。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赖德(Norman Ryder)提出了“同期群”(cohort)的概念,并在生命历程的框架下,考察了同期群与“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的关系,主张在动态分析中,应当开拓社会变迁与同期群分化的一致性的研究(Ryder,1965:843-886)。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莱利(Matilda Riley)又进一步提出了“年龄分层模型”(age stratification model)、“年龄级生命模式”(age-graded life patterns)等概念,主张个人属于一定的同期群,而同期群又与社会结构密切关联,这些又是处于一定的历史进程中的,由此表现出社会因素对生命轨迹及行为差异的影响(Riley et al.,1972;Neugarten,1974:807)。随着生命历程研究的兴起,对生命历程与犯罪的关系的考察也成为许多欧美著名犯罪学家的科学实践。

  

20世纪60年代,美国犯罪学家沃尔夫冈(Marvin E.Wolfgang)等人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旨在预测犯罪的同期群研究,并于1972年出版了著名的论著《出生同期群中的犯罪》(Wolfgang et al.,1972),这被誉为是“美国犯罪学研究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就像20世纪30年代肖和麦凯的研究贡献一样”(Wolfgang et al.,1972:VII)。②1974年,埃尔德出版了著名的专著《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生活经历中的社会变迁》(Elder,1974),这是以特定社会时代为背景探究人类生命轨迹及转型的较为典型的研究成果,进而也引领生命历程犯罪学研究走向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该著作中,埃尔德对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长大的一群孩子自从1931年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到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及60年代的后续生活进行了追踪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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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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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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