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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丽: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研究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6:58
作者: 邓海丽  
从而帮助译语读者在熟悉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场域中认知《讲话》的文艺审美价值。

  

   首先,译者选取西方著名文学批评家布斯的经典论著《小说修辞学》跟《讲话》深层次对接,分析两者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契合点。“导读”引证《小说修辞学》,指出毛泽东要求作家创作时考虑大众的需求,与布斯强调作家和读者的交流异曲同工,都体现了鲜明的读者意识(19)。毛泽东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创作时考虑大众的需求,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作,批评那些只为自己创作的作家,讽刺他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与之类似,布斯也对那些“写作时绝不想着读者的作家”(20)嗤之以鼻,提出“最终采用何种叙事修辞手法取决于作家是为谁而写作”(21)。确实,布斯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从修辞角度总结传统小说经验,反思现代小说问题,批判那种心中没有读者的作家及其创作主张。当然,译者也深知两人心中的读者大相径庭。“导读”以诙谐的语气调侃道:布斯也许不认可《讲话》中那些没有多少文学素养、同质化的文盲、半文盲普通大众就是自己笔下的读者群体,更不赞同毛泽东授予这些大众读者裁决作家的至高权力,但毋庸置疑,毛泽东和布斯都一致反对那种心中没有读者的作家及其创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站在意识形态偏见的立场否定、排斥《讲话》,一味指责《讲话》毫无文艺审美价值,而译者把毛泽东与尊为西方文论权威的布斯比较,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思想,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可谓振聋发聩,切中肯絮。

  

   其次,译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和布斯在文艺批评方面的相似点: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性(22)。“导读”概述毛泽东从文艺的阶级功利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出发,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指出其与布斯强调文艺的道德伦理价值不谋而合。“导读”分别以中国的样板戏、典型人物电影和西方的芭蕾舞剧、歌剧为例,指出两者都追求道德伦理价值,虽然彼此的审美标准相去甚远,前者更多的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公式化政治宣传,后者更具艺术特质,但共同点在于都明辨是非善恶,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译者认为毛泽东基于当时的抗战形势,强调文艺的功利性,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和相应的文艺批评标准,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价值”(23)。布斯的另一理论贡献是力主小说家通过叙事技巧的运用来践行文学的道德责任,建构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学修辞观,“将形式分析与道德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24)。毛泽东在特殊战争年代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被译者以一种剥离历史语境的方式,形而上地提炼抽象为文艺的社会功用性,与布斯的修辞伦理批评观产生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讲话》在译语语境与西方文论的沟通融合,彰显了《讲话》的审美价值。

  

   最后,译者指出《讲话》关于创作动机与作品效果之间关系的论证,与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非常吻合,都不约而同强调:作家的创作意图不等同于作品的实际效果,甚至会相左(25)。译者进一步阐发,以郁达夫和鲁迅的创作意图与各自作品效果的不一致为例,郁达夫的“自叙传”创作主张与其小说主人公形象刻画的矛盾,鲁迅唤醒国民性的创作意图却被作品中举世公认的文学审美效果所遮蔽。同时,译者还提到“巴尔扎克现象”,引用恩格斯著名的巴尔扎克作品分析语段,指出巴尔扎克的作品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心和政治偏见,既证实了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说,也印证了毛泽东的作家创作动机不等于作品效果的论述。

  

   的确,《讲话》中,针对某些作家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26)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毫不留情地驳斥:“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文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27)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是否正确,“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28)。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创作动机和作品效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完全不同于意图谬误说。意图谬误以作者意图不能决定作品意义为出发点,其落脚点却是彻底割裂作者意图与作品意义之间的关联,其代表人物韦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宣称,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意图,一概无关文学批评;文本的意义、结构和价值独立存在于业已完成的、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文学作品本身(29)。意图谬误说为了争取作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把作者拉下文学批评的神坛,最后却滑向彻底否认创作意图、宣布作者已死的极端,这一点与毛泽东关于创作意图与作品效果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证,是有天壤之别的。

  

   总之,为了挖掘《讲话》湮没于时代风云的文艺美学价值,译者精心策划副文本,有选择地剥离《讲话》的具体历史语境,形而上地抽象出其中的关键词、核心范畴,与现代西方文论的相关概念、命题比较对接,寻求《讲话》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最大通约性,为《讲话》在译语语境的移植嫁接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思想资源。

  

   (三)构建正副文本的互联互释关系

  

   译作读者大多不了解《讲话》的背景知识,加之受西方理论界长期的负面否定评价影响,他们往往无法通过阅读译本来认知《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更无法理解《讲话》的某些核心思想,比如文艺为大众服务的问题。为此,译者颇费苦心,利用“导读”进行理论溯源,成功构建了正、副文本的互联互释关系。

  

   其一,“导读”纵向追溯《讲话》的读者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横向引入西方接受美学和文学社会学理论,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正本清源,为译语读者清除理解障碍。

  

   纵向上,译者回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文艺服务大众的理论探索历程,指出《讲话》关于文艺为大众和如何为的议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到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艺,但并未就此展开论述,译者引用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论述为证:

  

   马克思本人几乎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所发表过的那些独具特色的、深刻睿智又学识渊博的论述,如今却常常被人用来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引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柔韧的人文适应性,而实际上这些论述应该被用来证明(在此并无特定的贬义)马克思在那个时代的种种惯例和范畴所限定的范围内,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所达到的程度,那种强调实践意识的根本性的挑战,并没有贯彻体现到这些文学和美学中去。(30)

  

   译者接着引用《党组织和党的文学》,指出列宁正式提出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的观点。列宁的这一主张在“五四”期间,虽为瞿秋白、郭沫若等认可,但只有毛泽东才真正系统论述文艺为人民和如何为的问题,这是《讲话》的最大贡献(31)。译者认为毛泽东的大众美学思想也深受中国古代儒道学说中的朴素民本论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文化的土壤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系统的“人民性”文论。译者还围绕人民的具体构成、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实现路径以及批评标准等问题,概述毛泽东是如何构建其大众美学理论体系的。

  

   横向上,译者引入西方接受美学和文学社会学为参照,将《讲话》置于更加广阔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场域中加以审视。译者敏锐捕捉到《讲话》中读者问题的重要性,把《讲话》结论部分的两个焦点问题——文艺为大众和如何为大众提炼为毛泽东的读者意识,以西方接受美学和文学社会学为理论参照予以比较,强调只有毛泽东才将读者问题置于文学讨论的中心,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深入剖析读者需求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这是《讲话》最重要、最有见地的创新思想之一。毛泽东的读者观点与西方理论界的读者意识大相径庭,因为西方的读者意识并不真正地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恰如伊格尔顿所言:“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经过适当驯服的,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符合西方的口味。”(32)应该说,译者的论断是客观中肯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到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艺,列宁又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为人民的,但只有到了毛泽东才系统阐释文艺的人民性问题。至此,通过简要的理论溯源,以西方接受美学为参照,从学术层面把《讲话》的核心思想——文学的“人民性”置换成西方文学研究的读者意识,“导读”由此完成了《讲话》文艺美学思想的正本清源和学理合法性论述。

  

   其二,“导读”以读者为关键词,以扩充能指、模糊所指的移植方式,把《讲话》所清晰界定的革命文艺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和大众群体替换成英文语境中边界模糊、语义宽泛的“读者”,成功把“工农兵”摆渡到西方文论的读者彼岸,同时,还与正文彼此呼应,从而构建了正、副文本的互文互释关系。以“引言”部分译文为例。原文: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33)

  

   译文:

  

   The question of audience is the question of for whom we are writing…the audience for…the same people…audience…consisted of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they are the audience…readership…among these people… Our workers in literature and art….(34)

  

   译者以“audience”译“工作对象”“接受者”,利用上下文语境和语法的指代功能,不经意间把“audience”置换成“the same people/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最后以“readership”译“读者”,英语中“audience”与“readership”为近义词。由此,译者通过翻译,借助语篇的衔接连贯功能实现了原文“工作对象、接受者、工农兵、人民、读者”等五个不同称谓的相互置换,并最终把“工作对象、接受者、工农兵”全部置换为“读者、人民”,构建了两组称谓置换链条:一是工农兵与读者:工作对象=接受者=工农兵=人民=读者。二是作家与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

  

译者洞察到《讲话》的“引言”和“结论”对读者不尽相同的定位,通过“导读”向读者阐释这一点的同时,也构建了正、副文本的互文关系。首先,译者指出“引言”的读者是被动的,原文所用的称谓“对象”也侧重于受动之意,而作家是主动的(35)。毛泽东号召作家主动接近根据地的读者,根据地有阅读能力、受过教育的读者群体更大,对中国的潜在历史影响和重要性也更大,所以作家要调整创作方式主动适应他们。其次,译者指出“结论”扭转了读者/作家之间的被动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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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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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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