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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 朱立元 王宁 刘康: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

更新时间:2022-10-04 21:50:34
作者: 曾军   朱立元   王宁 (进入专栏)   刘康  
中国的理论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做了一些自己的发展和中国化。

  

   后来我有幸到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去讲学,可以直接与法国理论家进行对话了。法国的一位学者在我演讲后提问,为什么在法国只是影响力一般的理论家和学者,比如说阿兰·巴迪欧,在法国并没有被当成什么大人物,但在中国却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力?他认为肯定是中国人把他炒作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德里达作为一位法国理论家,经过了美国的中介,然后在中国有了更大的影响。我告诉他们,中国人认为,只要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中国有所启迪的东西,我们就会把它引进来,但是引进来之后,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带有中国的主体性地去接受。所以结构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方面是变形了的,另一方面则形成了自己的新特色。反过来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成果旅行到西方,又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重新建构,把中国经验带到了西方。我们在接受这些理论的同时与之进行对话,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用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对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进行重构。这正是西方理论界最想知道和最感兴趣的。比如,最近好几本英语世界的辞书都请我撰写其中“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条目。以往西方学者撰写这类条目时只能写西方的东西,而无法呈现中国的部分,但我会很客观地对西方的理论做全面的梳理,包括各派的理论观点,然后指出,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它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艺术思潮和批评理论,它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说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是一个双向路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然后经过中国学者的接受和改造,又反过来对西方的理论进行重建,这样便使得这种理论已经不仅是西方的,而且是世界性的。这就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文学有关了,世界文学应该是全世界的文学,不能不包括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院校有一门课程叫“世界文学”,或者叫“外国文学”。实际上,中国的世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是外国文学的代名词,它并不包括中国文学,好像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因此,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重新将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没有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是不全面的,只有中国在其中占有了很大的部分,它才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文学。所以我想我们将来也要编写一部中国版的世界文学史——现在已有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包括英国的布莱克维尔出版社正在组织编写的三卷本《世界文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编写的两卷本《世界文学史》都不是很全面,我估计其中中国文学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未来的世界文学史中重新把中国文学凸显出来。这样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就是中国的,中国与世界本身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小单位和大整体的关系。刚才刘康教授说,自然科学可以不分中国的和西方的,任何国家都有物理学和数学。但是我始终主张,人文学科既可以有地方性也可以有全球性。各个国家的人文学科当然不会一致,它们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我们仍可以从全球的视野探讨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就这方面来说,我想我们中国学者应该参与其中,并且提出我们中国的视角和方案。

  

   朱立元(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刘康教授刚才讲的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这个大的视野里来看,我觉得自己近年来做的工作好像跟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站到今天这个高度来看,但现在,我发现自己的确做了一些事情。我主编了一部《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后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本来我是想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做一些梳理,对从它的前驱到一批重要代表人物包括西方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一个梳理和概括。后来在研讨、写作中我发现有一个重大问题不能遗漏,就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产生的影响,于是增写了这部分,后来这个部分篇幅反而扩展得比较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分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这几个阶段也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论踏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跟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我自己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的全程参与者,也做了一些工作,同时也作为观察者思考了一些问题。我发现,在这个接受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是借用西方的东西来回答中国现实问题,包括我们文学创作和理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从范式、范畴、概念到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这个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西方理论和中国问题结合在一起了——表面上我们是借鉴西方,实际上面对的仍是中国的question(问题)。所以,我在书稿里增加了几个重要部分: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中国接受后现代理论的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性的中国理论家;另一个是就视觉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生态批评等四个方面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最后一部分,是我自己写的,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对它的积极影响给予明确肯定,但不是全盘肯定;对它的消极影响主要进行批判和反思,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我觉得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文论解决的是中国问题,西方是不会提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借鉴西方文论,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某些方面,是有助于解决这些中国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讨论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争不明白。实际上,这个问题最后解决得比较好,讨论得也比较深入,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中国文论的建设有很大作用。中西方在这里是隔不开的,中国借鉴西方理论,同时又是批判性地改造西方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西方理论也许有误读,但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这种借鉴和改造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我对中国文论40多年来的发展评价是很高的,以前我们的理论界都是局部的、个别人物或者在个别问题上与西方展开对话,而改革开放之后的文论建设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跟西方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中西互鉴的过程。

  

   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的“不对等对话”

  

   曾军: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大家都谈得非常深入了。朱立元教授和王宁教授都共同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学者在文论建设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性不够。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估这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个人觉得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批当代学者从什么地方出发,做了哪些学术努力,使得我们的学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王宁教授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有意识地走向世界,摆脱中国被忽视、被边缘化和无法与西方对话的窘境。“怎样把中国带到世界和全球的问题里去”,这可能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

  

   我们讨论的应该是世界中的中国问题。西方是世界中的西方,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比如王宁教授刚才提到,当我们在世界文学范围里再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我们要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全球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大的脉络里去对它进行定位。不久前,我在胡亚敏教授组织的研讨会上也曾从这个角度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它跟国际共运的关系,与西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地图。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在全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脉络里,确立了不可或缺的位置。

  

   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的是《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因素问题。那本书中涉及中国的条目其实很少,但我觉得它的意义很重要。我发现西方的叙事理论在处理非西方的学术资源时,其实做了两个区分:一个是叙事传统,另一个是叙事理论。比如,《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来处理非西方的叙事理论时,就只讲亚洲,包括印度、中国、日本。那么非洲、澳大利亚、北美的叙事传统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地区的叙事传统基本是原始的基于口传的叙事,它们自身没有形成足以借鉴西方叙事理论的理论形态。但是中国、印度、日本的叙事理论对西方来说却是相对独立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所以我个人觉得西方理论家事实上也在对非西方的理论资源进行比较和鉴别。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这种学术自信,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来跟西方对话。

  

   刚才王宁教授已经提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论在与西方进行学术交往的过程中,其实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即以前更多是学生心态,现在可能开始有一种与之平等对话的冲动。巴赫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对话”,但是现实中往往是不平等的对话,或者叫不对等的对话。在中西文论互传互鉴中,不对等的对话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把它概括为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以及发展上的不平衡。那么,在这种不相同、不平等、不平衡面前,中国文论或者说中国的学者怎样来与西方理论、西方学者展开交流、对话?尤其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学如何西传。尽管现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我们的中华文化外译有时存在简单粗暴的一面,但是至少这种态度是表现出来了。

  

   刘康:这其中翻译是一个重要媒介。翻译是话语体系的传播和建构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知识、权力、语言三方面因素构成的话语,即福柯所说的“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且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传播体系,更多是一个播散体系。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对一的,有特定靶向,如中国传到西方或西方传到中国;但如果是知识、思想、政治、信仰的传播,它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一个播散(dispersion)的过程,是四处蔓延的、无序的。按照福柯的理解,播散过程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对抗、矛盾、栅栏、竞技、塑形,后续它形成了一个迷宫般复杂的话语的场域和网络。在其中,我们可能发掘出它内在隐形的变动的规则,也可能由此了解其中知识、权力、语言的关系。

  

刚才曾军教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而且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西交流的不对等、不平衡——播散、传播的不对等,以及如何解读中国、理解中国的问题。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解释的困惑,另一个是伴随困惑而来的情绪的焦虑。先说困惑的层面。近现代以来,从康德、黑格尔、莱布尼兹、伏尔泰到韦伯,西方思想家一直在试图理解和解释中国,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解释好。西方思想家们信心满满,认为他们的知识体系是关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且是完整、全面、自洽、普适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套在中国行得通吗?它的很多方面是跟中国历史、现状背道而驰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基本预设,即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制民主是现代社会普适的政治经济体制。但这个预设在中国却行不通,这就是我说的理论的困惑。另一个层面,伴随困惑的是解释的焦虑。解释的困惑多半是理性的、认知层面的,但焦虑则多半是情绪上的。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他的潜台词是要给中国指明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西方长期以来面对中国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焦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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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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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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