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惠:延安文艺座谈会回忆文本考订

更新时间:2022-10-04 21:40:19
作者: 李惠  

   内容提要: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一些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现场的作家、艺术家公开发表回忆座谈会的文章,向人们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诸多历史细节。但不同的回忆文章呈现的座谈会现场又有着诸多差异,有的回忆甚至与文艺座谈会的史实有明显出入。因此,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史料对这些回忆文本加以考辨,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风貌,而且可以避免研究中对这些回忆性史料的误用。

   关 键 词:延安文艺座谈会  回忆文本  历史风貌 

  

  

   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但这样一次文艺盛会,延安时期的报刊杂志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记载,文献资料的缺失导致后世研究者无法探知其真实的历史风貌。1950年代起,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陆续公开发表了一些亲历座谈会的文艺家们的回忆文章,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采访实录。这些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在呈现文艺座谈会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

  

   依据这些回忆文本与采访实录,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认知,对于真实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研究成果中,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只是探究文艺座谈会相关问题的史料依据,普遍缺乏对这些回忆文本本身的考辨。有的虽有考辨,但受当时文献史料的局限,考辨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测成分。因此,结合目前公开出版的延安时期作家日记及相关史料,对回忆文本中的历史性细节进行考订颇为必要,这不仅可以真实地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而且可以避免对这些回忆性史料的误用。

  

   一 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具体时间考辨

  

   1942年5月的延安座谈会到底开了几次,每次是整天开?还是下午开?不同的回忆者有不同的表述。

  

   首先,座谈会召开日期与座谈次数,不同回忆文本有不同的表述。亲历座谈会的任桂林回忆说:“我记得5月2日是星期天,大家发言踊跃,争论得很热烈,一天没有开完……5月9日又开了一天,还未开完。5月16日又继续开了一天……到了5月23日晚上,在办公厅西端的一片广场上,大家席地而坐,用三足架架起了煤气灯,把会场照得很明朗。这天毛主席还有点感冒,披着件灰棉大衣,把已经写好的结论,宣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显然,在任桂林的回忆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用了四天时间。任桂林的回忆并非孤证,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可以印证。蔡若虹回忆说,座谈会“第四天毛主席作总结我去得更早,很遗憾,他满口的湖南腔调我实际上只听懂一半,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讲话内容很丰富、很生动、很有说服力”②。如果蔡若虹、任桂林的回忆准确的话,那么意味着在5月23日之前,已经进行过三次文艺座谈。就是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进行了四次座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三次。

  

   当然更多的回忆文本显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三次。马加回忆说:“毛主席作了‘引言’报告后,经过五月八日的大会讨论,毛主席又和大家合了影,到了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大会总结……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③金紫光回忆说:“座谈会共举行了三次,第一次在5月2日,第二次在5月8日,第三次在5月23日。”④魏东明也回忆说:“座谈会开了三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隔一星期,第二次和第三次隔两星期,最后还聚了餐,照了相片。”⑤若按魏东明回忆的时间来推算,则三次座谈会召开的时间分别为5月2日、5月9日、5月23日。这一时间回忆与任桂林回忆的座谈会时间相互印证,不同的是,魏东明说座谈会开了三次。胡乔木则回忆说,“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⑥刘白羽也说,文艺座谈会召开“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里,人群济济,坐得满满当当”,“5月16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⑦于敏也说,“会开了三次,都是星期六。5月2日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毛泽东一进门,大家都起立”,“与会者的发言占用了大约两个下午多些。结论是23日讲的”。⑧显然,关于文艺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中,颇为一致的是第一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3日。这可能是因为《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刊发的《讲话》文本引言、结论分别有相应的时间记录,回忆者在回忆时做了参考,所以,大家的回忆是一致的。而中间的座谈会时间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存在偏差,有的回忆是5月8日,有的回忆是5月9日,有的回忆则是5月16日。

  

   通过查阅延安时期作家的日记,我们可以找到用于参照的文献。2008年出版的《萧军全集》辑录了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据1942年5月8日萧军日记载:“下午去毛处,预备去辞行,他正开会,我把信留给他。到凯丰那里坐了一刻,谈及文艺政策,……凯丰希望我留下开过下一次会议再走,当然,他们是表示一种不勉强的态度。我决心再留一星期到十七日再走。”5月9日日记载:“上午读联共党史。下午文抗举行跳舞会,毛泽东也来了,他也在开始学。”⑨从萧军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作为文艺座谈会召集人的毛泽东、凯丰的活动内容,显然,5月8日、9日并未召开文艺座谈会。这表明任桂林、魏东明、金紫光等人关于第二次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间的记忆是有误的,自然座谈四次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但为什么会有座谈四次的回忆呢?据萧军日记载,5月15日“十时去参加文抗召集的座谈会……开会时,他们还让我打头炮,我提出了要团结,一定要彼此多批评,多谈论”⑩。这表明,在毛泽东、凯丰召集的三次文艺座谈会期间,文抗也召集了一次与之相关的文艺座谈会。另据《解放日报》5月17日第二版题为《戏剧应深入农村部队,工作合作中加紧团结,本市戏剧界举行座谈会》的报道,“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戏剧委员会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萧三、罗烽诸同志于日前假文化俱乐部召集戏剧界座谈会,到各戏剧团体负责人、剧作家、导演、演员等戏剧工作者四十余人。首由罗烽同志报告戏剧座谈会的召集,系文委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的号召”(11)。可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戏剧界为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号召也组织召开了座谈会。部分参加了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戏剧界座谈会的人可能产生记忆的错乱,误以为文艺座谈会开了四次。

  

   那么,胡乔木、刘白羽等人所说的5月16日召开第二次文艺座谈会的回忆是否准确呢?据萧军1942年5月16日日记载:“今天下午座谈会发言,我要慎重:①关于党内作家与党外作家。②关于自己的态度。”(12)这说明,第二次座谈会就是在5月16日召开的。另据毛泽东1942年5月5日给萧军的信亦可知胡乔木、刘白羽等人的回忆是可靠的。萧军参加完5月2日的文艺座谈会后,执意要离开延安,毛泽东5月5日给萧军的信写道:“萧军同志: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13)显然,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获知,第二次座谈会召开的日期应为5月16日,而非一些回忆者回忆的5月8日或5月9日。

  

   其次,座谈会到底是开了三整天还是三个下午,相关的回忆文本记述亦有偏差。草明回忆说,1942年5月2日,“一大清早,作家、艺术家三三五五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十点钟左右,毛泽东主席进来了。大家起立,他和大家逐一握手”,“当天下午大会讨论,十六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了一天,直到二十三号还是大会讨论了半天;下半天毛主席做结论”。(14)显然,在草明的回忆中,座谈会开了三整天。何其芳回忆说,“全体会议开了三天……第一次开了一整天”,“第二次会议是在五月十六日开的,也是一整天”,“五月二十三日开第三次会议”。(15)欧阳山尊也说,“座谈会是开整天的,午饭就在杨家岭吃”(16)。公木也说,“一个月里大会开过三次,用了三个整天”(17)。刘岘说,第一次座谈会“一个上午好似中间并未停息”,“第三次座谈会是在一个下午举行的”。(18)古元也说,“座谈会在5月份先后召开了三次”,“第二次会是相隔十几天后才召开的”,“第三次会在5月23日下午举行,毛主席准备在这次会上做结论”。(19)温济泽说,“最后一次会,还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开的……大约下午两点钟开会”。(20)于敏也说,座谈会“5月2日开始,开了三个星期六的下午,5月23日做的结论”(21)。陈学昭又说:“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杨家岭。”(22)显然,回忆者关于三次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是有分歧的。因此,有必要进行甄别考订。

  

   5月2日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我们可以从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凯丰发出的请柬内容确定,请柬内容显示“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23)。另据参加了文艺座谈会的萧军1942年5月2日日记载,“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约十点半散会”。(24)这也表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是在5月2日下午一点半开始,大约到晚上十点半结束,并不是一整天。因此,关于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间的回忆中,草明“十点钟左右”、刘岘“一个上午好似中间并未停息”的记忆是有偏差的。何其芳、公木等人所说的座谈会开了三整天的回忆也欠准确。

  

   那么,5月16日第二次座谈会是不是一整天呢?从上引萧军1942年5月16日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来看,5月16日的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依然是下午召开的,而不是一整天。由此可以推论,回忆者关于“十六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了一整天”的记忆也是有偏差的。

  

   最后,5月23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分歧也较大。何其芳、草明、欧阳山尊等都认为座谈会是一整天,而马加、古元、刘白羽等人则说在是下午举行的。但马加、古元等人的这一回忆依然不够准确。据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载,“二十二日(25)早十时在杨家岭开第三次文艺座谈会”,“夜间由毛泽东做结论”,“回来,已经深夜”。(26)这则日记所记述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是从早上十时开始,除去吃饭休息时间,一直持续到深夜。也即诸多亲历文艺座谈会的回忆者所说的一整天。由此可知,草明所回忆的5月2日“一大清早,作家、艺术家三三五五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会”,“十点钟左右,毛泽东主席进来了”实则应该是5月23日文艺座谈会的情形,而非5月2日第一次文艺座谈会。这也表明,陈学昭所说的“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到了开会的地方——杨家岭”的回忆是可信的。显然,三次文艺座谈会实际上是用了两个下午,一个整天,而非三个下午或三个整天。

  

诸多回忆者为什么会有三个整天或三个下午的回忆呢?如前所述,在5月2日到5月16日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之间,还有戏剧界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且这两次座谈会座谈内容与毛泽东、凯丰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密切相关,时间都从上午就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978.html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