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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性消费与剥削形式

——从剩余价值剥削到外部性剥削

更新时间:2022-10-04 21:30:27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异军突起,学者们围绕平台公司的价值来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派学者主张沿用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来解释平台资本对产消者的剥削(“剩余价值剥削论”)。但另外一派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平台资本对产消者的剩余价值剥削,无法充分解释平台公司的价值来源。他们主张从更广的视角来分析平台公司的价值来源(“价值的社会创造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因此提出第三种理论立场,即“外部性剥削论”。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公司的剥削,从对员工的剩余价值剥削,扩展到了对消费者行为的外部性剥削。

   关 键 词:剩余价值剥削  外部性剥削  社交媒体  平台  产消者

  

  

   随着数字与信息经济的发展,Google(谷歌)、YouTube(优兔)、Myspace(聚友网)、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异军突起,不但改变了人们社交和娱乐生活方式,而且也成为平台资本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关于这些平台的价值来源,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学者们都同意,不同于以往的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社交媒体的价值创造模式发生了改变——消费者参与到平台的价值创造中。在社交媒体中,消费者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同时也是生产者。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用户同时扮演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基于消费者和生产者角色交织的状况,学者们提出各种新词汇来表达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二者合二为一的情况:生产性消费者(随后简称为“产消者”)(prosumer)①、工作消费者(working consumers)②、价值共创者(value co-producers)、生产性使用者(produsager)、产消合一者,③等等。

  

   产消者的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④中提出了“产消者”的概念。在他那里,所谓“产消者”,指的是人们为了自己消费而生产。它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到了工业社会,生产和消费分离了。人们是为了交换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生产。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并不是(至少不全部是)用来让自己消费的。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测,在未来,生产和消费会重新合二为一。

  

   杜加利尔区分了三种生产性消费(公司让消费者工作):第一,直接的自助生产,即企业把简单的生产任务外包给消费者来承担。他们通常采用公司提供的工具,并按照公司提供的指南进行操作,如顾客在银行的自助机(ATMs)上办理取款、存款、转账等业务、在网络或电影院的售票机上买电影票、在自动售货机上购饮料和食物、在加油站自己加油、在麦当劳自己取餐和清理盘子、在宜家买家具后自己组装,等等。在这里,企业把生产任务转嫁给消费者,以减少公司人力成本。第二,合作性共同生产,即消费者为公司提供了产生利润来源的活动,却未获得报酬。随着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与网络消费者在免费使用数字与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公司提供了免费的,但却为公司产生利润的劳动。第三,组织性消费生产,指的是消费者为了某种特定目的的购买,需要借助消费者合作和组织的方式来获得公司和产品的信息,如团购或购买不是由童工制作的产品。⑤

  

   本文所关注的是杜加利尔所说的第二种产消实践。之所以只关注这一种,是因为它标示公司的新价值来源模式,即公司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产消者的免费劳动。消费者是否变成产消者,不能仅仅依据他们是否参与到价值创造中,而要看消费者参与到价值链中所创造的价值,究竟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如果消费者所创造的是使用价值(如:把从宜家购买的部件组装成柜子),那么,消费者依然还归属于传统的“消费者”范畴(如上述第一类)。但是,如果消费者所创造的价值是交换价值,那么,他们就变成了“产消者”。⑥正是由于产消者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它才有一个是否被剥削的问题。

  

   也正是这一类产消劳动,触发了关于资本是否剥削产消者的激烈争论。社交媒体用户作为“产消者”,为社交媒体平台的营收做出了贡献;他们为这些平台生产了价值,却没有被支付报酬。正如特兰诺瓦所说的,互联网用户为互联网平台提供了免费劳动,而这些劳动被资本剥削了。⑦但是,围绕社交媒体平台公司的营收价值是否主要来源于用户的免费劳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持肯定立场的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对用户的免费劳动的剥削(即“剩余价值剥削论”)。⑧持否定立场的学者则认为,上述观点夸大了平台对用户免费劳动的剥削。用户与平台之间其实是一种交换关系,虽然这种交换可能存在不平等,⑨社交媒体平台的营收价值主要不是来源于平台对用户免费劳动的剥削,而是来源于金融市场对平台公司前景的估值,而金融估值是基于某种习俗,其中,市场行动者或公众的情感气候发挥重要作用(即“价值的社会创造论”)。⑩

  

   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剩余价值剥削论”既忽略了平台对产消者的剥削不同于工厂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特征,而且也难以充分解释平台公司的价值来源以及价值获取的创新性。“价值的社会创造论”则忽略了平台的价值来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产消者劳动所创造的交换价值。鉴于这两种理论的短板,本文提出第三种理论观点,即“外部性剥削论”。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剩余价值剥削论”;第二部分阐述“价值的社会创造论”;第三部分则论述“外部性剥削论”的基本观点。

  

   一、“剩余价值剥削论”

  

   关于大众媒体公司对用户产消劳动剥削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斯迈思(Dallas W.Smythe)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观众商品论”(theory of the audience commodity)。斯迈斯认为,媒体公司(如电视、报纸)是通过向广告商出售观众商品来获利的。以电视为例,电视公司凭借自己的观众规模,向广告商出售广告时间。在这里,观众其实就是一个商品。相应地,观众的观看活动,就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因为他们制造了可以向广告商出售的“观众商品”。观众通过付出“观众劳动”(注意力付出)而与电视公司实现资源交换(如从某个电视娱乐节目中得到享乐),并因此得到补偿。观看娱乐节目带来的快乐,相当于电视公司给观众的“工资”;而观众观看电视广告的时间,相当于他们在为电视公司“工作”。电视公司的广告收入减去电视节目制作成本的剩余,就是电视公司从观众劳动获得的剩余价值。(11)

  

   在斯迈思提出该理论的年代,电视遥控器还没有出现,观众还没有太多的换台自由,所以“观众商品论”对电视公司的营收具有解释力。但是,随着遥控器,尤其是光缆传输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观众换台变得自由而随意了,观众的观看时间等同于注意力倾注时间的假设,就不成立了。(12)尤其是在数字化的社交媒体出现以后,用户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形下,观众商品论还具有相同的解释力吗?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沿用斯迈思的观众商品论立场,并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来解释社交媒体公司对用户的剥削。(13)社交媒体的用户作为产消者,在消费社交媒体平台(如MySpace、YouTube、Facebook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它们生产了信息内容。但这些信息内容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了。社交媒体用户作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如同传统的工厂劳动者一样,成为一个被剥削阶级。

  

   在福克斯看来,尽管社交媒体平台公司提供社交媒体产品的初始成本很高,一旦社交媒体产品完成以后,这些产品却可以不断被重复使用,而边际用户增加的成本趋近于零。不断加入的用户,源源不断地为平台公司提供免费劳动。正是用户提供的免费劳动,成为平台公司营收的主要来源。平台公司资本积累的策略,就是让用户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平台和服务,让用户生成内容,然后把所汇聚起来的大量用户当作商品卖给第三方的广告商。一个平台公司所拥有的用户数越多,它向广告商收取的费用就越高。

  

   平台公司的剥削对象,就不仅仅限定于它内部的员工(如软件编程员工、系统维护人员、产品营销人员等),而且也包括它的用户,即为平台提供信息内容的消费者。平台公司为员工支付了工资,却未向用户支付报酬。用户所生成的信息内容,被平台公司免费占有了。产消劳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公司向其用户进行的劳动力外包。这些产消者为平台公司进行免费劳动,从而有助于公司把其剥削率最大化,扩大公司利润,实现资本积累。反过来,福克斯指出,如果平台公司的用户数下降,那么,平台公司就面临所接广告减少的局面,相应地,平台公司的利润也将下降。如果用户大规模退出平台(如YouTube、MySpace、Facebook、Twitter),平台公司的生产和资本积累就会崩溃。因此,用户的产消活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14)

  

   无独有偶,瑞泽尔和爵根森也把Web 2.0时代在线用户内容生成活动也看作是产消活动。不过,不同于传统产消者(如:他们在麦当劳自己取餐和清除餐盘、在加油站自己加油、在超市自己扫码结账、在银行自助机器办理银行业务、在宜家购买家具后自己组装等),他们是数字产消者。在数字产消者时代,资本主义的剥削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平台资本剥削了数字产消者的无偿劳动。在Web 2.0时代,资本既无力再用传统的对生产者、消费者和传统产消者进行控制的办法来控制数字产消者,也无法再用传统的剥削生产者、消费者和传统产消者的办法来剥削数字产消者。在数字时代,产消者并非被迫劳动,他们似乎很享受他们的内容生成活动,哪怕它没有得到报酬。在互联网平台和用户之间,并没有金钱交换。例如,用户可以免费使用脸书和推特的服务和设施。相应地,平台也不用给用户的内容生成活动支付报酬。显然,资本的剥削不再采取传统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数字产消者在享受平台所提供的社交服务和设施的同时,为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无偿劳动。尽管我们不能忽略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获得感,但他们在平台上所生成的内容,却被社交媒体公司向广告商出售而获利。他们还指出,在数字化时代,资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短缺,而是过剩,即信息过剩。因此,资本看重的不是信息供给的效率最大化,而是信息的效能(能吸引注意力)。(15)

  

随后,瑞泽尔进一步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提出了有关产消活动和产消者的宏大叙事。他提出了“产消资本主义”(prosumer capitalism)的概念。他认为,事实上,产消活动不仅存在于线上,所有人类活动都是产消活动。但是,在其中,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根据这个比重的不同,可以把产消活动看成是一个连续统。在连续统的一端,生产的比重较大,而消费的比重较小;在连续统的另外一段,则是消费的比重较大,而生产的比重较小;居于二者之间的则是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呈现为均衡状态。因此,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有消费因素。例如,马克思所讲的19世纪的生产,就要消费原材料。反过来,所有的消费,都包含生产的因素。例如,即使在19世纪,消费也在为生产者生产需求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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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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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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