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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性消费与剥削形式

——从剩余价值剥削到外部性剥削

更新时间:2022-10-04 21:30:27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因此,他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生产,也不存在纯粹的消费。依据上述生产与消费合一、但各自比重有差异的观点,瑞泽尔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分成生产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和产消资本主义。他指出,在生产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主要是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资本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也剥削消费者,但它占的比重较小。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消费者的剥削则是通过控制供给和需求的曲线,提高价格,让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值(如品牌产品)。同时,资本通过引诱消费者在购买满足基本生存所需要的、价格较低的产品以后,继续购买超出必需范围的、价格昂贵的商品(如奢侈品)。这种诱导性的高价消费,就成为资本剥削消费者的一个来源。为此,资本主义通过信贷制度鼓励消费者进行这种高消费,从而以金融制度来促进对消费者的剥削。当然,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依然存在。这个时期资本的剥削从对工人的剥削转变成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双重剥削。

  

   瑞泽尔进一步指出,到了产消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采取了协同式双重剥削。由于任何人都是产消者,且生产者角色和消费者角色的比重有所区别,因此,资本对产消者的剥削会因为场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资本对偏生产者的产消者的剥削主要发生在工厂和办公室,而对偏消费者的产消者的剥削,主要发生在商场。在时间上,资本对前者的剥削发生在工作时间,对后者的剥削发生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下班以后、周末)。但是,对产消者的剥削,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合和时间。在麦当劳顾客自己清理盘子、在加油站顾客自己加油、在银行顾客自己在ATM上处理银行业务、在酒店顾客自己办理入住和离店手续、在超市顾客自己扫码支付账单等各种情形中,顾客既作为生产者被剥削(为资本节省了雇佣员工的费用),又作为消费者被剥削(支付了本不必购买的商品)。这就是一种协同式双重剥削。但这种形式的剥削被掩盖了。在生产角色和消费角色的组合更为均衡的数字产消者那里,剥削被掩盖得更厉害。因为数字产消者在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消费)以及生成内容和留下数据(生产)时,他们感觉是愉快的,没有异化的感觉。(16)

  

   二、“价值的社会创造论”

  

   社交媒体平台资本对产消者进行剩余价值剥削的理论基础在于斯迈思的“观众商品”理论。但这个理论引起了非议。费西尔指出,它的一个局限,就是把形成于19世纪有关工厂中的劳动剥削理论运用来解释21世纪私人领域的休闲活动,从而显得与现实中用户体验脱节。观众自己并不认为他们看电视的活动是劳动,也不认为自己看电视时被剥削。我们何以能把休闲活动看做是劳动?当人们在志愿性地免费观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何以能说他们被剥削?我们能够把在电视面前的观看活动与血汗工厂的劳动划上等号吗?观众劳动理论并没有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费西尔认为这个理论显得与实际不符。(17)

  

   阿维德森和科里尔尼不同意福克斯直接运用斯迈思的“观众商品”理论来解释社交媒体平台资本对数字消费者的剩余价值剥削。他们指出,毋庸置疑,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如Google、Facebook、YouTube)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用户的活动。但是,平台公司的价值创造越来越建立在公司利用由许多不同的行动者所生产的公共资源的利用能力上。他们拒绝福克斯观点的理由有二:第一,社交媒体公司的价值创造与生产性时间的联系十分微弱。相反,平台的价值创造更多是与消费者社区的情感纽带相联系。传统意义上的“剥削”既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强制)”,也包括经济上的“窃取剩余劳动时间”。就“压迫”的一面来说,社交媒体的用户是基于快乐和志愿的理由而进行使用,而不是基于强制或压迫。社交媒体的消费并不存在“压迫”。就“窃取剩余劳动时间”的一面来说,用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社交媒体用户为社交媒体公司所创造的价值,显得十分困难,因为他们每个人的价值贡献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以脸书(Facebook)为例,它在2010年广告营收3.55亿美元,只占该公司当年营收很小的比例,如果说每一个脸书用户是“剩余价值剥削的牺牲品”,那么,事实却是他或她一年只被脸书剥削了0.7美元。

  

   第二,对社交平台的分析,不能把它与其他因素隔离开来。社交平台公司主要不是靠销售商品(不论它是物质商品,还是斯迈思所说的“观众商品”)来营收,相反,它主要是靠金融手段来创造价值。例如,脸书(Facebook)在2010年从出售“观众商品”获得的收入只有3.55亿美元,但是在2011年1月下旬,它在股市上的融资达到15亿美元。金融租金(financial rent)成为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这说明,在信息资本主义中,公司的价值兑现只是更大范围内的以金融为中心的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仅仅依据公司当下的广告营收收入,很难理解公司在股市上的融资规模。公司的金融租金,需要从公司的声誉(或情感)价值的角度来理解。

  

   阿维德森和科里尔尼认为,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的大部分价值,来源于它的无形资产,即品牌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用户的产消劳动时间。而无形资源(如品牌)的生产,不是发生在组织内部,常常是发生在组织之外,即广大消费者和公众对公司经营理念和行为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喜爱)。消费者和公众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要依靠公司的沟通和传播能力。它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劳动时间的累加所创造的价值。这意味着无形资源的价值,较难用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时间来测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吸引情感投入的能力来创造。正是这种能力,创造了公司声誉和公司文化。公司文化构成员工的激励,而公司声誉则换来消费者和公众的喜爱,以及金融市场相应的较高估值(价值在股市兑现)。当然,劳动时间对公司的价值创造依然是必要的,但单纯用劳动时间来评估社交平台公司的价值,显然是不够的。

  

   阿维德森和科里尔尼进一步指出,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实行以金融为中心的积累体制。价值的创造,更多是通过复杂的公司之间的网络的合作,以及公司和消费者的合作来实现的。这些合作过程,并不完全由资本所直接掌控,但它的成效会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反应。金融市场对公司的估值,依靠的是“算计框架”,即习俗,来对公司的数据进行解读。这些习俗部分来源于沟通和传播实践。这些习俗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是否具有获得、并激励市场行动者和公众情感投入的能力。换言之,公司在金融市场上估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它动员和依赖市场行动者和公众的情感投入。这种情感投入构成公司的声誉(品牌价值)。显然,公司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品牌价值)大于客观的可测量的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社交媒体公司的价值兑现的主要渠道,不是向广告商销售“观众商品”,而是靠市场和社会的情感投入所促成的金融市场的高估值。与传统工厂的基于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律不同,社交媒体公司的盈利是基于情感的价值规律。(18)

  

   吉维克则对瑞泽尔和爵根森的观点展开了批评。他认为,瑞泽尔的产消资本主义概念,既在一些立论上走得太远,又在解释力上显得不充分,因而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分析性概念。他同意瑞泽尔关于产消活动在资本主义中有关价值创造作用的观点,但他认为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来支持把产消资本主义提升为一个宏大叙事。他指出,瑞泽尔既夸大了资本对产消者的剥削程度,又低估了现代市场管理把消费者转变成生产者的程度及其技术复杂性。瑞泽尔关于任何活动都是产消活动以及产消者作为连续统的界定,反而让生产性消费和产消者的概念失去了分析性价值。他指出,我们很难设想,在富士康工厂劳动的工人与乘豪华游轮去加勒比海岛屿旅游的游客可以放在同一个产消连续统上,而不是对立的两级。瑞泽尔的产消连续统概念事实上既抹去了生产和消费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界限,又没有把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吉维克认为,关于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可以客观地从劳动时间来测量。但是,平台资本对于产消者的剥削的测量,却较为困难。事实上,数字产消者并非免费为社交媒体平台劳动,他们同时也获得了对平台设施和服务的免费使用权。这事实上是一种交换,因为平台设施和服务也是有成本的。只不过,平台和产消者之间的交换,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而已。就线下的产消者而言,资本并非无偿占有产消者的劳动。例如,在加拿大,顾客在ATM上办理银行业务是免费的,但是在柜台办理业务因为涉及银行雇员的服务,顾客却要交费。因此,产消者在ATM上的劳动是有回报的,它省去了在柜台办理业务的费用。产消者从宜家购买的家具要自己组装,但这些家具却比组装好的家具的价格更低,因此他们事实上得到了回报。所以,吉维克指出,瑞泽尔所说的产消者的全部劳动被资本无偿占有,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论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产消者都获得了资本所支付的报酬,只不过这个报酬不优厚而已。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看到宜家或脸书上的消费者罢工。

  

   吉维克进一步指出,瑞泽尔在夸大了资本对产消者的剥削程度的同时,却未能充分揭示资本剥削产消活动的机制。在商业性的消费监控或大数据时代,消费者被改造成产消者,从而让他们在没有意识到被剥削的情况下,客观上遭受了资本剥削。大数据把消费者变成了一架日夜不停的生物生产机器。他们的行为数据化了,不管他们移动,还是不移动;购物,还是不购物,都可以变成数据,从而变成平台资本盈利的原材料。因此,资本对于产消者的剥削,不在于具体的某个生产时刻,而在于产消者的全部生活。相应地,在大数据时代,出现了整体性的生活产消化(total prosumification of life)趋势。顾客数据库成为一种普泛的数据捕捉、存储和分类机制。它构成一种意在不但对消费进行监督、管理和预期,而且对消费者(作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进行剥削的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在这个监控网络中,只要消费者移动,他或她就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生产了自己,即把自己作为一个数据商品来生产。因此,商业性顾客监控机制具有经济功能,它可以从人的生活本身榨取价值。顾客监控技术所具有的捕捉顾客市场活动数据的能力,把生活本身转化成了生产信息商品的原材料。当消费者在购物、打电话、或观看优兔(YouTube)上的视频时,他们就成为这些原材料的生产者。而这个生产活动,并没有从数据平台公司那里得到足够的回报。因此,资本对产消者的剥削,不是在具体的生产时刻,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全方位的生活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因此,他认为,社会理论不能只分析产消者被剥削的具体结果,更要侧重于分析产消者被剥削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整个经济系统,而不仅仅是资本和产消者之间的劳动关系。(19)

  

   三、迈向“外部性剥削论”

  

上述“剩余价值剥削论”和“价值的社会创造论”均有不足之处。就“剩余价值剥削论”来说,它无法解释,社交媒体的产消者为什么明知被剥削,却依然乐此不疲地愿意被剥削?面对资本的剥削,为什么产消者不抱怨、不抵制、不罢工,而是快乐地投入到被剥削的境地?或许“剩余价值剥削论”持有者会说,那是因为产消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剥削。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剥削理论,是基于工资劳动来说的。而工资劳动是基于劳动契约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在于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和劳动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它被资本无偿占有了。为了最大程度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必须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以最大地提高劳动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这个价值越高于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资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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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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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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