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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鸿飞:财产权的公共性

更新时间:2022-10-01 09:11:29
作者: 谢鸿飞  
财产制度使自私自利的人社会化,但也导致人性的异化。财产权是人异化的根源:“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人类解放就是要克服异化,使两种生活与生命结合,实现真正的自由。个人唯有与其他成员合作,实现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才能克服包括财产在内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异化。

  

   (2)财产源于社会

  

   任何人取得特定的财产权,都剥夺了其他全体社会成员相应的权利。在财产的取得方式中,劳动最具正当性,通过其他方式取得财产权,都可能引发财产权正当性的质疑。如土地作为最为重要的财产资源,土地权利人往往并非因其对土地的劳动而取得权利,洛克的劳动论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人可以拥有裸地。这也是土地始终为社会革命核心要素的根源。虽然大量的财产权并非基于劳动取得,然而,一旦法律赋予财产权,其他成员不管如何质疑其正当性,都必须承认法律界定的财产秩序。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指出,财富不仅仅来自个人努力,它是个人和集体合力的产物,大众不可避免地帮助个人创造了财富。西奥多·罗斯福更进一步认为,富豪对国家负有特殊的义务,因为他从政府的存在中获得了特殊利益。这些言论表明财富不仅源于社会,也源于国家。

  

   在经验层面,特定社区成员往往通过习俗和博弈创造成本最小化的土地制度,以适应风险、技术、需求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变化。在不同主体具有共同利益的协同财产(Convergent Goods)中,财产的公共性使成员之间福祸相依,如相邻房屋业主防止火灾的利益等。对这些财产毫无限制的使用与处分,必然破坏成员的共同生活。这些经验事实表明,若强调特定社区和抽象社会的共同目标,财产

  

   权人应回馈社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公司的社会责任类似,权利人不能仅仅考虑自己在财产上的利益,而必须考量非所有者在其财产上的利益和要求,并将其作为权利行使的重要标准。

  

   财产权源于社会的事实与社会契约论的结合,更可证成财产权应服务于多元价值。社会契约不仅发生在社会成员与国家层面,也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在国家层面,国家应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道德和法律澄清社会生活中真正美好的事物,并创造条件使其所有成员有能力追求各种形式的幸福,以有序和道德的方式行使权利。在社会层面,社会成员承诺建构伙伴关系,在交往中培养道德能力,彼此帮助来享受自由。财产权的对世权效力以及人人享有财产权的事实,决定了财产权行使的相互性,因此,财产权必然蕴含社会责任和团结美德,应避免任何有利于富人特权的制度安排。财产权人也应承担更高级社会义务——与他人共同实现社会繁荣。

  

   3.提升个人价值

  

   在财产权取得和行使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权利人未僭越法律底线,但可能在德性上有所亏欠的情形。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诸多传统观念式微,正如韦伯所观察的那样,当天职观念不再与精神和文化领域最高价值相勾连时,以往被圣徒当作轻飘飘斗篷一般的财富,已变成铁笼,产生了“纵欲者没心肝”的价值乱序。

  

   财产权公共性观念本身包含了公民美德和责任的规范要求。财产权使人自给自足和独立,与依赖他人生存的人相比,权利人更能战胜自身利益,有效地促进更大的公共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财富是个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唯有在社会性共享中才能实现财富主体的自我实现。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及与他人的社会连带关系,在国家层面催生了公民共和主义,它要求公民应该是积极公民,在实现个体自由和权利时担当公共责任。按照马斯洛的精神需求层次,慈善彰显的是人道、博爱、奉献,它们能产生更深的幸福感、宁静感和丰富感,实现更伟大、更坚强和更真实的个性。财产权利人践履财产权公共性要求,无疑将提升人生价值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但这其实将财产权的公共性系于高贵、光辉的人性。

  

   综上,财产权公共性的正当性可提炼为:财产权承载社会道德愿景,建构平等、相互尊重、促进个人尊严、非支配的财产关系,不仅裨益社会和国家,且对财产权人最终也有利无害。

  

   (二)财产权公共性与财产权观念

  

   财产权的公共性要求法律不仅要建构清晰、稳定的财产权秩序,为财富积累提供法律资源,而且要实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的财产权正义。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大陆法系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权观念与英美主流的“财产束(Bundle of Rights)”何者更契合财产权的公共性。

  

   按照梅尔曼有名的观点,大陆法系的物权法是所有权法,而普通法是地产权(Estate)法,两者代表了不同的财产权观念。在前者,财产权以所有权为中心,是整体的、单一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在后者,财产权是多元的、分散的,可以分割为各种较小财产利益,包括未来权益。前者因将财产权作为连贯和整体的集合体,保护所有者以经济高效的方式使用物品的利益,赋予所有者充分的消极自由(排他权),法定物权的配置相对困难,不利于实现财产的公共性,尤其是数据权利、网络虚拟财产等新型无形财产的确权。

  

   相对而言,权利束观念更有助于法律实现财产权的公共性。它源于霍菲尔德从法律关系角度对权利的概念分析。其出发点是,财产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财产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财产关系的一束权利。美国《财产法重述》(第1版)继受了这一立场。按照这种观念,财产权不再以物为中心,不涉及绝对的、唯一的统治权,在很多情形下,财产上只涉及相对更优的权利。财产是权利、权力和义务的无限可变集合,各个不同的权利被称为“棍子”(Stick),这些部分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

  

   在国家与财产权的关系方面,权利束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个面向是遏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因为对任何财产权的干涉都构成妨害或侵权:“保护标准权利束中的每一个权利不受国家管制会削弱国家权力。”另一个面向是支持国家权力膨胀。权利束可延展,国家限制其中一根棍子,只是重新安排权利束,而不是剥夺产权。基于不同财产类型的不同社会功能,立法者对多元价值作出不同平衡。“如果财产没有固定的核心意义,而只是由社会习俗确立的各种利益的集合,那么就没有充分理由说明国家何以不能以普遍福利的名义,自由扩大或更好地收缩(财产)权益清单。”因此,它很容易破坏财产权为自然权利的观念,为国家对财产的积极干预、监管和再分配铺平道路。

  

   财产权利束概念的一大痼疾是,财产权沦为没有内在连贯性的任意组合,只是具有多种排列可能性的实体权利清单。它剥夺了财产权作为一个独立法律范畴的资格,因为合同、侵权等领域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导致财产“被谋杀”。然而,它有效回应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各种无形财产的兴起对以土地权利为中心的传统财产权的挑战。  

  

   三、财产权公共性的法律化

  

   在私法理论中,财产权公共性体现为对所有权的限制。史尚宽先生将其分为对所有权内容的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两种类型。前者限制所有权的“物质的利用权能”,后者源于商品交易、企业经营、金融关系等法令统制或限制。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前者是私法对财产权的自我设限,后者是公法对财产权的剥夺或权能限制。前者的目标是平衡各私主体在财产上的利益;后者则服务于整体社会福祉的提升。因私法规范普遍适用于个案,故私法中的财产权公共性规范最终也有助于公益,但从法律体系角度,财产权公共性规范的私法公法之分依然非常明显。

  

   (一)财产权在私法上的公共性

  

   在传统上英美财产法对财产权的限制主要体现为不动产领域的妨害原则;大陆法系则主要为相邻关系,辅之以权利滥用原则。但实际上,私法存在诸多“隐秘的”财产权公共性规范,以下择要述之。

  

   1.财产权的取得限制

  

   这限制的是获得某些特定客体上的财产权的权利能力,即某些或全部主体不能获得对特定类型客体的财产权。这类客体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不融通物,物若不具有权利能力,则其上无法成立所有权,如毒品。这是各国均认可的规则。二是土地等自然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等(《民法典》第247-254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决定了私主体无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土地作为财富之母,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源之一,其分配历来受国家重视。如在18世纪后期的美国,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的主要含义是,个人有权以宽松的条件获得用以维持生计的土地。1996年南非宪法明确承诺,“国家必须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创造条件,使公民能平等获得土地”。孙斯坦称其为“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宪法”。

  

   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法》第25条对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动物和植物品种等不授予专利权。这是限制专利权取得能力的规定。

  

   2.财产权的强制剥夺

  

   这是指未经所有权人同意,基于物的利用、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价值,剥夺所有权,将其转化为不当得利、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债权。按照“卡-梅公式”,强制剥夺的实质是,对本应适用财产规则的社会关系,立法者强制适用了责任规则,让所有权人无法自己决定移转所有权的对价,只是赋予其取得效力远低于所有权的、可能无法实现的债权。这是财产公共性的典型私法体现,其主要情形如下。

  

   (1)时效取得

  

   财产权一旦被赋予,其归属与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清晰且稳定,无论其是否积极使用财产,其权利都将持续,这是财产权存续保障的应有之义,毕竟财产权制度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创造和捍卫稳定的财产权。在财产被他人无权占有时,在占有时间足够长时(通常区分善意与恶意设置时间长度,但均很长),两大法系均承认时效取得。其早期理论基础与诉讼时效相同,为“权利沉睡论”,它或多或少将真正所有人不使用财产视为一种过失。此外还有交易成本、证据障碍的理由。也有学者将其正当性系于占有在人与物关系建构中的重要功能:“一个你已经享受了很久并据为己有的东西,无论是财产还是思想,都会在你的存在中扎根……无论你如何得到它,它都不会被夺走。”这些理由或可以通过对财产的“依赖理论”整合:所有权人长期不使用其财产,甚至可能长期未阻却他人的积极使用,表明其不再依赖该财产;占有人主动持续使用,其经济和道德地位都应更优。同时,将所有权授予占有人,也是对其在财产中的生产性投入的回报。在承认善意取得后,时效取得的空间确实缩小了,但如纳入恶意占有,则其资源的再配置功能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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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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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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