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复观:孔子在中国文化上历史之地位

更新时间:2022-09-30 14:56:53
作者: 徐复观  
已经有很明确的学的自觉,如《左传·昭公十八年》闵子马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即是,但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方法的自觉,由学所得的结论,和对学所使用的方法,有不可分的关系。有学,必有学的方法;但方法须由反省、自觉而始趋于精密,学乃有其前进的途辙与基础。中国似乎到孔子才有此一自觉。

   《论语》上所说的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学,兼知识、德行二者而言。狭义的学,则常是对德行而专指追求知识,如“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之类。在孔子,以求知识为立德的一过程,或一手段。但《论语》上的所谓知,都含有很严肃的意义。并且一个人当实际活动时,精神必有所专注,而可将立德与求知,分为学的两种内容。因为学的内容不同,方法亦因之而异。故下面分三点加以说明。

   (一)为学的总的精神,我想以“主忠信”(《学而》)作代表。而其极致,则归于“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文指的是《诗》《书》《礼》《乐》,所以求知识。行指的是孝、弟、忠、恕。所以立德行。而此处所说的忠信,乃绾带着文、行两方面,为两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共同精神。朱元晦谓:“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此一解释,似乎颇中肯綮,德行方面不离于忠信,随处可见,固不待论。在求知方面,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是忠信。一切方法、功夫皆由忠信精神所贯注,否则便只是空话。忠信之至,便达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一面是到达的境界,一面也是为学时的精神状态。

   (二)求知的方法,略可分为下列二端。

   (1)学思并重。《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是向客观经验的学习,当然以见闻为主。《论语》上常将见闻对举。思是把向客观经验方面所学得的东西,加以主观的思考,因而加以检别、消化。学与思,构成孔子求知的完整方法。学贵博,贵疑,贵有征验。“博学于文”“博我以文”“多闻厥疑”“多见厥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及叹服夏礼殷礼的杞宋不足征,都是这种意思。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述而》),朱元晦以“信古”释之,则此句中之“而”字为无意义,因有一“而”字,乃表明一句中,含有两事,如上句“述而不作”,“述”与“作”正是两事;则“信而好古”,亦必“信”为一事,“好古”为一事。所谓信者,盖亦指有征验而言。古今岂有无征验而成为知识?对于学而言思,上面所说的厥疑、求证、都是思的作用,但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既是由已知以求未知的推理。推理乃思考的主要内容。孔子既重思考,自然重视推理的能力。例如,“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颜渊“闻一以知十”,子贡“闻一以知二”,这都是推理的结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不思,因而没有推理的能力,亦即没有思考的能力,所以孔子认为不值得教诲。不过在孔子看来,思要以学所得的东西做材料;没有材料做根据的思,乃至以很少的材料做过多的推理,都是危险(思而不学则殆)的。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总之,他是主张求知识应学思并重,而以向客观经验学习尤为最重要。

   (2)正名。孔子所说的正名,是广义的,既包括知识与行为两方面而言。但仅就正名的本身来说,则较验名之正不正,不论此名属于哪一范围,依然是知识的活动。并且孔子认为正名是为了语言表达的正确;而语言表达的正确,乃行为正确的基础。所以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他的正名主义。《庄子·天下》篇谓《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春秋繁露》谓:“《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深察名号》篇)故正名当亦为《春秋》的重要目的之一。孔子的正名主义,在求知方面,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惜除荀子稍有申述外,此一方面,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三)立德的方法,亦即开辟内在的人格世界的方法,在这一方面,也略可分为下列两端:

   (1)立德是实践,所以立德的方法,是实践的方法。而如上所述的下学而上达的历程,在实践的方法上,有其非常的重要性。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学而》),这是下学而上达;以忠恕为一贯知之道,也是下学而上达;以非礼勿视勿听等为为人之目,也是下学而上达。凡孔子所答门弟子之问,都是从下学处说,尤其对于问仁;不如此,便无切实下手、入门之处,会离开了道德的实践性,结果将变为观念游戏的空谈。这种下学的本身,便含有上达的可能性在里面。但不经提点,一般人在精神上便容易局限在某一层次,以一善一德为满足,而不易继续开阔上去。所以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一方面是不断的要他们落实。例如,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便说“赐也,非尔所及也”(《公冶长》)另一面,则不断地把他们从已有的成就中向上提。例如子贡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孔子便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他称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及“子路终身诵之”,便说:“是道也,何足以藏。”(《子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的这一章,全系孔子下学而上达的自述。

   (2)求知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而立德则须追问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所以立德特重内省,亦即是自己认识自己的反省。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学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内省不疚”(《颜渊》)等皆是。孔子所说的“默而识之”(《述而》),及“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卫灵公》),也是一种积极性的内省。与内省关连在一起的,便是消极的改过,积极的徙义。这正是下学而上达过程中最具体的功夫。例如“过则勿惮改”(《学而》);“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等皆是。

   孔子所开端的治学方法,在求知方面没有得到继续的发展,在立德方面,自汉迄唐,亦未能在人格世界中扩疆辟宇,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方法,也芜塞不彰,直至宋明理学心学起而始能远承坠绪。

   第四,教育价值之积极肯定,及对教育方法之伟大启发。孔子对政治上的究极理想,乃在政治权力自身之消解;所以他说:“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为政》)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卫灵公》)但从“有教无类”这句话看,他是把教育自身的价值,远放在政治的上位;并且他对教育是采取启发的方式,而不是采取注入的方式,这已为一般人所了解,但除此之外,他更重视个性教育。所谓重视个性教育,乃在于他不是本着一个模型去衡定人的性格,而是承认在各种不同的性格中,都发现其有善的一方面,因而就此善的一方面与以成就。他虽然认“中行”是最理性的性格,但“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狂狷也有善的一面。并且他门下有成就的学生,性格几乎都是偏于一边。“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及“赐不受命”(《先进》)等即是。当他说“古之狂也肆……古之矜也廉……古之愚也直”(《阳货》)这一类的话时,都是在各种不同个性中发现其擅处长处而加以成就的意思。这较之后来宋儒所强调的变化气质,似乎更合乎人性的发展。

   第五,总结整理了古代文献,而赋予以新的意义,从文献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孔子删订《六经》,今人每引为疑问。但从论语看,他分明是以《诗》《书》《礼》《乐》为教材,并对《乐》与《诗》,曾加以修正,而赋予《礼》以新的意义;准此以推,其对《书》,亦必有所整理与阐述。故《诗》《书》《礼》《乐》,在先秦儒家中,皆得成为显学。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在先秦早成定论。《论语》中,有两处提到《易》;而《易传》虽非孔子所作,但其出于孔门,则无可疑。且其中所引之“子曰”,可信其多出于孔子。综合以观,则孔子之删订《六经》,并各赋予以新的意义,一面总结了他以前的文化,同时既通过他所整理阐述过的文献,以启迪后来的文化,这是决无可疑的。在先秦时代,由孔子所开创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教化集团,是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中心而展开的。

   第六,人格世界的完成,这即是统摄上述各端的性与天道的合一,而为后面所要详细叙述的。

   摘自《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86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