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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如何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设置中国议题?

更新时间:2022-09-29 23:30:56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18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发生于此间的启蒙运动,让现代知识体系正式确立起来。这样的确立,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在14-15世纪奠立的现代人文主义传统,在17世纪建构的理性主义知识体系,终于在此时正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知识系统。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不再基于学者的哲学式洞察,而是建基于自然科学式的精确。尽管所谓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获得的科学承认仍然有限,但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挣脱了宗教的神定性、哲学的统揽性约束,而具有了自身的理性化、数量化、模型化等学术特点。三是人文社会科学分门别类的发展,让人类对人自身和社会的精密复杂构成,有了一个相当深入的认识:一者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那里得到不同视角的描述与解析,从而保证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思考更趋细致深入;二者这些学科的跨界思考,又为具体学者的思考提供了宏大叙事背景,让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深入思考不至于陷于支离破碎。

  

   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总体上讲是基于人类视野的知识体系,这与17世纪欧洲建构现代知识体系时所确立的基本知识立场有关。在此,只需要引证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两段话,即可呈现知识体系的人类视野。就一般的人类相似性而言,“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与别人的相似,所以每个人对自己进行反省时,要考虑当他在‘思考’‘构思’‘推理’‘希望’和‘害怕’等等的时候,他是在做什么和他是根据什么而这样做的;从而他就可以在类似的情况下了解和知道别人的思想感情。我说的感情相似,是指人人都具有的,如‘意愿’‘害怕’‘希望’等等”。就社会政治生活而言,“要统治整个国家的人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进行了解而不是了解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而是要了解全人类”。就此而言,现代知识体系是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等等局限的普遍知识体系。它对增添这一知识体系构成内容的具体学人、来源国家与文化根系,是不太关注的。凡是那些一味强调现代知识体系的地方属性、民族特色的论断,可以说都是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特质不甚了了、似是而非的说辞。

  

   但也需要看到,现代知识体系与国家、民族、传统、地方等等因素并非全不相干。至少在三个意义上,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演进,与地方性、特殊性、民族性等等因素高度关联:一是现代知识体系都是具体属于民族、国家与文化传统的学者所贡献的。因此,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演进史上,总是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上那些为现代知识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不同国家的伟大学者的高姓大名。二是现代知识体系总是基于具体的经验事实作出的普遍性归纳,即使脱离开具体事实进行的纯粹社会科学推论,也因为思维习惯、传统积淀与知识积累等因素的作用,而为这一知识打上特殊性的烙印。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一直都与具体的生活经验相关联。在生活经验与学术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让人们只能在其经验以及由此展开的想象基础上,提出理论命题与提供相应解释。就此而言,17世纪浮现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两大传统,便分别体现了英国与欧陆不同的知识进路。英国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经验主义进路,法、德对现代知识体系的理性主义进路,各自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议题基本上由它们所设定。中国议题的设置,也不例外。

  

   就现代知识体系的一般议题来讲,“社会科学诞生于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稳定与危机”。这些促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兴起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中央帝国的政治统治危机、宗教改革引发的挑战、古今之变的文化冲突等等,而这些促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兴起的因素,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尖锐,不足以引发人文社会知识的革命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后发现代化进程,一者注定了它们无法先期对后发现代化了然于心,未卜先知地创制与现代进程携手的知识体系;二者也注定了它们必然受先发现代国家的影响,不仅在现代的社会变迁上全面呈现依赖性,而且在知识引入上一定会受其全面制约。即使后发国家走上比较顺畅的现代发展道路,国中学者,也必然只有在顺畅与颠沛的不同体验中,才具有了挣脱西方国家的现代知识束缚的体验前提,也才足以将自己独特的现代体验代入知识建构,提出不同于先发现代国家学者的新见解、新主张、新学说,从而刷新现代知识体系。然而,先发现代国家同样在发展之中,因此相关社会进程的先人一步、相关思考的高人一筹,使得他们总会占据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优越地位。后发国家的学者要改变此种处境,无疑是相当困难的。除非后发国家具备极为优越的知识创制条件,同时整个知识共同体潜心学问、心无旁骛,才能真正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刷新有所贡献。

  

   就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来看,17-18世纪奠立了“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与知识倾向。就“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来讲,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议题;就“中国”议题的知识倾向而言,同样是在18世纪,法国学者以表彰为主,德国学者以批评居多,英国学者则倾向于客观描述。注释性的介绍与解释性的评说,确立了中国议题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从总体上讲,“到18世纪,解释性的评说明显发展了。这主要表现在三个特性上,即:传播东方文化,以推进西方文化的目的性;结合西方情况和背景有选择地介绍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自觉性。正是这种解释性特征的突出,才使得西方中国观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却越来越复杂化;变得越来越深刻,但却越来越主观化”。可以说,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议题,基本上是由欧美学者确立并予以阐释的。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一个让中国学者居于场外的局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发展在先发内生的情况下,需要眼光向外,寻找学习与批判两种可能性同时具备的对象,而中国恰好成为这样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代知识建构的优先性,注定了中国议题在被纳入这一知识体系之际,就构成任何尝试进入这一体系的学者不得不正视的论题。西方学者对中国议题的设定,即便是中国学者进入相关议题的讨论,也不得不首先对已经设定的中国议题表达赞同或拒斥的态度,但这样的表达,构成的是设置相关议题的学者定论的一个存量性论证,因此只能在设置这一议题的西方学者的学术脉络中被定位与评价。

  

   从中国现代学术史来看,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不唯对中国学者加入全球学术共同体设定了先在的门槛,而且对中国学术的议题设置,也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迄于今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主流学界的呼应、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主义”断言引发的广泛讨论、伏尔泰的“中国君王统治秩序礼赞”导出的不同论断、黑格尔的“中国哲学属于哲学前史”所引起的愤懑情绪、韦伯的“中国无以诞生资本主义”引致的长期争执、李约瑟的“现代科学为何不出现在中国”的论题,对中国学术界讨论相关话题,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制导性作用。这些都无不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现代知识体系关乎中国的议题所采取的认同与拒斥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恰恰让中国学者很难摆脱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这里的认同与拒斥,不过是两种相反相成的承接现代知识体系之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议题的设置方式而已。中国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发挥出扭转国际学术界对这些议题的广泛认同的能量,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以接受或拒斥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从国际学术界的现状来看,西方国家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总体上没有被撼动。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来看,中国学者立下宏愿,尝试改变西方学者领先的定势,并且存在一种力图突破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进而改变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跟随定势的意欲。相对于心甘情愿尾随西方学者所设置的现代知识的中国议题而言,改变现状的尝试是可贵的。这不是一种基于中西对峙的赞许,而是基于中国学者必须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有所贡献而言。

  

   三、局部贡献

  

   不能不承认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基本论证、基本理论,几与中国学者无关。只不过需要同时看到,在某些具体科学、具体论域、具体议题上,中国学者有过某些贡献,因而得以进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成为被现代知识共同体所礼敬的学者。

  

   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在某些领域占据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这些领域首先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的领域。相关中国议题的提出,自然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安顿在了优先的位置。因此,在中国历史/经验方面,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议题可以作出的贡献,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被称为中国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对中国历史的精湛研究,可以作为案例来分析。四位历史学家都是著述宏富的大家,也都在整理中国古史、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与培养历史学者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现代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相比而言,钱穆以其在港台的学术活动,影响了一批旅居海外的历史学者,因此间接融入了现代世界历史学知识的建构进程。陈寅恪则以他游学西方的经历,不仅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兴起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也在西方学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承认,其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等人推荐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院士,便是此种承认的一个有力佐证,而他之受聘牛津大学,虽未到位,却表明其历史学研究成就受到西方顶尖大学承认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有中国学者参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且作出了主要贡献,乃是一种“应分”的结果,也就是中国学者理应做好中国历史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是他们积极介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标志。胡适对中国思想史及其现代转变的探究,无疑令世人瞩目。他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学术与新文化兴起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因此长期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以其为代表,上承严复对现代政治学主流价值的引入,下启殷海光等学者对政治学主流理论的评鉴,胡适式学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议题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如果说现代政治学主流理论在西方学者如约翰·洛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到约翰·罗尔斯那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原创性阐释,那么在这一理论脉络中的胡适式学人,则创发性地诠释了中国处境下接应现代主流政治学理论的进路。这无疑是对现代政治学知识的一个贡献。由于种种缘故,胡适的这一贡献还没有得到中国学界与国际学术界很好的理解和应有的阐释。

  

   在人文学的其他学科,哲学家牟宗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与哲学史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哲学学会的承认,并为之召开过专题会议。在全球化与本土性视角创发的现代新儒学,包括港台及海外新儒学,则对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于政治保守主义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样的保守主义阐释,与全球保守主义浪潮相契合,形成接受与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潮。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命名下对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张君劢的讨论,已经显现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高度关注。现代新儒家从仅限于大陆的第一代,到流播港台的第二代,终致影响广及欧美的第三代,也显现出融入国际学术界并加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明显势头。

  

中国学者不仅在现代人文学方面积极参与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而且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也作出了令人尊重的贡献。譬如社会学领域的费孝通等人,以对中国社会的描述与分析,很受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包括中国现代社会学的一批奠基性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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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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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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