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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荣:从血缘到阶级: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族组织的瓦解及改造

更新时间:2022-09-29 09:27:30
作者: 吴晓荣  

   内容提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乡村宗族组织在不断的自我复制中强化完善、调整结构、增强功能,形成了一套适应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特别是形成了血缘关系纽带不断牢固需要的内部结构体系,对维护封建社会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以乡村宗族体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结构造成乡村社会的相对封闭和稳定,成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以及对乡村进行改造的极大障碍。中央苏区时期,为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瓦解维系乡村宗族体系的经济基础、拆解乡村宗族权力共同体、重塑农民思想文化和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符号等方式,对乡村宗族组织进行瓦解和改造,解构了旧有的农村社会权力网络,重塑了苏区农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并建立了与苏维埃政权相适应的社会基础。

   关 键 词: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  革命  血缘  宗族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CPC  revolution  Consanguinity  clan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皇权不下乡”。为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宗族和乡绅阶层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种治理模式极大地弥补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不足,为治理乡村社会和维护其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乡村天然地具有自治的特性。外来力量欲要打破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感叹,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许多支部由一个宗族姓氏党员构成,其势力之强大且地方主义之严重,致使党的“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毛泽东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阶级的分化,战胜“家族主义”①。毛泽东指出的“家族主义”影响问题,在中央苏区具有普遍性。而不战胜“家族主义”,则无法有效动员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和考虑,对乡村宗族组织进行瓦解及改造,解构了旧有的农村社会权力网络,建立起与苏维埃政权相适应的社会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

  

   传统中国由官僚中国和乡土中国共同构成,国家权力机构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主要依靠宗族组织和保甲制度来进行治理。宗族保甲相辅相成,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封建政治体系。乡村宗族在满足同姓族人抚养赡养、死丧相助、社会救济等宗族利益要求,维护宗族内部稳定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功能,在维持社会治安、征派赋税、处理民事纠纷、规范与调整经济利益关系、道德教化和活动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受特殊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乡村宗族发挥的基层政权功能甚至为国家法令所不及,宗族由此成为国家统治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和补充。宗族对乡村社会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调控着乡村社会的有序运动和稳定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

  

   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在尝试多种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失败后,恢复和重建了自清末以来日益衰落的乡村保甲制度,以维护乡村政权的稳定,控制乡村社会秩序,并将其作为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在南京国民政府强力的控制和干预下,宗族组织一方面通过修建祠堂、整编族谱、购买族田、举办公共活动等强化宗族意识和力量;另一方面通过保甲制度,以宗族为纽带对乡村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以此维护社会秩序,进而控制基层社会。同时,国民政府强化了从乡村汲取资源的功能,并试图切断乡村社会资源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流动的途径和渠道,企图以此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早期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时,都难以回避宗族问题,甚至很多革命者还利用宗族来开展革命工作。所以,尽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即“族权”作为应打倒的封建势力四个代表之一,但当时主流的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视宗族为可以利用的因素,强调“[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有时为了取得工作进展,甚至要求暂时附和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②在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革命初期,有一些宗族对革命持支持态度,为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援。据肖华回忆,兴国县的革命运动能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地迅猛地发展起来,主要在于北伐战争后一批共产党员从外地回到兴国开展工作,比如肖以佐、肖芳泉、肖能岩等一批兴国籍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后回到家乡,他们都姓肖,而肖、陈两姓当时在兴国很有势力,掌控着全县政治大权。在发动革命斗争时,姓氏关系有效地帮助了革命的生长和发展,许多党团员家庭都掩护过党的组织,做过党的秘密交通工作。③赣东北地区的革命得以发展起来,也是由于在外求学回乡的知识分子利用家族、地缘和日常人际交往关系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第一批追随方志敏的革命者大多数是湖塘方家人,与方志敏有着很浓的血缘关系。如领导了著名的漆工暴动的中共弋阳漆工临时支部书记、弋阳九区农民协会主席方远杰,是方志敏叔伯的儿子,也是方志敏最早的革命追随者之一。此外,也有一些弱小宗族在革命兴起时,为反抗大姓豪族乡绅地主的压迫而积极参加革命。

  

   不过,地缘政治在为革命提供机会的同时,也成为革命发展的一种障碍。裴宜理提出,“地缘政治是一柄双刃剑,既为集体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又是一种人为的壁垒”④,这一结论对于评价宗族与苏区革命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宗族组织中既有支持革命的,更存在大量对革命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群体。在一些根据地的创立初期,封建地主往往利用宗族势力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以及乡村社会变革。尤其是在军队和苏维埃政权尚未站稳脚跟之时,他们分化群众,笼络一批乡村的中间阶级(如自耕农)等,形成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力量。在井冈山时期,在革命形势低潮时,割据区域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⑤。

  

   中国共产党正式进入乡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开始在乡村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体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政权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直接治理和控制。不过,最初建立的工农政权模式多样,架构不一,运作的程序和环节也有着较大区别。有些甚至还算不上正规的权力运作体系,而是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延续,或者是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其权力运作的规范性与影响力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此外,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大多是没有掌握任何公共资源的贫苦农民,导致其权力体系运作资源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苏维埃政权的有效运转。在土地革命未完全开展和宗族势力没有完成改造之前,宗族势力仍然掌控着乡村公共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掌控着乡村的经济权力,并且通过对公共资源的运用和支配,影响着宗族成员的政治态度。更有甚者,在革命初期,一些小地主富农凭借着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多文化知识的优势,进入了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并把持一切,将贫农排挤到一旁,这一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

  

   乡村宗族还掌握甚至垄断了乡村社会的精神观念体系,通过解读和传播旧有的精神体系和观念规范,如宣传和倡导宿命论、等级观念,并通过生产性、祭祀性和娱乐性等公共活动,影响宗族成员的思想观念,不断强化和巩固乡村宗族权力体系的思想基础。由此,宗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所提倡的革命、阶级等观念进入乡村社会,阻碍了党通过革命、阶级、平等观念去唤醒农民,使其参与到新的权力体系中的进程。

  

   还有一种情况是宗族间的械斗及宗族的武装反抗。一些宗族为维护自身利益,修建数量众多的土围、山寨,购买武器,组织民团,时常制造姓氏矛盾和冲突,乃至发生械斗。有些宗族因为械斗而结世代冤仇,争斗不断,使地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兴国县东北部的崇贤乡,“统治权都为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几个大姓的族长(头人)所操纵,由他们指派一些流氓、地痞为狗腿子,帮县衙收缴纳捐、摊派款项”。为了争权夺利,他们还常常挑唆氏族之间相互仇视和发起械斗。⑥有些土围、山寨被当地地主劣绅利用和控制,成为阻碍红军和苏维埃革命的反动工具。于都县马鞍石由几家大姓聚族而居,“各姓的土劣就是各族的首领,他们一声令下,全族的人可以倾巢而出”。因各族之间经常械斗,当地武器装备齐全,随时都可以动用起来,马鞍石由此成为于都北乡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封建堡垒。于都党组织决定举行暴动,首要目标是攻打马鞍石上宝土围。上宝土围拥有厚实的围墙、围绕四周的池塘,以及大量的枪支武装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支援,起义部队无法攻下土围。由于受土豪劣绅的蒙蔽,起义部队到马鞍石开展革命宣传时,一些住在土围里的农民还用鸟铳和斑鸠爪攻击起义队伍。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暴动只能暂告停止。⑦

  

   总而言之,传统的乡村宗族权力体系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努力的实际效果,也就实质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必须对其进行完全的改造,消除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重新建构一个新社会。

  

   二、瓦解维系乡村宗族体系的经济基础

  

   乡村宗族体系能够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大量土地来剥削农民阶级,并且掌握了相应数量的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在乡村社会普遍贫困的背景下,这些资源对于每个宗族成员都具有重要意义。宗族代表全体宗族成员行使公共资源的经营权和分配权,为其掌控宗族经济权力提供了支撑。它还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和运用,影响着每个宗族成员的思维和行动,并以此为手段将宗族成员凝聚在一起。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1927年的调查,全国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共1.86亿人,占农民总数55%;只有10亩以下耕地的贫农占农民总数20%,占有全国耕地的6%;中农占农民总数11%,占有全国耕地的13%;14%是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耕地的81%。⑧当然,各地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因其地域条件不同而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一般而言,人数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却无地或少地,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客观事实。毛泽东的相关农村调查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党的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公地是豪绅的私产;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豪绅拥有的个人土地加上其所支配的公田数量,使得他们拥有土地的比例更高,“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问题”⑨,总体上是一个正确的结论。

  

许多宗族都拥有大量的宗族公田。如寻乌公田占全部土地的24%。据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族产来源有两种途径:一种方式是已经去世且留有后代的先者,而后代又是有钱者的话,其子孙会通过各家凑份子、从家产中抽出部分的方式,替先者设立个“公”;另一种方式则是年长者尚在世时,自己留出部分田产设立“公”以留给后人,“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这两种立“公”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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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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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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