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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

更新时间:2022-09-29 09:24:44
作者: 瞿骏  

   在“内容转化”方面,江南人士通过改写、缩编、商榷、讨论等形式,将报刊、书籍上的社会主义内容转发到地方报刊,以更易于本地人士理解的话语实现文章的再传播。这种形式在1917年前已零星出现。前文提及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就是由朱执信《民报》上的文章扩充改写而成。发表于《新世界》上的《驳社会主义商兑》诸文,则是与钱智修、杜亚泉等发表在《东方杂志》之文章的商榷和讨论。(24)

  

   1917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升温,社会主义经由地方报刊“落地”的现象在江南更为常见。以河上肇的著述为例,其在国内的译介始于1911年,从1911年到1917年,《东方杂志》等刊物虽然零星发表过河上肇的作品,但数量不多,在地方报刊上更是难觅其踪迹。(25)直至1919年1月,河上肇显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后,对于其文章的译介开始在中国各大报刊集中出现。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改造》《东方杂志》《建设》等沪上著名报刊时常刊发河上肇作品。(26)这些作品在江南各地得到传播。地处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其图书室就订购了不少前述沪上报刊。(27)这些报刊不仅让在校师生有机会接触河上肇作品,更影响着该校自办刊物的内容与倾向。

  

   该校自办刊物名为《弘毅》,原主要发表该校学生作品,多“国学”色彩,从1923年起,该刊物开始刊发《东方杂志》《改造》《民铎》《新教育》的文章摘录、缩编,其中颇多与河上肇相关的文章。(28)

  

   除了地方报刊的“内容转化”,江南读书人还创作各类小册子传播、讨论社会主义。这些小册子大致可分为“改写”型小册子、“尺牍”型小册子和“选本”型小册子。其中“尺牍”型小册子的代表——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1921年出版),学界已有讨论。本文重点讨论“改写”型小册子和“选本”型小册子。

  

   就“改写”型小册子而言,据钱穆回忆,1918年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时,读到一本名为《宥言》的小册子。在钱穆看来,《宥言》作者吴在深受日本“共产主义大师”河上肇影响,书中内容“皆申马克思共产主义”。(29)其实《宥言》无关河上肇,更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内容。(30)吴在于清末留日,20世纪初日本留学生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对他产生影响,但《宥言》改写、创作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他回国之后在上海的经历和阅读,其原型和模板主要来自江亢虎。

  

   江亢虎于清末民初传扬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比较接近,主要强调去国、去家、去教的“三无主义”。据其自述,他在日本留学时“独揭三无主义”,不过基本无人响应,直到1911年7月,归国的江亢虎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三无主义悬论》等一系列早已写就的文章,(31)逐渐产生影响。吴在受到这些文章影响,并进一步引申,创作了《宥言》。

  

   吴在于《宥言》中提出,“古之人多能言太平矣,多能言大同矣,而未之能行也”。进而说:“若高德文、若浦鲁同、若铁由克、若托尔斯泰、若司帝尔、若巴枯宁、若克洛包铿,皆能明其道者也,而最后之七贤,尤能言之尽其意。”由此“欲使由斯道,则此七贤之言,其指南之针”。(32)吴在是如何知晓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较大可能是源自江亢虎。如1914年江亢虎在《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一文中提出:“黄老之学说似托尔斯泰,庄列之学说似布尔东、巴苦宁,王充之学说似柏拉图,孟、荀、申、韩、管仲、商鞅之学说似国家社会主义,杨朱为我似个人无政府主义,墨翟兼爱似共产无政府主义。”(33)

  

   对比江亢虎的论述,《宥言》的“本土”色彩更加浓厚。吴在频频以诸子学、佛学为武器,抨击作为“官学”和“正学”的儒家思想,足见能让江南读书人理解、吸收的革命性言论多有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持。

  

   就“选本”型小册子而言,五四运动后借着新文化浪潮和北京政府教育部强力推行国语、白话文的东风,江南各出版社都热衷于在报刊、书籍中选择文章,尤其是白话文章辑成小册子出版。江南各学校的趋新教师也会在报刊中选择文章辑成小册子用作教科书或课外读物。“选本”型小册子就此集中出现在江南,为蓬勃的社会主义传播增加了独特的“落地”载体。就笔者所见,江苏松江读书人陆规亮1920年编选的《白话文趣》,大概是江南地区白话文“选本”型小册子的雏形。陆氏从《新青年》中择选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鲁迅的《来了》等文章颇具典型性。其中,《来了》一文的主题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批驳将其称为“过激主义”的污蔑。

  

   同年,浙江桐乡读书人朱文叔编选的《国语文类选》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相较《白话文趣》社会主义文章“选本”特征更强的小册子。朱氏在例言中指出,因为杂志、日报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东一篇、西一篇,要找他一个系统好不容易”,所以有必要编一套小册子,便于读者检索。循此思路,朱氏在“思潮”一门中选入胡适、知非、李大钊等在《每周评论》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文章。在“伦理”一门中,他选入沈仲九《我的人生观》(选自《教育潮》)、俞颂华《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选自《新潮》)、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选自《建设》)。在“社会”一门中,他选入张东荪《第三种文明》(选自《解放与改造》)、筑山醉翁《社会主义简明史》(选自《解放与改造》)、潘公展《社会主义的误解》(选自《解放与改造》)、虞裳《基尔特社会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茅盾《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选自《解放与改造》)、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选自《时事新报》)、戴季陶《工人教育问题》(选自《星期评论》)。在“经济”一门中,他选入顾兆熊《马克思学说》(选自《新青年》)、黄凌霜《马克斯学说的批评》(选自《新青年》)、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选自《新青年》)、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选自《建设》)。

  

   1922年,基于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吴淞中学的教学实践,沈仲九、孙俍工、陈望道等编选出一套名为《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的小册子,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编者提出,这套小册子着眼于“印刷幼稚,出版物少到的地方”,想为那些地区的学生提供一个国语文补充教材。(34)在这套小册子中,和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不在少数。李大钊的文章就有4篇,分别来自《少年中国》《觉悟》《新青年》《时事新报》。其他则有高自素之、戴季陶、蔡元培等人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以上“选本”型小册子在江南乃至全国各地都影响颇大,不少学校予以采用。据胡山源回忆,1923-1924年松江景贤女校的国文课本就是《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在他看来,“这套读本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作用”。(35)

  

   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不单靠文字,还通过公开演讲、私下聚谈、个人争论、课堂讨论等扩散影响。许多江南人士除了读过传播社会主义的报刊、小册子,还在多个场合听过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并与人谈论过社会主义。1911年,江苏武进的蒋维乔在中国社会党本部听到蔡元培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在蔡氏口中,社会主义思想“解释世界及人类之由来而推本极至理想极乐世界”,令蒋氏大开眼界。(36)叶圣陶指出,1912年1月14日,他和顾颉刚等出席在苏州留园举行的中国社会党苏州部成立大会,江亢虎到会作了长达“四个钟头的讲演”,听众达六七百人。江氏的演讲谈及社会主义之起源、进行之方法和各国社会党之状况,并特别强调“吾国之适合于社会主义”。叶氏听后认为,“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析,不愧为此主义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21日,叶圣陶等参加中国社会党苏州部的谈话会,又听到陈翼龙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37)

  

   因时代关系,以上演讲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存一定距离;进入20世纪20年代,江南各地的社会主义主题演讲和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越来越近。据统计,1923年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全年的演讲计40余次,多场演讲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演讲者中既包括沈泽民、杨贤江等中共党员,也有蔡元培、吴稚晖、夏丏尊等能讲“社会主义”的人士。(38)1924年11月,恽代英应管文蔚等进步学生的邀请,在无锡第三师范作了演讲,讲词论及江浙战争的苦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害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39)仅隔5个月,1925年4月5日,无锡各界在第三师范礼堂追悼孙中山,又请恽代英演讲。他从孙中山逝世谈起,讲到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层层分析形势,号召青年奋起救国。演讲吸引、感动了不少在场青年。据徐铸成回忆,恽代英“分析极清楚,语言生动,感染力极强。可以说,我生平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有强烈吸引力的演说”。(40)据曹聚仁回忆,浙江第一师范课堂上“顶热闹”的就是开讨论会,国文课堂直接变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会。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社会问题讨论集》《妇女问题讨论集》,变成了他们的国文讲义。(41)可见,此时马克思主义已在江南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扩散,并形成一定声势。

  

   社会主义在江南的“落地”,促成江南读书人求索社会主义的风气。清末,一部分江南读书人对社会主义已显示出相当程度的认同。1904年,在苏州吴江黎里小镇上,柳亚子的朋友朱锡梁等已在“迷信杜威之魔力,思借其教以广播社会主义”。(42)到了民初,江南读书人讲社会主义的力度和声势进一步扩大,顾颉刚就曾言:“社会主义我深赞成!”(43)顾颉刚不仅“赞成”,还“剧烈的宣传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做宣传的工作,虽是引起了家庭的责斥,朋友的非笑,全都不管”,只觉得“世界大同的日子是近了”。(44)还有一些江南读书人甚至直接把谭嗣同称作“东方社会主义之先觉”,认为“《仁学》一书发挥社会主义”,并用世界语来写作谭嗣同的生平。(45)1918年,在无锡的乡间学校里,钱穆与人围绕《宥言》展开过激烈争论,直至晚年他对此次争论仍念念不忘,执着认定此事证明了“时中国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人则早已辩论及之矣”。(46)

  

   以上事例说明,江南早期的社会主义传播或可评价为“初步”、“幼稚”和“混乱”,也可以理解为传播对象的“不拘一格”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但这种风气难免会带来理论不纯、主义不精的问题。至1925年博古仍指出,地方上那些革命者的主义不过是幽密地印在心上,奉之不渝,若要问他们什么是主义,他们却难立刻明确地告诉你,“正似一个诗人,在初春之晨,万籁静寂中,捉到了他的一种幽谧静秘的诗思一样;他自己很明白他自己的心灵之感,但是你一定要叫他写出来,却是不能的”。(47)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写不出来”却“奉之不渝”的现象,或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在江南生发的真实状态。

  

   三、江南的革命实践

  

在梳理了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和“落地”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与革命实践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有些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大潮的影响下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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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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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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