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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成飞 邓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基于学生群体角色的初步分析

更新时间:2022-09-28 00:38:50
作者: 沈成飞   邓雨  

   【内容提要】 留美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留学群体,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留学群体整体上和马克思主义较为疏离,这和他们的群体出身特征、留美选派方式、留美教育经历以及实业救国理念都有极大关联。本文基于这一背景,通过对比留日学生群体情况,讨论留美学生群体主体选择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而分析该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身份和角色面相。

   【关键词】 留美学生,马克思主义,群体特征,主体选择性,社会改造

  

   一、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经由留学生群体推动的。其中,留日学生群体和留欧学生群体,以及后来的留苏学生群体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良多。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个留学生群体——留美学生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则较为疏离,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观望派。对此现象,有学者认为美国知识界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包括美国校园里趋于保守的风气)、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以及政府对他们的资助等是留美学生趋向于保守主义和改良政治的原因。①

  

   另有学者认为,留美学生的学科专业选择,以及美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限是留美学生疏离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国语境的社会主义思潮假道日本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前美国就已经通过日本间接向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②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该现象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仍难以解释既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有限,又何来对日本影响巨大,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假道日本传入中国的问题。既然美国是日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的直接来源地之一,那么日本留美学生和日本知识界能够接受的思潮,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为何没有接受,并进而在中国传播呢?更何况其时在美之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日本留美学生人数的一倍以上。③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美国一直有其信众和追随者。19世纪50年代具有全美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就刊登了超过五百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从篇幅上来说,甚至超过《资本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当时为广大受众所赞同。该报纸因此成为美国改革者、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大家庭的“政治和社会的圣经”。④此时,林肯周边也有一大群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极大地影响了林肯的思想和行政工作,自然也影响了美国未来之历史发展。⑤直到本文所涉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未曾中断,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不断涌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宣传和讨论更为广泛,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也有大量报道和讨论。苏俄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英文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也成为中国《新青年》杂志刊登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著作的文献来源,凡此种种,“标志着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在这个时期的急剧传入”,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性的“思想链条”中被传入中国的。⑥不过必须要看到的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影响了小部分留美学生,甚至有学生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联系,但该群体整体上是疏离马克思主义的,⑦美国也没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直接传入中国的另一渠道。

  

   笔者认为,留美学生群体特征及其主体选择性特征在解答上述问题时至关重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目的在活动中“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⑧本文即以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要考察对象,讨论其群体共性及群体选择性特征,分析这一群体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及其历史成因,并以此透析这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群体的自身地位,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角色。⑨

  

   二、留美前的新学背景

  

   和清末以来官派或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留日学生、集体勤工俭学的留欧学生,以及为了革命理想而留苏的学生群体不同,清末民初中国留美学生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教会学校、清末以来之新式学堂和海外华工子弟。此群体出国前大都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教育,整体而言家道殷实,这使其赴美之后更容易接受美国主流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不多,兴趣不大。

  

   试图教化是帝国心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中国合法传教以及创立教会学校,是其教化活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因为“帝国主义和传教冲动齐头并进”⑩。其时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众多,入读的中国学生规模巨大。20世纪20年代,在各级各类教会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超过了25万人,教会大学学生总数占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11以致于民国初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强烈感到中国教育权的沦陷,并从政治角度批评教会教育的侵略性质和政治属性,倡导收回民族教育权,并推动了大规模的教育界非基督教运动。12

  

   教会学校创办伊始,亦是教会学校学生留学放洋之时,这一先河后来渐成趋势,而留学之目的地亦以美国为主。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黄宽等人即由传教士携自澳门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清末留美女学生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石美玉等也由美国传教士择于教会学校而带往美国;上海广方言馆的颜惠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福根、施肇祥,潞河书院的孔祥熙、费起鹤等,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教会学校的资助下赴美留学。13

  

   在清末庚款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中,政府选取了三届共计180名学生赴美,其中曾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生源比例总体上超过30%。第一届考取的庚款赴美学生共计47人,其中上海大学6人,北京汇文书院2人,上海震旦公学、南京汇文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各1人,教会学校出身者之比例在1 / 4以上;第二届考中的70人中,上海圣约翰大学12人,岭南大学5人,东吴大学4人,教会学校出身者占30%。甚至有统计说:“留美学生中,由教会学校出身者,无虑占其半数。”14

  

   根据1917年清华大学刊印的《游美同学录》记载,该年归国的留美学生共计386名,其中出身于教会学校者174人,占总数的45%。15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统计显示,1921年—1925年中国在欧美的590名自费留学生中,具备教会学校学习经历者198人,这198人中赴美留学者达162人,占比89.5%。16直到1947年,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报告称:“在美更求深造之中国学生,百分之四十以上为在华基督教大学之毕业生。中国农业方面一切有效之科学工作,几有四分之三为基督教大学所完成”。17教会学校之教育,原本即是“西体中用”的西式教育,18它以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分科治学之法,以及其宗教理念系统来培养中国学生。如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写两套中文教材,要求其内容除宗教教义外,须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自然史、西方工业等自然科学,还有政治地理、宗教地理、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19这和中国传统之传道受业解惑的模式完全不同。新式教育模式必然催生新式知识结构,契合美国之主流价值。

  

   留美学生的来源之二是新式学堂。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即兴办新式学堂,学生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见习西方法制观念。京师同文馆在开设英、俄、法、德等国语言课程外,还开设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为中西合创的上海格致书院制定的西学课程就分了矿学、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大类。中国私立的新式学堂如正蒙书院等也开始“采西人教科所长”进行办学。20

  

   清末,政府进一步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考试。按照西方学制设置,大量引入西方价值观的新式学堂本身即是西化的产物,学堂学生自然具备强烈的留洋学习渴望,具备新知的中国政府官员也于此时大力推动新式学堂的学生留洋。1901年,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王宠惠、陈锦涛等随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赴美留学;1904年,南洋公学选派徐维震等5名学生赴美留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选派10名学生赴美;1906年,北洋大学堂又选派刘瑞恒等31名学生赴美留学,次年再派马寅初等11名学生赴美。21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中心女塾、南洋中学、江苏高等学堂也开始大量派遣留美学生。这些新式学堂,如北洋大学堂直接选用美国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其师资亦主要是教会大学毕业生,22学生在校期间已经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教学训练,甚至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这为学生留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预先根植了他们赴美前的西式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度。

  

   还有一些华人通过出洋做工或家庭渊源而入美留学。这一类留美学生多数是移民后裔,他们要么得地利之便,要么家境殷实,如广东新宁人邝富灼以美国铁路工人身份进入美国学校。1910年,曾有17名青年学生自费赴美留学,“学生自十二岁至十八岁,皆广东巨绅富商之子。拟来美留学五年”,全部学生由一位以前的富家子——24岁的留美学生伍如康引导携带而出洋。23此时,中国自费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官费学生。另外,间或有商业机构自选学生赴美放洋,如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曾选派15名学员留美,专攻农工商科,以期“为国家造就人才”,回国服务之机构因此并无限制。24

  

   这三类留美学生大多具备一些共同的群体特征:赴美前便熟悉美国文化,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语言方面也有明显优势;赴美前,部分地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和信仰,深受美国文化价值观影响,或者对于美国文化渐趋认同。这一群体特征,决定了其在美学习之时更容易融入美国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当时看来过于激烈,很少有学生一开始就接受。而且,无论上述哪一类留美学生,往往家资厚富,学业生活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不会过多关注下层社会生活,难以产生激进思想也在情理之中,这和后期以勤工俭学相号召的留法学生因生计苦难、学业渺茫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可同日而语。25

  

   三、群趋实用之学

  

   留美学生群体整体上重实用之学,轻社会学说,这是其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另一因素。该群体之所以选择实业救国方案,一方面受近代中国科技救国、科学兴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为预防社会革命而有意限制的结果。此外,社会期待亦是留美学生趋向实用之学的原因之一。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初始反应即是追求以坚船利炮为内容的实用之学,认定必须以科技救国,以科学兴国。清末,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明确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26这是国人高呼科技救国的先声,也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兴国思想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期的留美学生不仅具备科技救国、科学兴国的时代意识,亦有时不我待的强国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今日建设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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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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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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