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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平:合法性 有效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双重挑战及应对方略

更新时间:2022-09-26 22:46:02
作者: 任中平 (进入专栏)  
生活其中的人们无法获得基本的安全、秩序与稳定,寻求替代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就会成为社会需要,军人统治或其他威权政体就会登场。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政治系统稳定性的评价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见解,以往人们往往过分夸大政治合法性的作用,以为合法性因素可以决定一切,或者把它看作是影响政治系统稳定性的唯一要件。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政治有效性的重要作用,这是评价政治系统时不可或缺的另一重要变量。这两个要件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了一个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其政治合法性基础(当然不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也各不相同)是否稳固,而且还要关注其政治有效性的实际水平如何,这两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这一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状况。实际上,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看,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合法性是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有效性是合法性的支持和保障,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中都普遍存在。正如李普塞特所说,从短期看,一个有效性较高但却不合法的政治系统,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但是,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从长期观点看,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15罗思切尔德也有过大致相同的论述: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成员的需要和利益, 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即使一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 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 亦会慢慢蚀耗其统治的合法性。16

   二、合法性  有效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双重挑战

   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党通过武装斗争而取得政权之后成为执政党,因而,政治合法性问题始终是萦绕在中共领导人心头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到离开西柏坡之前与党内同志关于“进京赶考”的交谈,都不难看到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执掌政权的深思与远虑。尤其是在面对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政治形势风云突变,世界上一大批大党老党纷纷倒台,而国内深化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这样的现实情景之下,中共在成功执政70余年之后,这一重大问题愈发显得更加紧要迫切。

   中国共产党早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执政有效性对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价值。早在1942年12月,还处于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7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 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8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任务, 要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 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 我们就会站不住脚, 我们就会要失败。”1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规定的各项任务,竭尽全力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健康成长。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使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到1952年,全国的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果将1952年同1949年的国民收入水平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国民经济状况得到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

   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的1953年起,党中央随即决定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根据“一五”计划要求,国家建设要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三大改造任务的同时,还要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到1957年底,由于“一五”计划得到了顺利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中共执政初期的合法性基础。在“一五”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起点仍然很低。而随着“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从而使我国在“一五”期间工业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00年。

   然而,随着“一五”计划的实现和“三大改造”的急速完成,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尖锐矛盾开始显现。于是,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逐渐演变成一场反右派运动并严重扩大化。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误判,由此认定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到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进而把阶级斗争日益引申到党内以至最高领导层,终于导致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革”内乱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执政党的政治有效性长期亏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深刻总结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害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在民主建设问题上的深刻教训,得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的重要认识,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为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实践探索。同时,又特别高度关注执政有效性问题,特别注意通过快速提升有效性进而累积合法性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多次要求领导干部要“忧国、忧民、忧党”,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搞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纠正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曾经多次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败的标准。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终于有了显著提高,党的执政地位也得到了空前加强和巩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成功执政的实践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通过经济绩效的显著提升进而累积了大量的政治合法性资源。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合法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这一时期,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这一时期良好的经济绩效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党在执政初期的合法性。然而,从反右运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党的中心工作转向了突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侧重点转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求支撑,其结果事与愿违,使党和国家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受到很大损害。而正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了过去极“左”路线干扰破坏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沉痛教训,开始从两个方面着力维护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建设:一方面,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用民主和法制建构“好的制度”,提高党和国家的权威和能力,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重新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通过提升经济绩效而累积合法性资源,从而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大大加强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把“法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维护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实践探索中实现了“民主  法治”的历史性进步。而随着时代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由于改革进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使得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性又日渐突出。尤其是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严重污染和破坏社会政治生态,造成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大量流失,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随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强调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提醒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警觉起来,增强忧患意识和执政意识,以实际行动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于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迅速上升为中共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议程。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强调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四大考验”中的首要考验便是长期执政的考验,而“四大危险”中的前两大危险便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能力不足的危险。由此可见,中共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认识,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自觉地同时强调维护执政地位和提升执政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高度关注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如上所述,我们党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是诉诸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绩效的提升来维护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然而,经济绩效虽有其巨大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专注于提升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绩效, 是后发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政治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 同时也容易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单纯的绩效合法性战略无法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绩效合法性困境”。21由于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即使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经济绩效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问题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腐败问题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广大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破坏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腐败已成为最大的社会毒瘤,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其次,利益分化明显、贫富差距拉大。由于长期存在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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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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