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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的产生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2-09-26 15:33:22
作者: 龚刃韧 (进入专栏)  

  

   摘要: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国会年度演讲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通过《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因此,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以尊重人权为基本宗旨有其历史必然性。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提出的种族平等建议,主要是为了寻求提高中国作为非白种人大国的国际地位。由于美、英、苏优先考虑大国在新国际组织中的特殊责任和投票程序等问题,1944年10月由大国拟定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只有一项人权条款。在1945年4月至6月成立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上,由于中小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代表以及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共同争取,以及纳粹德国大屠杀暴行的揭露,促使联合国宪章草案增加了七项人权条款。《联合国宪章》人权条款是战后形成的国际人权法的第一块奠基石,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

  

   一、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与联合国的诞生

  

   自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纳粹德国就已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国家。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代表在柏林签署《三国盟约》,成立了以德、意、日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轴心国。与此同时,德国对英国城市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无节制的空中轰炸。在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战时内阁领导下,英国成了欧洲唯一坚持抵抗纳粹德国的民主国家。

   尽管美国当时尚未参战,但也面临着战争逼近的威胁。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未来和安全,已不可抗拒地被牵入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了”;“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如果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新情况不断地给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还要求本届国会授权并提供足够的经费,以便制造更多种类的弹药和战争用品,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我们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1]

   可见,罗斯福在国会的演讲主要是希望说服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支持他的提议,即增强军备,并向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提供援助,从而让美国远离战争。为了捍卫民主生存和反对暴政,并回应希特勒为侵略英国而标榜的空洞和邪恶的“自由”,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原则。[2]罗斯福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我们寻求确保安全的未来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保证每个国家居民都过上健康与和平生活的经济融洽关系。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世界性裁减军备进行到这样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这并非是对遥远的太平盛世的幻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有坚实基础的世界。这种世界与独裁者们寻求用炸弹来制造的暴政的所谓新秩序,是截然相反的。

   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支持那些为取得和保持这种权利而斗争的人们。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目标一致。[3]

   通过将在欧洲的战争定位为权利与压迫、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罗斯福找到了他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大冲突中支持一方的切实必要性和基本理由。这样,人权就成了美国战争与和平的核心议题。同时,罗斯福不顾一切地想要把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拉出来,他采取了公开支持英国的政策,与丘吉尔密切合作,形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为此,罗斯福运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描绘极权主义的危险,并提出了普世权利的积极愿景。[4]

   虽然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是由罗斯福自己动笔写的。在发表国情咨文6个月前(1940年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的长期和平目标时,罗斯福提到五项自由,其中两项在“言论自由”的标题下。罗斯福没有想出第三种自由的名称,尽管他清楚第三种自由的社会意义。《费城问询报》记者哈克尼斯(R. L. Harkness)建议把它称为“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罗斯福接受了记者的建议并在国情咨文中将五项自由压缩为四项自由。“[5]四大自由”的范围很宽,其中,“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属于民主国家传统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免于匮乏的自由”则属于经济及社会权利,也是罗斯福在美国推行新政(New Deal)所提倡的“第二权利法案”的主要内容。罗斯福把新政改革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6]“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除了含有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愿望外,同时含有个人的其他权利免受侵犯之意,因而在人权话语中具有中心地位。[7]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国情咨文意义极其深远,这不仅表明了美国反对侵略和暴政的明确立场,而且日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重要目标。直到1945年4月12日病逝——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罗斯福一直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美国参战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8]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租借法案》,为美国充当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的“兵工厂”重任奠定了基础。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把苏联也推向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边。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以及英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1941年11月7日,罗斯福正式地把苏联包括在租借法物资接受者之列。1942年以后,美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战斗机、轰炸机、坦克、大炮、卡车、炸药、医药、谷物以及其他战时物资等,对苏联最后战胜德国起到重要作用。[9]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也在一系列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国际文件中体现出来。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阿根夏湾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签署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即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在双方起草过程中,罗斯福就认为联合宣言应当是对他早些时候关于“四大自由”演讲中概述的目标的共同认可。[10]《大西洋宪章》第6段宣称:“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11]这里提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第5段提到的确保“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目标,虽然是根据英国战时内阁的建议写进去的,也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联系。[12]

   在讨论联合宣言的过程中,丘吉尔与罗斯福对战后建立国际组织问题存在分歧。在丘吉尔准备的原稿中提到“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为所有国家和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手段”。但“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被罗斯福删去,因为他认为为时过早,担心这种说法会在美国引起怀疑和反对。但罗斯福同意将“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表述包括在联合宣言内。《[13]大西洋宪章》第8段关于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一提法,后来被战时同盟国普遍认为是未来国际组织的同义语。《大西洋宪章》各项规定也都为后来制定《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思想依据。这是最初播下的联合国的种子。[14]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后在战略上采取了“先欧后亚”、优先打击德国的既定方案——彩虹5号(Rainbow 5)计划。[15]对此,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对国会演讲中解释说:“与希特勒及其纳粹的巨大野心相比,日本和法西斯领导人的帝国梦想就显得不太大了。甚至在1933年上台之前,纳粹的征服计划就已经制定好了。这些计划所定的最终统治,不是对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地球及其所有海洋的统治。”[16]在丘吉尔建议下,英、美两国首脑及三军参谋长于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全面商讨和制定两国联合作战的共同战略。在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17]宣言文稿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最后一处改动由罗斯福作出,他将“参战国”(Associated Powers)一词替换为他引以为傲的名称——“联合国”(United Nations)。[18]这是在国际文件中首次出现“联合国”一词。据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回忆,1941年12月31日早上,罗斯福向住在白宫的丘吉尔建议将“联合宣言”的名称改为“联合国家宣言”,立即得到丘吉尔的赞同。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和中国外长宋子文在白宫签署了这份历史性文件。次日,其他22国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办公室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

   由于《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四大自由”中的宗教自由,被美国孤立主义者批评罗斯福和丘吉尔屈从于无神论的苏联。实际上,《大西洋宪章》未提宗教自由是疏忽,所以在起草《联合国家宣言》时,罗斯福仔细地确保宗教自由也被包括在内(也得到俄国人的同意)。[20]这样,《联合国家宣言》前言明确地表明:“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21]这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文件中第一次直接提到人权。《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粉碎军阀强加于被奴役人民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22]在二战结束之前,又有21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宣言》。通过这个宣言,罗斯福确保人权在战争目标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同盟国广泛接受。[23]这导致人权条款在旧金山会议上被列入《联合国宪章》。[24]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经过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阿拉曼战役(1942年10月—1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7月—1943年2月)发生了重大转变。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后创建国际组织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罗斯福尤其强调大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特殊作用。罗斯福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主张把正在艰难抗日并牵制着大部分日本陆上兵力的中国也列为大国。1943年3月,罗斯福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Eden)两次会谈中都提到应把中国视为大国之一。罗斯福欲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远东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大国,可帮助监督日本,他希望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加强中国;二是牵制苏联,因为罗斯福感到在与苏联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会毫无疑问地站在美国一边。罗斯福认为战后国际组织最后的真正决定应由美、英、俄、中作出,这四大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将监管世界。[25]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及各自的政治、军事顾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此之前,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四国宣言”草案提交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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