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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中华法的政治机理

更新时间:2022-09-25 22:56:57
作者: 王志强  

   内容提要:在中华法律文明定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时代建立了典型的集权体制,并通过集中调配资源和强势国家理念,对“法”的形式渊源、施行方式、侧重领域及司法标准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与同时代的古罗马相比,可看出二者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两大帝国相关状况的比较显示,“法”的差别与政治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种以历史为试验场的解释性比较可能超越中西法律比较的东方主义,更深刻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法与传统,并解释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

   关 键 词:中华法  政治权力结构  秦汉  古罗马  比较法律史 

  

   中国传统法有何特质?又因何形成?这是中国法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百余年来实践领域挥之不去的理解难题。

  

   近代以来对中国法的研究中,以西方法为参照系,一方面认识到中西方的类型化差别,另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基于差别对中国法的负面评价。在韦伯式的法类型体系中,中国法属于实质理性型。①昂格尔的官僚法、滋贺秀三的行政型司法、寺田浩明非规则型—公论型法等概括,②是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法类型化的重要理论。同时,近代以来的西方视野中,中国法往往作为一个他者和反面角色:帝制中国缺乏产权保护,民事法也付之阙如、至少相当贫弱;司法确定性不足,裁判结果受制于长官权力和法律以外的道德等因素,在理想类型上不属于、也无法发展出形式理性的法,基本属于“人治”。因此,在近代西方法的对比下,中国法成为异类或另类。这一认识被中国学界广泛接受,也建构起批判帝制中国法落后甚至虚无(lawless)的基本立场。近年来,这种现象已引起一定反思。③

  

   在实践领域,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在外力作用下开启了法制转型,以期实现与世界接轨;④40余年来,中国重启法制改革,但中国的法治道路自有特色,与西方并不相同。当下的中西对话、特别是官方交流和表达中,双方都在强调“法”和“法治”,但双方并未在同一概念前提下交流,于是普遍出现郢书燕说,形成误读、曲解和矛盾;加上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背景,使对话和理解出现困难。

  

   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法状况的成因,社会经济的传统视角已不能充分解释中西相侔的经济发展水平何以未能产生类似的法观念和制度;基于文明早期国家形成差别的文化解释则一定程度上类似基因决定论,⑤也未能充分展示此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机理。因此,如何更具有主体性和建设性地理解中华法及其背景,是不可绕行的时代之问。

  

   探讨中华法的特质,本文试图通古今之变、究政法之际、辨中外之异。通古今之变,立基于历史视角。特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⑥汉承秦制,奠定中国帝制时期律令体制和法观念的基础。因此,秦汉时代可作为探讨中国传统法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和代表性时代。本文以秦汉为中心,个别部分上溯先秦、以明其源。究政法之际,重视政治视角的分析。政治权力结构是基本的政治要素,包括集权和分权两种基本形态。⑦本文力图从该视角解释中华法各种特征形成的原因,并展示政治权力结构对法产生影响的机理。辨中外之异,注重比较的方法。制度特质的探讨需要借助外在参照系,并可藉以对假设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鉴于中西比较的重要意义,也基于同时代的罗马与秦汉的疆域、人口和经济发达程度相当,适合作为制度比较的对象。⑧同时,古罗马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权力结构具有不同特点,可用以验证政治权力结构变化对法的影响。比较的基本路径是以秦汉的集权体制与法的关系为中心,通过探讨自变量——秦汉(集权)、罗马共和(分权,从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至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元首制(分权—集权中间期,从屋大维统治期至3世纪末戴克里先时代)、君主制(准集权,从戴克里先建立四帝共治体制至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时代)——与因变量“法”的各要素变化,尝试建构和说明其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揭示法的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一、集权体制及其对“法”的影响路径

  

   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高度集权官僚体制。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集权官僚体制在中国确立和固化。相形之下,古罗马政治分权的特色显著,虽在帝国时代逐步弱化,但依然余绪不绝。

  

   秦汉集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地方上逐步形成长官集权和负责制,对地方的控制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在中央由君主全权掌控。这一体制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运行和管控,在秦代初步成型,并在汉代不断发展完善。里耶秦简记载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湖南迁陵县完备的官僚机构设置及其各自职能,可见一斑。⑨官僚范围逐步扩大,秦和汉初的官府低级人员以类似服役的方式计日取酬;到西汉后半期,他们开始获得定额年禄、被纳入官员系列。⑩在前代爵制基础上,官僚等级制度日臻成熟。(11)在权力分配上,秦代和汉初郡级采用分工制衡体制,到汉中期权力已集于郡守,确立地方长官集权体制。(12)汉武帝时期强化上计制度和察举制度,郡守和国相对属县控制明显增强,在地方治理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13)通过官僚体系的管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汉代行政运作极少绝对客观、超然、制度性的依据。一切取决的关键,究其终极,乃在人主的心意。”(14)

  

   古罗马的政治权力结构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在共和时期的典型分权体制下,政治运行基础是贵族精英群体主导和控制下的民众参与,(15)具有治权的执法官可以互相否认对方判决,(16)形成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到帝制前期的元首制时代,权力结构呈现中间性特点,一方面逐步出现集权倾向,另一方面分权特色依然广泛存续。当时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分别由元老院和元首任命管理官员,权力并不独掌于君王。地方相当程度上自治、地方权力具有多元结构。对行省的统治中积极依靠当地上层人士,治理的具体方式及自治的程度具有因地制宜的特征。(17)由中央任命的官员主要限于行省层级且数量有限。(18)许多城市拥有自治权,中央任命的官僚只是监督和辅助城市事务,并不深度干预和直接控制。行省总督通过巡回审判在各地受理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但由于资源所限,涉及的区域和频度都很有限,案件审理主要依靠基层法院。(19)如果行省总督滥用权力,其卸任时地方可派员在元老院对其提起控诉,或通过行省民众大会向皇帝提出申诉。(20)同时,各地模仿罗马的民众议会—元老院—执政官权力结构模式,形成了分权多元的地方治理架构。(21)尽管实际运作中的侧重程度不同,但各地普遍出现了标准化的地方性法规、类似的地方议会和任期制的地方长官。(22)以伊比利亚半岛为例:虽然起源于不同的初始形式,但在数百个城市,殊途同归地形成了类似的地方治理架构。(23)

  

   在罗马帝制后期的君主制阶段,与秦汉制度相比,其权力结构属于准集权形态,二者存在相当程度的类似性。(24)具体而言,都有终身在位的专制君王,中央派出的地方长官异地任职,(25)且任期有限,(26)在地方治理方面采取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体制,(27)其央地关系结构都被归属于“大陆型帝国”体制。(28)

  

   不过,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具体层面,二者的权力集中程度仍有明显差别。首先,秦汉与古罗马的皇帝在名号、权力来源与性质、权力与地位移转、与人民、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相当区别。(29)其次,在地方治理中,秦汉的郡县没有古罗马的地方议会和选举,完全受制于中央指派的官员。古罗马地方的基层执法官则完全来源于本地,并具有世袭性质。(30)而且,汉代官僚的规模远远超过古罗马,达到12万余人,而罗马君主制时期的最高值仅3万余人。(31)鉴于二者人口总体相当,(32)其对比度一目了然。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古罗马通过官僚体系进行集权型治理的经验相对不足。在君主制时期,皇帝大幅度增加官僚、扩张其权力,更深入全面地直接管理城市,逐步破坏了城市自治,但并未形成对官僚的有效监督机制,因此腐败泛滥,管理能力低下,对帝国的衰亡有直接影响。(33)

  

   秦汉集权与古罗马相对分权的不同政治权力结构,在历史渊源上基于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与古罗马城市国家理念的差别,(34)也是两大帝国不同形成路径的结果。秦的统一建立在各国集权政治的基础上,经汉儒大一统认同的思想力量固化,奠定中国此后政治形态基本特质。古罗马的扩张则是将罗马城市国家的分权体制复制推广,并为这些城市国家群提供边境的军事屏障以构筑帝国;(35)君主制时期虽然试图强化集权,但缺乏完备的官僚系统和意识形态支持,(36)并未达到汉帝国的政治集权程度,直至帝国分裂和衰亡。

  

   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对“法”及其运行产生作用,主要通过社会资源的不同分配方式以及引导不同的国家行为理念。前者是经济范畴,后者主要是意识形态范畴。

  

   如何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进行资源分配、用于维护秩序和解决纠纷,这是任何社会的共同问题。为实现法的社会功能,本质上必须解决政府和社会其他成员及组织之间如何分配有限资源、这些资源又通过怎样的机制运行和使用的问题。对于国家主导的资源份额及其侧重投入的领域和方式,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下会有不同的安排,并因此对“法”产生重要影响。

  

   在资源分配方面,在集权体制下,国家运用强大的政治权力集中调配各种资源,用以承担在法的运行各环节由国家主导而产生的巨大负担。

  

   一方面,秦汉帝国通过中央财税体系来支持数量庞大的官吏薪资等政府运行的支出。与帝制时期的罗马帝国相比,此项开支是后者的两倍甚至三倍。(37)罗马共和末期及元首制时期的地方自治状况反映了对地方资源的倚重,因为地方人士担任官职都不领受中央的薪俸,而且通常还要出资承办公共活动等各种事务。(38)古罗马虽然具有与汉朝相仿的国家财政规模,但60%—65%不得不用于军事开支,对行政官员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投入都大幅少于汉朝。(39)这种状况到君主制时期也并未改变。

  

另一方面,秦汉国家还通过建立系统的徭役制和刑徒制等机制,使政府获得充分的资源。其中,劳役刑制度既是法律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运行的重要资源保障。里耶秦简记载了秦代迁陵县仓曹管理下隶臣妾的数量及其所从事的劳役分工情况,司空曹也管理不少刑徒、分配其从事各种工作。(40)一个县级官府就有四五千人的庞大刑徒群体供其役使,当时国家权力所集中的人力资源规模可见一斑。刑徒可成为供政府役使的丰富人力资源,这是秦代创设各种劳役刑的重要目的。当时各种刑罚以劳役刑为纽带,都可纳入劳役刑这一基轴的体系,并沿袭至汉代,经过文帝等改革,废除肉刑、导入刑期制,转变为以劳役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41)这使政府能有效获得大量由其主导的低成本人力资源。在汉代,各种劳役刑仍然大量使用。(42)文帝的刑期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可被理解为在官有劳动力已经过剩的背景下减少政府财政压力的配套举措。(43)同时,秦汉时代对各种逃亡人、包括逃避官府工役责任及相关身份都设置了严厉的处罚。(44)当然,在冷兵器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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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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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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