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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法典化的早期史

更新时间:2022-09-25 22:50:09
作者: 何勤华 (进入专栏)  
”“如果一个人控告另一个人以巫术罪而不能证实,被控犯巫术罪的人应到河神那里去,并浸入河中。如果河水淹没了他,那么控告他的人可拿去他的家产。如果河神证明他清白,他未受伤害,那么控他以巫术罪的人应被处死。浸入河中的人可拿去其控告者的家产。”(24)再如,法典第17条、第128条、第129条、第137条、第159条、第165条、第170条、第172条等,规定了拾得物必须归还主人但必须给予奖励、婚姻契约、允许离婚、当事人自治、遗嘱继承、嫡庶子女平分遗产、寡妇再婚等原则和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复次,整个法典条文的设置,也已经有了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如王国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由法典的引言予以规定;法典的效力以及具体实施,通过法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法典的结尾来作出规定。正文部分主要调整、规范、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和人们的各种行为:社会各阶层以及其权利义务,自由民(阿维鲁)、依附民(穆什钦努)和奴隶的法律地位,婚姻的缔结、条件和效力,家庭的组成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婚外情(通奸)的指证与处置,小孩的收养及其法律地位,寡妇的生活保障及其再婚,土地、果园等的耕种、出租和买卖,生产交通工具船和牛的租用和管理,金钱和实物的借贷及其规范,房屋的建筑、买卖和租赁,服务业(理发师、卖酒妇等)的管理和规制,自由民死后遗产的处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以及两者的关系),各种民事交往中的契约,等等。而法典对每一组法律关系的规定,已经达到了相当周密完备的水平。仅以所有人失去所有物的处理而言,汉穆拉比法典就用了5个条文,将当时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尽可能地作出了规定,层层推进,十分周密:(1)如果一个人丢了东西,在另一个人手里找到。被找到的人辩称是一个卖主卖给他的,并有证人。而失物的主人则说他可以请来证明该物是他所有的证人。那么,双方证人到场后,法官将考查他们的证词。如果买卖的证人以及认识失物的证人都能在神面前声明他们所知道的情况,那么卖者就是贼,他将被处死。失物的主人可拿去他的失物;买主可从卖主的家中拿回他付的钱。(2)如果买主未能提供证人,而失物的主人领来了认识他的失物的证人,那么买者是个贼,他将被处死,失物的主人可拿回他的失物。(3)如果失物的主人没有能提供证人,那么他就是个骗子,他说了谎,将被处死。(4)如果卖主已经去世,那么买主可以从卖主家中拿到该案争议款项5倍的金钱。(5)如果某方的证人不在附近,法官可以为他规定6个月的期限;如果6个月里仍然未能把证人带来,那么应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就是一个骗子,将承担相应的惩罚。(25)

  

   此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化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形态,即出现了以综合法典为主干,以单行法律(专门法律、部门法律)为辅助、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法治状态。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不仅出现了大型的综合性法典,如乌尔纳姆法典、汉穆拉比法典、中亚述法典、赫梯法典、新巴比伦法典等,颁布了许多国王的敕令(行政法律形式),还出现了专门规定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苏美尔亲属法,专门规定租赁耕牛之法律关系的租牛法典等。这表明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治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英国学者H.W.F.萨格斯通过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留存下来的泥板文献梳理研究后估算,这些泥板文献中苏美尔文献95%以上的内容都与法律有关,阿卡德文献的比例也差不多。(26)

  

   最后,汉穆拉比法典中出现了人类最早的“人本观”,使法典在整体上表现出了一种治国理政的法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学术界原来的研究认为,“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是19世纪初才出现的概念,“人文学”这一术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学者于殿利通过对巴比伦社会中“人”(自由民及依附民等)的概念、构成和社会地位,巴比伦社会城市文明、商品货币经济、宗教观念和农业“资本主义”这四者与人本观念、人本主义的诞生,立法精神与人本主义,债务法中的人本观,刑法、尊严法及人格权,城市自治与人本主义等的详细论述,证明了人本观和人文主义早在人类第一个法律文明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就存在了,而且还达到了相当高级的程度,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文明的代表,就是汉穆拉比法典。(27)

  

   综上所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不仅数量众多,且已经非常成熟、发达,完全进入了法典化的时代。按照当下学术界的主流学说,法典和法律汇编之区别,在于它的体系性和完备性,法典内容的内在逻辑性。(28)而编纂这样一部法典的进程,就是法典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法典,尤其是其代表汉穆拉比法典,完全达到了这一标准。因此,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编纂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化运动。

  

   二、古代中国的法典化成就

  

   在古代中国,也很早就出现了编纂法典的活动。虽然中国古籍《尚书》《史记》《汉书》等记载的《黄帝李法》和《皋陶制刑》,因为当时中国尚处在还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故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但进入夏、商、周以后,中国古籍上记载的“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29)就因为有许多文献资料的印证,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30)至公元前5世纪,在各诸侯国几乎都颁布了刑事法律(或称“刑书”“竹刑”“刑鼎”等)的基础上,魏国终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法经》,通过其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的内容规定,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31)后世学者对这一法律体系有很生动地描述: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32)

  

   因此,战国时期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法经,并经商鞅、萧何等手传至后世,便成为一个定论。(33)不仅如此,自法经开创了中国成文法典的模式之后,历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实施国家治理时,都以成文法典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理念和意志,法典化运动一直绵延不绝。如秦律、九章律、魏新律、泰始律以及梁律、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开皇律、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而在这两千多年的法典化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奠定中华法系、中华法律文化的基石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既是一部法律注释作品,也是一部法典。它包含了法典的各项基本元素和所有的特征。

  

   首先,唐律疏议具有严格意义上法典的首要元素,即完整性,它涉及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具有集大成的特征。如唐律疏议记录了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惯、风俗、百姓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图景,规定了经济制度、土地税赋、徭役、农林牧渔的生产、交通运输、市场交易,涉及政府官制、国家档案与文书的运作和管理、祭礼、丧葬、佛教和道教等的情况,关于各种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的发展,乃至迷信、蛊毒、厌魅等情况。应该说它涉及众多的法律关系,对当时社会生活有全景式、集大成式的规范和处理。

  

   其次,它具有体系化的特征。(34)唐律疏议有序(收录在唐律疏议卷第一“名例”之首),有正文。有总则:名例;有分则:户婚、田土、犯罪与处罚等。具体而言,第一篇“名例”,涉及内容为“刑名”和“法例”,立法者阐释为:“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名训为命,例训为比,命诸篇之刑名,比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应,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为首篇。”(35)也就是说,“名例”篇所包含的内容多为关于定罪、量刑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律文之中有关专门术语的界定,类似于近代刑法中的总则部分,因此必须置于整部法典的首篇。第二篇“卫禁”规定了敬上(尊敬皇帝)和防非(防止违法犯罪)。第三篇“职制”,言职司法制。第四篇“户婚”,规定了户口、婚姻家庭等管理百姓的事务。第五篇“厩库”,规定马牛、兵甲、财帛之所藏。第六篇“擅兴”,规定军事行动内容。第七篇“贼盗”,涉及严重的犯罪行为以及处置。第八篇“斗讼”和第九篇“诈伪”,涉及稍微轻的犯罪行为以及处置。第十篇“杂律”。将法典诸篇中难以包容的各类零杂犯罪之处罚集中在一起。第十一篇“捕亡”,规定了罪犯逃跑之后的追捕。第十二篇“断狱”,以实囚情。法典500余条(36)规定经过系统排列,将整个国家事务的治理内容体系化地组合在一起。

  

   再次,法典规定事项具有内在的联系,体现了相当的逻辑性。从上述唐律的结构体系来看,作为古代社会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排列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37)具体而言,在第一篇总则“名例”之后,依次展开分则的各项规定,如“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这些规定之后,法典设置了“杂律”,其所涵盖的,都是诸篇中难以包容的各类零杂犯罪之处罚。所谓“拾诸篇之遗,补诸篇之阙”。(38)然后是规定罪犯逃跑之后,进行追捕,将他们置于法网之中的“捕亡”。抓住罪犯以后,需要审判,所以最后规定了“断狱”。经过法典众多条文这么有序地排列,使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

  

   最后,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价值的概念、原则和制度。在概念方面,唐律疏议提出了190余个专用名词,其中具有普遍价值并对后世法律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有笞、杖、徒、死、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议、请、减、赎、共犯、造意、自首、故、失、公罪、私罪、故杀、误杀、盗、诈、公坐、检、化外人、众、谋、故纵、口分田、私约、妻、妾、奴婢、部曲、卑幼、嫁娶违律、谋杀、恐喝、和诱、窃取、斗、殴、伤、流外官、和奸、赃、刑杀等70余个。在法律原则方面,唐律疏议发展出了“十恶”加重、皇亲和官僚减免、宗法伦理、德主刑辅、老幼废疾减免刑、罪刑相当、罪刑法定、比附和类推、本律优于“名例”、诬告反坐等重大原则。在这些原则中,虽然如“十恶”加重、皇亲和官僚减免、宗法伦理等包含了诸多专制、集权、封建、等级等消极、落后的元素,已经不适合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因而必须予以批判、否定之外,其他各项原则都是可以传承下来的中华法律文明遗产,为我们当下所用。在法律制度方面,唐律疏议创造了一整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如故意和过失、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累犯加重、自首减免等。这些刑法制度是唐代立法者对自秦汉以来刑法制度的运作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和概括定格下来的,经历了1400多年岁月的流变,愈益显示出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不仅出现了法典,并且也已经达到了法典化的高度。其代表作《唐律疏议》的法典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境界。抛开内容(农耕社会、专制政体、皇权至上、家族利益、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不说,在立法技术上,即使当时东罗马帝国编纂的国法大全,也是无法相比的。

  

三、古代希腊、罗马的法典化遗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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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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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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