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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林张大战”的经济学启示

更新时间:2022-09-24 21:14:46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这是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但未作公开发布,现今读来还可能有新鲜感,主要的在于,这里涉及的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仍有恒久的意义,故以飨读者。

  

  

   近年来,经济学界论战迭起,隐隐有风雷之声,先是有林毅夫先生与张维迎教授之产业政策之争,将众多的经济学者牵入进来,其中不乏经济学大咖;论题也从产业政策而波及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之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与过度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之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一时之间风生水起、浊浪排空,颇有席卷经济学界之势;并且还有令人皱眉之事-一场学术争论,却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龃龉,兼带有人身攻击之嫌。对于这样的论战,是喜还是忧呢?亦或忧喜参半、亦喜亦忧?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争论坊间称为“林张大战”,吴敬琏老先生对这场论战的看法应该说高屋建瓴:这里“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那些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能够把我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这是基本问题。这样一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就比较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因此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

   吴敬琏先生的意见发人深省,如果经济学的探索只着意表面现象,而缺乏深入的根本性的认识,确实行之难远。但是,任何理论,没有论争,没有不同观点的砥砺激荡,恐怕也不会有更上层楼的进境。就此而言,这一次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这一次论战各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直指其人其事,是多年来中国理论界(不只是经济学界)难得一见的盛事,这对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自由是有大功德的;其二,这次论战如果运用得宜,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学向纵深方面发展,使中国经济学具有世界意义。这后一点最近似乎已初现端倪,是这篇文章主要要探讨的。

   这一次论战的发轫要从学界纪念杨小凯先生逝世十周年算起,在2014年7月5日至6日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林张大战”一触即发,战火延烧至今,现在来反思这一论战,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林张二人都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西方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洗礼,都谙熟于西方经济理论,都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极为熟悉,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贡献过自己的智慧,都对彼此的思想非常了解……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大相径庭、针锋相对,几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再来回味两人的辩论,每个人都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事实证据信手拈来,无不切合,直有举重若轻的大师风范,引来众多旁观者频频颔首,却又无所适从。

   其实,细究起来,林张二人的争执,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关及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主导着中国经济甚或世界经济,或者用更学术化的话说,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这就是经济学的大文章了。吴敬琏老先生说“要研究那些本质性的规律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就是经济学的核心,是那些推动市场经济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林张二人对此不可能不理解,林张二人争执的真正关键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主导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张二人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回答。

   说到经济学的核心,有一个绕不开的中国人,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杨小凯先生,杨先生生前以他首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而闻名遐迩,两次获致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提名,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而提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学的核心,并用之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1]林张二人作为杨小凯的挚友或学术同道,对杨先生的理论肯定是熟知的,但未必是认可的,否则以二人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倘若承继杨先生的理论,必定会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中开出一片新天地。林张二先生应该有自己对经济学核心的理解,虽然他们二人并未用“经济学核心”这样的字眼,但却是这样做的,正好两先生都有成熟时期的作品在,我们可以据此粗略分析一下。

   张维迎先生的大作《市场的逻辑》,极力推崇市场经济,开篇就提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这两个“最”是不是贴切,我们暂不评价,还是先直奔他的主题:“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2]首先这里对幸福的理解太狭隘了,把它等同于物质享受,因为市场交换的主要是物质利益。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市场的基本逻辑:利己先利人。真是这样吗?任何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市场经济的行为中,利己是目的,利人是过程、是手段。这是从最好的方面理解市场经济。如果不通过利人而能达到利己的目的,人们是不会利人的,如果能通过损人达到利己的目的,人们也会趋之若鹜的。所以我们在市场交换中看到那么多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短斤少两、乱排乱放……诚然,在市场经济的行为中我们会看到张先生所说的那些情况:生产者为了获取利润为社会提供好产品,企业家为让职工卖力而提高工资福利……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每个交换中人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个人都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交换者双方必然是对立(这种对立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包含有同一的含义)的,双方锱铢必较、讨价还价、吹毛求疵,在这样的对立中迫使生产者不得不提供好产品,否则他将破产;同理,在企业主与职工的对立中,企业主是想尽量压低工资,职工是想尽可能要求高工资,都在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但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可能会流失,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肯定不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3]是更根本的规定,而利已先利人,如果不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也是一个残缺的命题。

   如果市场的逻辑真是利己先利人,那当然好啰,人人都先为别人着想,然后自己的利益就能得到实现,那将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和谐景象,确实不需要什么政府插手其间。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损人利己有之,欺行霸市有之,巧取豪夺有之,重利盘剥有之,囤积居奇有之,寡头垄断有之……甚至通过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强占他人的土地。正是有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这种组织形式,来防范、遏制这些社会之恶。张先生所信从的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中指出,正是人们之间的对立、争斗、伤害,时时都在侵犯人们的财产、自由和人身的安全,为了防止这些侵犯,才有了政府的设置。[4]在格老秀斯、霍布斯、卢梭等思想家那里,都有类似的思想。更深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作出的,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研究,指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私有制、人对人的剥削、两极分化、阶级斗争等,所以在他们预见的未来社会中是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5]这些论证是深刻的,但可惜的是,这些论证只看到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经济)的否定的、消极的、破坏性的方面,而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经济)的肯定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走了弯路。邓小平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果断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才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过,还是不要忘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言犹在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罪恶的涌现,是建国以来最密集的,以致于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值得人们警醒。

   总起来看,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让人们在个人利益的追逐中,以人与人的对立为运动形式,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使物质财富不断地涌现,社会生产力不断地得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享受不断地得以增进。从否定的消极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进一步地物欲化,两极分化加剧,人与人的对立更为普遍,社会罪恶的产生有更为适宜的温床。因此,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既要使市场经济得以顺畅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得以充分地涌流,使人民生活得以不断的提高。又要防止和消减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财富的分配更公平,社会的对立不向恶的方向转化,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以兼顾,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致有益的平衡……这些都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实现。

   当然,张维迎先生对这些社会罪恶不会看不见,但他对它们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它们统称为“强盗的逻辑”,但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强盗的逻辑”是如何来的?这些强盗的行径又何其多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所谓的“强盗的逻辑”与市场经济直接挂钩,不知张先生是否认可?就算张先生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洞见,那些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社会弊端张先生是否也要一笔抹煞吗?如某企业通过自己的市场行为做大做强,直至形成某一行业的垄断,从而获取垄断暴利,这到底算市场的逻辑还是强盗的逻辑呢?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依据本国的资源优势而操纵石油市场从而引致石油危机,恐怕也不是什么强盗的逻辑可以说明的。又如某企业主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使大量员工失业,他到底是在运用市场的逻辑还是强盗的逻辑呢?如果按照张先生的市场的逻辑-利己先利人,他不应该辞退职工,而应把员工养起来,徐图良策,以便东山再起;如果他断然把员工辞退,甚至因财务问题不补发拖欠的工资,这算不算强盗的逻辑?再如股民们出于逐利的目的,在股市中追涨杀跌,甚至形成股市泡沫,让广大股民亏损严重,有些几至倾家荡产,这难道也能用强盗的逻辑解释吗?还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主愈来愈多地用机器人取代劳动者,形成愈来愈多的失业人口,这肯定不能归之为强盗的逻辑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纯粹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也没有政府行为的插手,却形成了社会的问题或灾难。相反,如果政府适时出手,这些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病,有些问题会解决,有些灾难会减轻,譬如,政府制定的限制垄断法,可以使垄断行为减少甚至断绝;政府实施的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可以减轻失业的痛苦;政府及时对股市的暴涨暴跌进行干预,可能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政府倘若对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未雨绸缪,也许能避免发达国家高失业低增长的长期困局……

   我们承认,就推动生产力进步促进物质文明而言,市场经济是现阶段最好的经济形式,但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是无瑕的白璧,不会出现问题(应该说问题还很多)。我们也承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时会失范,有时会越位,有时甚至揠苗助长……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能成为否定政府行为的口实。我们甚至承认,在推动物质文明进步中,市场经济比政府行为更有效更有力,但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何况人类社会除了物质进步还有其他。应该说,在经济生活中,有为政府的作为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掌握市场经济规律时的作为;有为政府的有形之手只是拾掇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拾掇不了的东西,只是修补无形之手弄坏了的东西。

张维迎先生承接奥地利学派的衣钵,主张让市场经济自由自在的发展,政府不要插手其间,市场是完美无缺的,“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6]这无异于说,几乎所有的市场的缺陷,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臆想”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只有政府的干预可以变化现实。这是奥地利学派的狡猾之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国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的干预,何况政府干预总有出错的时候,把市场的缺陷推到政府的头上,简直就是不证自明。我们确实无法证明有那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受政府的干预,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证明[7],正是政府的干预,迟缓了或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爆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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