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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更新时间:2022-09-24 02:06:17
作者: 吴怀中  
Waltz)指出的:当力量不平衡时,国家试图增加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使国际力量分配达到平衡。同样地,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亦认为,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只不过是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形式。(28)

  

   以上两种制衡,实际都是为了达到均势的目的。正如华尔兹将均势理论视为其结构现实主义综合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制衡是达到均势的手段,是均势理论框架内的谱系一环。在无政府主义结构体系里,相对能力是结构的可变因素,国家行为体由于相对能力的变化(在权力争斗中落后的国家),采取对外手段和对内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调整国内政策样式和联盟格局,将有望导致变化发生、促进均势的形成。(29)

  

   日本使用的制衡,是一套组合工具,形式上看分为内外制衡,就属性而言,又可分为硬制衡(包括“有限硬制衡”)和软制衡(包括“间接制衡”)。(30)当今世界,各国在采取任何一种制衡选项之前,都必须综合考虑所有的制衡选项,尤其鉴于硬制衡往往会带来直接冲击,有限硬制衡或软制衡有时会成为更有利选择。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在安倍晋三、菅义伟执政时期,日本对华内外制衡战略不断发展、推进,下文所述的属于内部制衡范畴的军力发展以及属于外部制衡的对美结盟,是典型的硬制衡,而准同盟构建等则属于“有限硬制衡”或“半软制衡”。

  

   二、内部制衡:能力强化与困境

  

   国家行为体信任内部制衡,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日本推动对华内部制衡,总体思路和基本方策分为如下两档。首先,从当前考虑,保持对华战略威慑和总体均势仍然要依靠美国。这样,即便中日发生冲突,中国也无法动用战略打击工具。在这一前提下,日本要尽量增强常规军力及攻击能力,以“成本强加”方式实现对华威慑和吓阻。其次,逐步为未来提前做好准备:面临中期内中美形成战略均势或同盟发生变故的可能情况,日本自己应具有很大的能力独立应对中国“安全威胁”。日本对华内部制衡,在安全领域体现于推动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的变化上,这将对中日及日美关系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打造制衡利器:自主防卫与攻击军力构建

  

   多年来,日本一直在推进针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尤其是硬制衡。所谓硬制衡,即严格意义上的制衡,指当事国针对对手采用的军备竞赛升级、武力威慑甚至激烈的实力打压。据此可将敌国置于危险境地,增其进攻成本和代价,从而加强威慑和吓阻作用。日本认为自身对华内部制衡的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应在可能范围内加速补足一些短板和弱项,构建军事竞争非对称优势。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作战能力,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调整军力结构和态势、督导自卫队发展高精尖武备。

  

   对安倍这样的保守政治精英和现实主义者来说,最具吸引力且容易着手的内部制衡议程,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改革,即政策松绑与软力量释放,尤其创建一个与世界主要国家类似的安全与防卫架构。为了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日本已努力改革一些国防政策上的“过时限制”和“扭曲事象”(31),以释放存量、提高国防效率。安倍重掌政权后,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方针,改革并强化国家安全决策与协调机制,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和国家安全保障局(NSB),并大幅提高了自卫队现役将校在防卫省的地位和决策权。此外,安倍还着力消除政策和法律障碍——对日本国防政策的其他限制,作为对华内部制衡战略的一部分,例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和国防产业对外合作的禁令。最重要的是,安倍内阁于2014年修改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决定,使日本理论上能够与美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并与澳印等准同盟或伙伴国家探索新的防务合作。2015年,日本又通过“新安保法”,广泛拓展了自卫队在操作方面的地理范围,以及在一定条件的行动自由——为外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或选择保卫美国和其他友邦军队。英国的日本安全问题学者朱利奥·普格利泽(Pugliese Giulio)就此总结道:“安倍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威胁的认识——这是他帮助培养的一种情绪——使曾让他陷入困境的安全立法合法化。”(32)上述这些改革,不一定会导致日本军力在数量上发生重大变化,但在未来会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表明,大国经常进行内部制衡,为此总在迅速复制当时的主要军事创新,以在军事能力上达到与对手的平衡,增加对抗能力。(33)日本近年的强军轨迹似乎恰是这一逻辑的脚注。2013年,安倍政府制定二战后日本第五个《防卫计划大纲》,大纲强调“统合机动防卫力量”和“岛屿防卫”建设,着力更新海空自卫队装备,并开始在东海与西太平洋举行大规模的单独或双多边军事演习。2018年,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针对中国军力发展进一步出台系统应对措施,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特别注重武器系统尤其主战装备的换代升级、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34)其对高科技及常规军力的追求目标已接近“正常大国”水准。其间的新动向,具体体现在如下三点:(1)紧盯高边疆及全域防卫能力建设,从以前尾随跟跑美军(在军事思想、理念和政策、能力等领域)转换到谋占军事制高点、掌握国防主动权。事实是,从2019年到2021年,防卫省及自卫队陆续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跨域和高边疆部队,例如“网络防卫队”“太空作战队”和“电子战部队”等;(2)攻击型尤其远程打击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防卫力量建设正式被提上日程,进入推进落实阶段;(3)加快完成军力部署调整和战场态势营设,打造西南群岛“要塞化”,构筑第一岛链北部的防空、反导和对舰的闭环导弹打击网。与此相关,近十年来,日本政府特别注重两栖战力的建设,组建水陆机动团,与美军配合反复演练夺岛作战。当前,三点之中尤须关注第二点即自卫队攻击力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高精尖”模式发展,自卫队具备了强大能力,拥有包括不依赖空气推进(AIP)型号在内的22艘先进潜艇、包括F-35隐形战机在内的380多架战斗机、含有8艘“宙斯盾”舰和4艘直升机航母在内的50多艘大型水面舰艇。(35)尽管如此,2020年6月,安倍还是指示内阁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尽快确定发展攻击力量的方针。(36)日本政府急于规划新安全战略,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专守防卫”方式和手段,已无法应对包括“导弹威胁”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日本在2020年夏季出人意料地取消了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引发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通过获得对敌攻击能力来增强其防卫力量的国家辩论。其结论是进一步推进军事领域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路径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构筑攻势防卫,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2020年12月,菅义伟政府做出日本自主研制防区外发射导弹(stand-off missile)的内阁决议,(37)明确了谋求更进一层的远程攻击能力的方针。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正倾向于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制攻击能力的可能性。事实上,日本也正利用日美同盟机制购买高科技军事技术,加速国防自主及攻击军力建设。2018年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后,自卫队意图发展的新攻击能力系统模式计有:改造“出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为航空母舰,搭载F-35B隐形战斗机;投资远程(防区外)空射导弹,包括联合攻击导弹(JSM)、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JASSM)和远程反舰导弹(LRASM),这些导弹预计射程在500-1000公里之间;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改良日本国产12式地对舰导弹,使之增程至900-1500公里;同时,列入预研项目的则有用于岛屿防卫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HGV)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HCM)等。(38)

  

   随之而生的两点重要动态,值得高度关注。第一,日本军事方针和作战思想的范式转换。自卫队已重新开始考虑使用武力和打击工具,打破日本对“攻击”与“动武”的独特限制和模式,而不是在这方面仅仅依靠美军,并且目标直指中国。2020年7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主张,对准备攻击日本的敌人导弹发射装置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不违反日本宪法。(39)日本2020年版《防卫白皮书》表示,日本的防卫能力“会根据国际形势、军事技术水平等各种因素而变化”,并以如下措辞暗示了对外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在不局限于日本领土、领海、领空的地理边界的情况下,在自卫权范围内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保卫日本。”(40)对此,著名安保政策专家北冈伸一给予了直白解说:“为应对中国威胁,日本须切换防卫战略,构建遭到攻击后能够立即反击的体制,使其认识到攻击日本的代价高昂。”(41)

  

   第二,日本将“后中导”时代视为对华“陆基导弹制衡”的机遇。如上所述,日本新近推动的对华内部制衡利器,是以导弹为主的远程攻击力量体系。日本研判中国中程导弹对之构成严重“压力”,开始探讨有效的应对方案。2019年后,随着“中导条约”(INF)失效,东亚被美国卷入“后中导”时代,日本政界和战略界部分人士认为此是“可用之机”,自卫队可以开始考虑新的防卫合作议程:通过自主发展与引入美国新导弹能力的双轨路线,抵消中国的中程导弹优势并缩小己方导弹劣势,加强对华军事制衡及威慑工具。如此,将使中国在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筹谋和战术行动复杂化、困难化,平添新的成本。(42)日本对独自发展以及日美联合部署中导的态度,可能会受到战略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果日本认为环境进一步恶化、中日军力差距决定性拉大,未来其姿态可能会比目前的表现更加灵活。陆基中程导弹作为海空发射导弹的重要补充,将会对日本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并使之对未来的研制和部署保持开放的选择。若如此,日本的军事规划者大概率会考虑如何将远程打击系统整合到一种新的军事战略中,即让自卫队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A2/AD)上做出更多贡献。(43)

  

   (二)内部制衡面临的制约与困境

  

   日本在推进对华内部“硬制衡”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重要突破,但也面临着内外制约与独特困境。日本政治精英及决策层认为谋求增强军力尤其建设打击能力在军事上是有利的,但在现实推动中却面临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重重困难,需要克服宪法及法律、预算、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各种障碍。(44)

  

   1.经济状况与预算支出的限制。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内部制衡的基本变量,但近年表现总体欠佳。日本政治精英层多数不愿接受国家步入安静的衰落通道。直到2021年,日本政府连续不断推出宏观刺激政策,但真正的结构改革和调整重组难以到位,经济振兴的主要指标没有实现,GDP比起十年前增长有限。超高债务、人口老化、通货紧缩和市场低迷的重压,使得该国提升内部制衡的实力基础面临有限空间。这一条件也使得日本官方和战略界普遍认为,主要依靠外部制衡才能达到“制华”目标。(45)

  

大幅增加预算为新的军事能力买单,大举发展进攻性(甚至核武器)武备,在当代日本并不现实。有限的国防开支阻碍了东京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军力自强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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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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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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