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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凯 朱思思: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大国技术竞争

更新时间:2022-09-24 01:56:29
作者: 戚凯   朱思思  

   内容提要: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国家安全理念进一步极端化,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并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继而发起对华战略竞争。信息科技产业具有变革潜力巨大、高度垄断等特点,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与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竞争力提升的安全认知恐惧也因此加剧,中美技术竞争面临恶性升级乃至失控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精英阶层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信息科技巨头的权势与潜能疑虑重重,在国内外从“全政府”、“全社会”、“全联盟”三个环节发起了对华为的严厉遏制。为避免中美大国技术竞争滑向“科技铁幕”与“新冷战”的恶劣境地,中美两国需要在战略沟通、国际制度构建、技术管理、国内政策自我调适等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加以有效管控。

   关 键 词:国家安全  大国技术竞争  华为  中美战略竞争  信息科技  网络安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多国民粹主义复活,地缘政治思潮回归,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重大挑战层出不穷。在此大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思想进一步极端化,维护美国霸权、追求“绝对安全”、推崇强硬实力与军事优势、鼓吹忧患意识、全力遏制其他大国的特征更加明显。①在这当中,美国将主要战略注意力对准中国,基于所谓“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者和挑战者。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提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正式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or)关系。②2021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持续挑战稳定开放国际体制的竞争者”。③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时代与世界格局的新发展,中国也在梳理具有本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逐步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视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④在对外政策层面,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曲解与威胁。⑤可以说,中美两国在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存在根本原则与具体议题的重大分歧。

  

   自美国逐步升级对华战略竞争以来,美国为确保霸权稳固、守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取得对华战略竞争的绝对优势,在发动对华关税战的同时,围绕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严厉的遏制政策。其中美国最为关注信息科技,将信息科技产业中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议题与国家安全概念捆绑在一起,对中国机构进行严厉打压。仅从一组数据即可发现,此类冲突呈升级、固化的恶劣态势:截至2021年1月,共有383家中国机构名列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Entity List),2020财年共新增中国相关机构入册数目为193家(含在香港及海外注册企业),无论是与上一财年相比,还是与第三国情况相比,美国政府对中国机构的压制都是最严重的。⑥在这些机构当中,仅有少数具有纯粹的军工背景,多数都是民用(Civilian Use)或军民两用(Dual Use)意义上的企业、科研院所与大学,它们的研究重心基本涵盖广义上的信息科技各分支领域。由此可见,美国为维护单边安全、“绝对安全”,对华技术竞争的力度与广度均全面升级,且重点攻击信息科技领域。

  

   在这个过程当中,华为作为中国顶尖的信息科技巨头,既是中美技术竞争升级的主要经历者,更是遭遇美方严重遏制的最大受害者。从“孟晚舟引渡案”到“全面断供华为”,美国将华为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最重大威胁之一,一系列冲突的爆发与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美两国内部,还是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强调中美要妥善解决华为问题并管控冲突。国内外一些学者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较多探讨,⑦但其对于信息科技时代大国技术竞争升级与管控机理的分析、华为作为典型案例的历史发展与特征的认识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技术竞争在信息科技时代不断升级的原因与风险;其次,回顾华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以及美国对其政策的演变;再次,依托华为这一典型案例,展现大国战略竞争与追求“绝对安全”背景下美国升级对华技术竞争的能力基础、实施路径与效果;又次,思考信息科技时代管控大国技术竞争的有效路径;最后是结语。

  

   一、中美大国技术竞争升级的成因与危害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发端于信息科技全面加速的时代,二者将角力的一个主战场定位在信息科技产业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正是信息科技产业及其头部巨型企业的内在特征,激化了美国对中国相关竞争力的认知恐惧,加剧了美国对霸权地位跌落与国家安全侵蚀的焦虑,从而促成美国坚决挑起且不断升级对华技术竞争、严厉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战略决策。

  

   (一)信息科技产业固有特征加剧大国竞争

  

   第一,动摇国际政治权势斗争传统要素的巨大潜能。首先,信息科技产业可以极大解放生产力,全面升级军事系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其次,信息科技被国有化与武器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其一,信息科技巨头可以轻易实现国际化,一些国家的政府有可能利用其能力轻易穿透他国传统的主权防御系统(比如传统边防军与海关部门);其二,通过随意变更“属人”或“属地”管辖原则,大国可以对境外数据实现全球“长臂管辖”;⑧其三,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技术手段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线上访问权限加以严格控制,人为制造网络空间的隔绝障碍。再次,产业级网络勒索案件频发,使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高度担忧对手以低成本的信息科技手段削弱本国的关键安全。可以说,信息科技不仅正在极大改变国际地缘政治的传统秩序,更在颠覆其传统构成要素。

  

   第二,全球性扩张与排他性竞争的垄断本质。信息科技由于在技术层面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壁垒,因此其跨越国界实现全球扩张的难度远小于传统行业。1900年前后,洛克菲勒石油公司至多曾垄断美国国内80%的石油市场,⑨然而其垄断能力与当今信息科技巨头企业却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问题上,尤以中美两国的企业巨头最为引人注目,如中国的华为、阿里、腾讯(该三家企业合并简称为HAT)与美国的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Microsoft(该五家企业合并简称为GAFAM)。华为在全世界170余国与地区建设主干级电信网络超过2500张,服务民众超过30亿。⑩阿里生态全球年度活跃消费者近12亿。(11)Facebook每日全球活跃用户超过28.5亿。(12)而Google在全球搜索市场的份额达到92.478%,近乎完全垄断。(13)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科技产业的高度可复制性,中美两国的巨头企业在经营业务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而它们的扩张与垄断具有典型的排他性与“零和博弈”特征。

  

   第三,侵蚀传统政府控制力的潜在威胁。信息科技巨头企业具有独特的运行方式,它们高度集中技术,却将数据分布式存储,然而通过对技术高度垄断和集权的智能化管理,却能够实现对分布式数据的准确调用。(14)因此,它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统治怪兽,既有统一意志,又强调分散、开放的数据再汲取能力。正是这样的基因特性,使得信息科技巨头企业拥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动力(15):拥有更多用户,即代表拥有更多的连接与源源不断产生的数据,那么垄断就可以更彻底,权力可以更集中,管理可以更智能化,数据调用可以更精准。这使得信息科技产业对一国内部经济社会活动的掌控力可能超越当地政府,继而给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带来跨国挑战,各国政府对此高度警惕。

  

   第四,协助大国政府参与国际权势斗争的能力。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由于其国家公权力强大而稳定,虽然对这些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的扩张感到些许忧虑,但并不担心其对政府的稳定统治产生根本性冲击。大国政府更倾向于将这些信息科技巨头企业视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使其与政府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全球网络空间竞争。比如,2019年底美国政府正式设立了全新的开发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该机构对全球最大的海底通信光缆项目TPN表现出极大兴趣,(16)而TPN前身Echo项目的发起者包括Facebook与Google。(17)2021年5月,由DFC支持的国际财团在埃塞俄比亚的5G电信项目招标中击败中国投标者,将项目授予英国电信巨头Vodafone,并且明确要求此笔低息贷款不得购买华为与中兴的电信设备。美国不少观察人士将此视为美国遏制中国全球经济影响力的一次重要胜利。(18)

  

   (二)中美大国技术竞争恶性升级的危害

  

   第一,严重损害两国经济安全。大量中美科技企业被卷入这场斗争,除了损失原有的市场与利润之外,不少企业还需要额外支付大量费用应付技术进出口管制审查。比如,华为手机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出货量大幅滑落,跌出全球前五名。(19)与此同时,华为在“孟晚舟案件”中仅因配合法庭要求所需支付的安保费用就达到每年一百万美元。(20)对美国Qualcomm等芯片巨头而言,失去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客户,所造成的商业损失同样是巨大的。2020年,美国出口至中国的智能手机片上系统(Smartphone SoC)仅有3.07亿部,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20.8%,其中Qualcomm输华货物量更是同比锐减48.1%。(21)

  

   第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与双方外部安全。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封锁与恶性竞争,中国虽然相对缺乏强劲的回击武器,但始终没有屈服,甚至重新将“自力更生”作为对抗美国技术遏制的战略原则。(22)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制裁政策,中国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与《反外国制裁法》相继面世,标志着中美围绕制裁与反制裁所开展的全方位对抗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第三,严重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美国在封锁中国高新技术进口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两级制裁(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与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并用),禁止第三方企业与中国发生商业往来。高新科技产业全球合作的特征,使得世界各国企业都被卷入其中,更进一步引发全球信息科技产业链的紧张与市场恐慌。2020年下半期以来,全球汽车产业面临严重的车用芯片短缺,这与美国制裁中芯国际等中国半导体企业具有重要关系。芯片短缺继而又迫使各国汽车行业与芯片行业纷纷进行所谓“重新战略布局”,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混乱程度。

  

第四,加剧了国际社会重回冷战的风险。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对抗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国际社会有关“新冷战”的讨论也随之升温。(23)有观点甚至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其主要依据就在于中美在技术竞争环节,特别是围绕华为、中芯国际等信息科技巨头企业,美国已经构建事实性的“科技铁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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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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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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