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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更新时间:2022-09-24 01:45:57
作者: 高帆  
在这一过程中,大历史观为准确把握问题实质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必须从长时段、本土化和整体性这三个视角展开,才能深刻揭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演变趋势,并引申出对新时代我国持续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理论启示和政策含义。

  

   二、长时段视角下农业农村发展对中国现代化的多重贡献

  

   理解农业农村发展问题,首先应将其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考察,这是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⑩。在漫长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演进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农业在产业体系中占据主体、农民在人口规模中占据主体、农村在区域范围中占据主体。因此,从基层角度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在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处在典型的乡村社会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立足于中国是农业、农民、农村大国的基本国情,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一道路是与在根据地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紧密关联的。通过土地革命变革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而充分组织和广泛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长时段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则“农民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而且促使了中国改革,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1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征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仍表现为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占绝对主体的显著特征。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1952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7.54%,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是88.01%。立足于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要恢复国民经济秩序、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首先必须充分调动占人口和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并改善农民生活。1949~195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实施的土地改革即是上述逻辑的集中体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宗明义强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和中农获得的土地大幅度增长(13)。到1953年底,全国3亿多的农民无偿分得了7亿亩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这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为显著的解放和发展。例如,我国粮食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亿吨增至1955年的1.8395亿吨和1956年的1.9276亿吨,这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靠国家动员方式推进工业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为“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推进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我国基本建立,由此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依靠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尤其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一个长期以农民为人口主体、农村劳动力为就业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工业化战略是国家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转变、并由此逐步走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步骤。问题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实施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基本取向的工业化是在资本要素短缺、劳动力资源充裕、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背景下进行的。与这种禀赋条件不一致的是,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客观要求却是整个社会应具备较为充裕的工业启动资本,或应具备较为突出的资本动员能力,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更应契合重工业资本密集投入、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的产业特征。换言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意欲推进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经济现实的资源禀赋之间存在着显著落差。为了化解这种目标和条件之间的冲突,我国在经济运行体制上必然要采用主要依靠政府指令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方式,以在禀赋条件不利的情形下保障重工业能够获得发展的足够经济资源。作为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农村领域和城乡关系层面也必然内生出与上述格局紧密相关、彼此嵌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主要体现为: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即国家通过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获取了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定价权;实施人民公社制度,即在农民土地所有制转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组织介入到农村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实施城乡户籍制度,即按照居民的户籍所在地分别登记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且对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实施严格管控。此后随着时间推移,户籍制度也成为城乡差别化配置公共产品的基本载体,户籍制度随即就具有人口管控和公共产品配置的双重功能。这些制度的根本指向是:使农业农村剩余尽量转化为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来源,并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局限在农村内部从事农业生产,进而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密集使用资本、相对排斥劳动力的要求。依托上述系统化的农业农村和城乡关系政策,我国依靠国家力量推进的工业化就具有厚实基础。已有研究显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估算在6000亿~8000亿元(14)(15),农业农村为我国顺利推进国家工业化战略、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农业农村领域对整个国家战略的支撑,我国在初始条件极为严苛的条件下形成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考虑到重工业发展具有支撑其他产业发展的外部性,则“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方针是正确的”(16)。

  

   计划经济体制有助于实现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但却损害了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抑制了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是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重大战略的起始背景。从策略角度看,1978年之后我国实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显著的渐进式特征:首先启动农业农村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将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及效应扩展至更大范围;特别是,以安徽小岗村率先实施“大包干”为起点,我国农村在很短时间内将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或“触发机制”(17)。历史地看,这场以农民家庭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农村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我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多重贡献。1977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5%,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6.8%,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4.5%,人均GDP为344元,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主体的发展中大国。然而,从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转变,使广大农民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拥有了承包经营权,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导致农村经营方式呈现出统分结合特征。农民在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之后可以在承包地上进行自主决策,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则意味着农业收益分配方式的变革,农民可以充分地获得自主决策产生的农业经营结果,这样就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土地经营和农业投资,显著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1978年之后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数量的迅猛增长就是明显例证。在农村生产力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农村不需要通过密集投入劳动力要素来提高农产品产出,而是有条件向本地工业以及城市工商业提供数量庞大、工资偏低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成为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追求更高家庭收入的新趋势。这就推动了农村乡镇企业和城市劳动密集型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源泉(18),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则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推动力量。此外,从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具有典型的“帕累托改进”性质,它显著改善了占人口主体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并因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强而事实上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整个社会对经济波动的回应能力得以显著增强,这为加快推进城市、企业及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从制度示范的角度看,向微观经济主体放权让利、实施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形成能够激发微观主体内生动力的分配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这为我国推进城市、企业及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环境的转变和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展,我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持续化的跨城乡非农化流动,而资本、土地等要素也呈现出从乡到城的基本流动态势。2020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其中年内在户籍所在乡镇之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有16959万人。正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与工商资本在城镇相结合,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并在国际贸易中出口这些产品,才快速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才最终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进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量。农村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以及其相对廉价的工资水平成为中国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在土地方面,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提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通过政府征收、出让等方式转化为城镇国有土地,这一过程既是一个土地用途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土地所有制转变的过程。由于城乡土地的使用用途和权利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农村土地转为城镇土地往往伴随着土地价格的“剪刀差”。而城乡土地的用途和性质转换也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纾解财政压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金融之间形成关联机制并由此推动本地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根据CEIC的数据,2007~2019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从0.73万亿元增至7.26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从30.8%提高至71.8%,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19)。不仅如此,相对于其他融资方式,土地财政的融资效率是最高的,城乡土地二元制度与官员晋升机制、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产生了激励相容,从而催生出了一个以“土地引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为核心的高效融资模式,使得其成为解释中国特色工业化的关键变量(20)。总之,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转入城市以及非农产业,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农业农村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贡献从农产品主导逐渐转为要素供给主导,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以及城乡土地转变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对外开放进程以及经济总量增长的显著驱动力量。

  

概括起来,从长时段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紧密地参与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并为整体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多重贡献,这种参与甚至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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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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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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