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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对熊彼特关于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理解的检视

更新时间:2022-09-22 20:47:42
作者: 顾海良  
广义的社会学(Sociology)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就已经存在,而且同经济学相向而行。在熊彼特看来,在社会科学范畴内,“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合作已经特别密切或富有成果,也不是说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他们两方面都会进行得更好”。熊彼特的观点是: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作为“相邻学科”是有利于这两个学科本身发展的,能够产生“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效率”。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了广泛证明,诸如阶层、就业、收入、贫困、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相邻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是,经济学接纳社会学的分析所带来的专业化“效率”并不显著;反过来,对社会学来说也是这样。

   三是在“经济社会学”这一“基础学科”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有些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只是提出了这一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在1949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关于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学术传记中,熊彼特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篇学术传记后来被收录至《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又被译作《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一书中。

   在对帕累托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学家的学术评价中,熊彼特首先提到,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习惯于“入侵社会学的领地”,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几乎包括他们关于制度和塑造经济行为的力量所不得不说的全部内容——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学家的禁猎地相重叠”,其结果就是“发展出了一块无主之地,或者说是人人有份的领地,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学”。在熊彼特看来,在几乎每一部经济学专著或教科书中,都可以发现经济学和社会学始终共同面对的课题,这也成为“经济社会学”学科生长和发展的沃土。

   其次,熊彼特提到,在经济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颇为严格”的经济学家,都做过社会学研究工作,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社会学问题的探索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熊彼特指出:“在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上,很少有人(即便有)像帕累托那样,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乍一看似乎是不务正业的活动上,也很少有人(即便有的话)像他这样,其国际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这一领域里所做的工作。”

   再次,熊彼特还提到,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在社会学学科上取得的成就都有可能存在“十分明显且不难描述其特征的方面”;这些方面的成就,也就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学”中具有“理性论证”以及“科学成分”的建树。熊彼特概述了帕累托在两个方面的建树。一是“尽管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触及了大量极其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但他的纯科学贡献是在最抽象的经济逻辑领域。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他应该体会过一种希望,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这就是:在他的纯理论旁边,再竖起另一幢建筑,它将庇护属于不同种类的事实和推理,这些事实和推理将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能指望他的经济理论所处理的那些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结果”。二是帕累托对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的争论一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熊彼特看来,在这一过程中帕累托“必定震惊于理性论证的无力,并必定迫使他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政治行动及国家和文明的命运”。由此而完全能够理解的是,“一旦他沉下心来专注于思想生活,这个问题就会脱身于简易而肤浅的答案的范畴……他必定会尝试着把这个问题提升到科学分析的层面上”。熊彼特的结论就是:帕累托的社会学“基本上首先是政治过程的社会学”。这样,当这种“政治过程”成为一种“特例”,并使这种“特例”成为学科对象时,“人们所做、所想、所感觉的每一件事情,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和他们对文化创造的态度,都必定要以某种方式出现”。正是在这一“政治过程”的“特例”中,帕累托“建造并装饰了一座更为庞大的建筑”,即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

   最后,熊彼特从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上,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影响。帕累托认为,他在社会学上的方法,是把他在“研究经济理论时所使用的‘逻辑—实验’方法应用于分析社会生活”。但熊彼特不这样认为,提出帕累托“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图式: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形态学,这导致他所使用的事实至少潜在地容易受到观察材料的影响,类似于解剖学或生物学的事实;另一种图式属于社会心理学。这两种图式实际上都被历史的和当代的实例所说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证实,但它们都不是通过任何诸如‘逻辑—实验’方法之类的东西从这些实例中推导出来的;二者都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对社会过程的看法的反映”。从总体上来看,熊彼特把帕累托的社会形态图式的方法概括如下:“一切社会都包含大量不同种类的成员——个人和家庭——而且是根据这些成员适用于相关社会功能的才能来构建……”这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功能的概括。

   三、熊彼特对《共产党宣言》所作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在写作帕累托学术传记的同时,熊彼特还写了另外一篇阐释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论文——《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共产党宣言〉》,该论文发表在1949年6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这之前一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熊彼特提出,他的这篇论文不是作为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学”(Marxology)的作品,而是作为“评价《共产党宣言》在科学的社会学史和经济学史,以及在马克思自身的科学著作中地位”的作品。也就是说,熊彼特是以《共产党宣言》这一“分析性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蕴做出探索。

   在关于帕累托学术传记的论文中,熊彼特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对马克思和帕累托作出比较性研究。熊彼特特别提到,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上,马克思和帕累托之间存在两个主要的关系:一是与马克思思想极为接近的是,帕累托引入了一个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只是“含蓄地提到过的因素”,即“解释一段实际历史以及解释特定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适应性程度的重要性”,这一因素能够产生一种“将会更好地保证那种可以称之为政治变革的稳定性的东西”;二是与马克思思想大相径庭的是,在帕累托那里,“历史过程与其说是社会阶级之间全面冲突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之间冲突的结果”。熊彼特认为,在这两个不同点上,帕累托的观点“只不过是对马克思图式的纠正性改进而已”,至于在财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上,“在帕累托那里远不如在马克思那里那么引人注目”。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中,熊彼特提出,他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的结合上,即在“经济社会学”上“解释性地描述”同经济相关的制度及所有的习惯和行为方式,其中包括政府、财产、私营企业具有的惯常的或“理性的”行为方式;在“经济学”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上“解释性地描述经济机制及这种机制在任何既定的制度(如市场制度)中运作”的问题。显然,熊彼特并不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而是从“经济社会学”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意义上对《共产党宣言》作出分析的。

   在对“经济社会学”与《共产党宣言》关系的理解中,熊彼特聚焦于对马克思的“历史的经济解释”“社会阶级理论”“国家理论”三个问题进行阐释。

   一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问题的阐释。熊彼特武断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只是“从经济变化出发,来描述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的变化”,因而片面地认为“这种纯经济过程根据自身发展规律而自主行进着,并且裹挟着自身发展的长足动力。并且社会生活所有的其余部分——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框架,所有的信仰、艺术、习惯以及价值观都同样清晰地来自一个主要动力”。熊彼特的这一武断的结论,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误解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在晚年对此类误解作出过严厉的批判。针对当时有些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从来没有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因素以及习惯、传统等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一切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恩格斯特别强调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恩格斯的这一阐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补充,使之更为深刻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规定性。

   熊彼特尽管也注意到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留下了不同解释的空间”,但他还是坚持认为,马克思“仅仅强调经济条件的历史重要性或者只是强调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是不切实际的”,进而提出运用经济社会学“应用方式”对《共产党宣言》的经济解释作出“评估”。熊彼特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武断的理解,使得他不能理解《共产党宣言》是怎样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其结合的意义上揭示历史真谛的。

   二是对社会阶级理论的阐释。熊彼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社会阶级本质的概念和阶级之间关系本质的概念作为历史理论的“支点”;马克思在这两个涉及阶级“本质”的概念上,对历史的经济基础问题作出阐释。熊彼特提出,“就算我们拒绝接受马克思独特的社会阶级理论,也不能否认关于社会阶级及其关系的主张、历史进程的主线、关于阶级文化的观念等等”,其中包含着“经济社会学”学科意义上的“分析性价值”。

   三是对国家理论的阐释。熊彼特认为,在国家理论上,马克思的“主要的科学功绩”就在于“将国家从云端拽回现实的分析领域”,马克思也由此成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对国家本质及其功能问题的理解上,熊彼特却否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的意义。

   在对“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与《共产党宣言》关系的理解中,熊彼特认为,“首要问题是:在以一些基本正确的有力笔触勾勒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之后,马克思歌颂了资产阶级的成就,这种歌颂在经济文献中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持续性地忽视商业阶级的创造性地位:一方面将非资产阶级(如非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的贡献列入资产阶级的成就之中;另一方面又犯了把科学和技术列为独立因素的错误。熊彼特认为,马克思从社会学意义上揭示的是,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进步”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因此也是商业阶级及其行为本身的产物。关于《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成就,熊彼特强调的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捍卫者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他们也从来没有对商业阶级的成就及其对人类的意义做出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理解。”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社会学意义的阐释“对于经济分析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其突出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至少是事后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会演化出“巨大的灾难”,尽管也有一些人对资本主义演进的这种必然性特征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必将演化出的这种“巨大的灾难”的特征及其必然性作出了详细阐释。

其二,在危机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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