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曾海龙: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之道及其界限

更新时间:2022-09-21 22:08:53
作者: 曾海龙  
从而与传统的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君子”概念相区别。

   儒家传统的“君子”概念主要作为一个道德性或政治性内涵的概念,主要在一定的权力结构和伦理关系结构中显现其意义。在传统社会,一个道德品格出众的“君子”,只有在熟人结构中才可能展现。传统的“五伦”关系是一个熟人结构。在这种熟人结构中,个人品性被他人了解是其被认为是“君子”的必要条件。一个人的优秀的道德品格被众人了解,才可能被人称为“君子”。进而,一个人道德名声在外,即便他所不熟悉的人,也会称其为“君子”,这种关系可被称为单向度的熟人结构——行尊的一方对为尊的一方熟悉。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中作为有道德品行的“君子”,除了在“五伦”关系中被认可之外,也因其品性被口耳或文字相传到“五伦”之外的群体——基于这些群体对其单向度的熟悉,他对传播对象而言也是熟人。这种单向度的熟人结构不仅对于保“君子”的道德品性涵义有积极作用,对于“君子”的政治意涵也同样如此。政治人物理所当然是公众人物,也是基于公众对其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熟悉。而政治人物作为“君子”或为尊者,只需要基于大众对其单向度的熟悉便可。也就是说,政治人物与公众形成的也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熟人结构。无论如何,“君子”的社会意义在于其被公众所熟悉或承认。传统“君子”概念在这种双向或单向的熟人结构中有了其公共性的意义。

   传统“君子”概念对应于传统的“差序格局”,“新君子”概念则对应于“新差序格局”。传统“君子”概念的公共性意涵在道德和政治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新差序格局”相比传统的“差序格局”而言,除了传统的展现传统的血缘和政治等伦理关系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和经济等公共性意涵。“新君子”概念亦是如此,在传统“君子”概念以道德性内涵为主的基础上,扩展到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其中,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对确立“新君子”概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要求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生,原有士农工商的层级区分失去了应有的道德涵义。专业化分工使各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并无道德品格上的高下优劣之分。除了熟人关系结构中的个人品格评判,人们更多地是从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成就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员、学者、企业家、明星等等,大都被视为“新差序格局”中的“新君子”。这与原来单纯从政治权力和道德品格角度评判有了很大的拓展。个人的道德品格不再被视为评判的“君子”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标准。这种“新君子”概念的功能性意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儒家“君子不器”的观念进行了修正。

   然而,“新君子”的出现并不改变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本质。首先,家庭作为传统的血缘共同体的关系强度虽有所弱化但依然有效,以家庭为主的集体个人主义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家庭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依附于其中的佼佼者,形成一个个小的“差序”结构。其次,单位、公司等社会组织存在小的权力中心和排他主义倾向,两者相互作用形成组织内部和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差序”结构。再次,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的领导与下属、朋友、师生等关系相互交织,发展出各种形态的圈子,圈子与圈子之间又有心理与利益的亲疏远近。可见,这种“新差序格局”的形成有血缘、经济利益、权力、文化、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差序”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差序”心理,塑造了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的社会治理、经济活动。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反而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换,形成了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理性意志与新差序格局的悖论性组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变得至为艰难和漫长。”【3】这里的理性意志与自然意志相对应,前者是指基于“亲亲”、“尊尊”等伦理关系形成的共同意志,后者是基于由个体分工和利益关系构成的抽象“社会”,以期在社会中重塑情感、道德、价值等团结的纽带。“新差序格局”中,以伦理为纽带的“差序”结构与以利益为纽带的“差序”共存,共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三、 现代中国依然是“差序格局”

   传统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主要是一个基于血缘和熟人形成的社会体系。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和个体的品行产生了社会交往的基本信用。因此,伦理关系和道德人格对于人们的行为有着很强的约束作用。而伦理关系的强约束,在政治和血缘关系中尤其有效。一方面,为政者的治理方式受以“君子之道”为道德理想的制约,不得不尽量满足人们的道德期待——善待百姓本身是统治者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品格,“治乱循环”本身就开启了“由乱而治”的可能。另一方面,基于血缘和熟人关系的社会交往,也必然遵循基本的道德准则。同样,传统社会的经济交往也主要在熟人之间进行,并无普遍抽象的市场主体观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仅对“君子”的有效,也是对几乎所有社会个体有效。个体的道德信用破产,便无法在以熟人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中立足。

   因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在熟人之间进行,个人的道德信用或政治社会地位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伦理原则的影响,而不是遵循完全意义上的利益原则。一个人在与他人进行经济活动时,其地位和利益保障往往会因其社会地位与道德品行有较大的差异。朝廷或官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也因政治权力的介入,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权力运作。其更多地是着眼于保障政府的财力与政治治理体系的稳固,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比如,明代盐的专卖模式及其运作体系的变化就主要是基于不同时期朝廷税收和财政的考虑【4】。在这种经济活动中,交往关系经常受到权力和伦理关系的干预,主体之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横向对列关系,因而交往对象的地位通常并不平等,并不能形成平等的交往主体,更没有形成一种可供普遍遵循的市场交换准则。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经济活动也是基于伦理和政治权力形成的“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因这种经济活动本身受伦理和政治的强力制约,传统社会未能内生出类似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换准则。而现时市场经济中的种种问题,也与这种“差序格局”的因素有关。

   与“差序格局”中的纵向对列关系不同的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或经济交往要求遵循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原则,并建立起横向对列关系。在这种格局下,才有可能在经济活动中排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影响,以促成公平有效的交易环境。另外,随着资本出现,其逐利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个人道德品格在经济活动的作用,甚至于政治的运作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服从资本逐利的逻辑。基于以公司法人为主体的经济交往活动并不关心特定个体的个人特质。个人被卷入市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和交通方式也有了大幅的扩展,不仅传统的“五伦”关系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大大减杀,经济交往中的熟人圈子相对而言也大幅萎缩,基于血缘和熟人结构交往产生的信用约束力越来越弱。客观来说,从“差序格局”的纵向对列格局向基于平等的横向对列格局过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现代中国在努力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因各种原因的影响,并没有能够确立起完全平等的市场主体,即没有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一种平等横向的对列格局,传统的“差序格局”转变成了“新差序格局”。在这种“新差序格局”中,市场主体之间没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君子”、“小人”的角色伦理。与传统社会以“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以伦理关系和个人品格确立的“君子”与“小人”的纵向对列格局相比,“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与“小人”之分也有一套“客观”的标准。以道德品格判定“君子”、“小人”需要基于个人对于自身品格的塑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就是基于伦理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交往的无限扩展意味着以道德品格为基础判定“君子”、“小人”的原则不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于是,这套“客观”的标准,只能诉诸于权力、名望和经济地位。传统以伦理关系和道德品格为判定“君子”、“小人”标准,演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权力、知识、名望和经济地位为判断“君子”、“小人”的标准。这种格局中的市场经济,“君子”经常干预经济活动,“小人”的经济利益经常在经济活动中受到“君子”的侵害。

   总之,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依然不改中国社会依然是“差序格局”的基本底色,却又因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道德品格评判的缺位,给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并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方面,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关系的扩展,使得原有的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和治理规则不再如前那般有效,传统的“君子”品格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并不起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君子”、“小人”的对列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差序格局”,使得抽象的个体平等的理念无法落地生根,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也无从建立,更逞论由此产生普遍个体信用。既然以“君子”、“小人”对列产生的“差序格局”依然还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却又因伦理关系和道德评判的弱化失去了强有力的外在约束,我们就不难理解本来应基于以个体平等的市场经济活动机制在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消费欺诈”、“投资骗局”等种种问题在熟人社会解体和伦理关系缺位后应运而生,乃至于“杀熟”现象也屡见不鲜。

   四、 “君子之道”的现代界限

   在现时,社会精英已然成为“新君子”。以此为圆心,涵盖社会各方面的“新差序”已经成为当今的主要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正在左右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社会治理。因此,对君子之道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就需要重新思考。杨国荣指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比较和区分,从不同方面突出了传统视野中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及其特点,但从现时代看,其社会机构不同于传统社会,其人格形态常常涉及公民权利,考察君子这一传统人格在现代的意义,需要联系公民等现代社会的人格形态。【5】这种思考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尤其重要。总体来说,传统的“君子之道”在市场经济中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公平市场环境的形成。因此,不能以传统的“君子之道”为市场经济的治理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基于政治和伦理两个方面的强约束,“君子”、“君子品格”以及由此产生的纵向对列格局保证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性和社会运行体系的基本稳定,可见“君子之道”作为一种理想的品行不仅对个体的道德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政治治理也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种平横向对列格局,如何将传统的“君子之道”所产生的“差序格局”限定在一定范围,并尽可能将其排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之外,并在市场经济中建立一种横向的对列格局,就显得十分必要。

   就政治治理而言,“君子”与“小人”,“干部”与“群众”的纵向对列格局或“差序格局”依然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包括选举政治的基本特点。基于人们对当政者道德品格和能力水平的期待,提倡“君子之道”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无论是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还是现代政治的运作机制中,当政者作为公众人物,其政治行为和大众福祉密切相关,其个人能力和品格受大众的检视实乃自然之事,现代政治的运作机制和发达的信息技术也对这种机制的运行也起着很好的辅助作用。当政者对“群众”而言依然是单向度的“熟人”,“干部”是“君子”或“新君子”,群众是“小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团结在“干部”周围乃是政治上的自然之事。可见,“君子之道”依然是政治人物需要追求的“为政之道”,即便在西方社会也莫能例外。

就个体而言,熟人圈子的相对萎缩、传统伦理关系相对弱化依然不改传统的“君子之道”对于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个人之于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员工之于单位领导同事,自不待言,传统的伦理关系依然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领域中,成功的商人、知名的学者与演艺明星等与政治人物一样,对社会大众而言也是单向度的熟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行为和品格自然会成大众检视的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6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