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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面对未来:我国城镇化的特征、挑战和趋势

更新时间:2022-09-20 09:37:00
作者: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形成了跨越式发展、市场和政府双驱动、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急剧扩展、推动经济转型和消费、巨大流动人口等一系列重要特征。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些转折性变化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发展动力深刻变化、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各种新老“城市病”难题、新冠疫情常态化影响等严峻挑战。本文强调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城镇化   跨越式发展   城乡分割

   【作者简介】

   李培林,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次

  

   一、我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二)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的急剧扩展

  

   (三)城市成为经济转型中心和消费中心

  

   (四)城市发展中的市场和政府双驱动

  

   (五)城市中的巨大流动人口

  

   二、我国推进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一)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

  

   (二)城乡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

  

   (三)人口结构变化对城市发展影响深远

  

   (四)“城市病”治理的老难题和新难题

  

   (五)新冠疫情常态化对城市治理的考验

  

   三、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

  

   (一)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

  

   (二)“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快速兴起

  

   (三)逆城镇化的趋势将逐步展开

  

   (四)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来说,城市生活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城镇化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更多的是在谈论“城市病”。但对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中国来说,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城市一直是生活美好、经济发达和现代化的象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城镇化进程,并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征。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正处在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城镇化的特征、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

  

  

  

   一、我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但中国的城镇化也由于其巨大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特征和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了自身的一些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面对的特殊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定居和农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城市化率只有11.8%,工业文明对于中国还是一种陌生的文明,而那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普遍超过50%,英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8.9%,美国的达到64.2%。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工业建设,我国城镇化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60年代初城镇化率达到17%,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52个百分点。但由于此后“大跃进”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是“文革”期间1000多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长期停滞。从1962年到1978年,在长达16年的过程中,我国城镇化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一直停滞在17%。而在1980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2%,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0.2%。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从1978年到1990年,城镇化率从17.0%提高到26.4%,年均增长0.78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从26.4%提高到36.2%,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提高到49.7%,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从2010年到2020年,城镇化率从49.7%提高到63.9%,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20年,可以说是中国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黄金30年”。

   这种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是相对于中国自身的城镇化历程而言的,在中国历史上城镇化从未有过如此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与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的快速城市化时期相比较而言的。例如,英国在1851—1861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54%提高到62.3%,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德国在1890—190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美国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黄金30年”期间,到处是大规模建设的吊车和脚手架,无数的城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圳,芝加哥曾创造了工业大都市崛起的神话,而深圳更是创造了工业大都市的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只用了20多年。

   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并非中国独有,后发展国家通常会有这种现象。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也具有鲜明的“跨越式”发展的特征。1950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1.8%,但30年后的1980年,快速上升到64.0%,年均增长0.74个百分点,接近当时欧洲的城市化水平,而到1997年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7.7%。在亚洲,日本的城市化也曾出现过跨越式发展时期,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5.7%提高到76.2%,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跨越式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发展失衡问题和各种“城市病”,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大都市里让人心灵震撼的漫山遍野的“贫民窟”现象。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也带来发展阶段的叠加,应该在不同发展阶段解决的“城中村”问题、“城市病”问题、城市“现代风险”应对问题并存。

   (二)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的急剧扩展

   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城市人口规模和地域空间的急剧扩展。1990—2020年的30年间,我国市辖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6个增加到20个。与此同时,城市的地域空间也立体地扩张,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平均区域面积急剧扩大。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合理比值是1∶1.12左右。而我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速度,1990—2000年的10年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2000—2010年的10年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85倍。

   在城市人口规模方面,学者们曾建立各种模型为最优城市人口规模设立界限。汉德森(J.V.Henderson)认为,最优城市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的比较,当城市扩张产生的“城市病”(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环境恶化、资源承载过量等)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收益时,城市人口的扩展就是“不经济的”。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发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认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是50万人。王小鲁等也曾对中国的最优城市人口规模进行过测算,认为中国的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在100万人到400万人之间。

   然而,与学者们关于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的理论和测算相反,在现实中城市“最优人口规模”或“适度人口规模”的界限不断被突破和改写,国际上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不断涌现,激发人们想象城市“越大越好”。韩国的首都首尔,人口和经济占比都超过了全国的1/4。中国的城市发展实践,似乎也在验证这种“越大越好”的想象。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已达到7个,即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也达到14个,而这些城市的人口平均聚集经济效益(人均GDP)远高于大、中、小各类城市的平均水平。

   迄今我们似乎还没有一种有经验支持的完善理论来确定城市人口规模的极限,但城市“越大越好”的想象显然会引导城市走向难以持续的境况。

   (三)城市成为经济转型中心和消费中心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原来作为工业化自然结果的城镇化,被寄予促进经济转型和扩大消费的厚望。由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城乡差距,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成为中国的消费中心。2020年,在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到77.7%。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投资和出口扮演着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角色。进入21世纪以后,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而消费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5年以后达到60%左右。特别是针对国际经济增长放缓态势形成的影响,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其实自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63.6%下降到56.0%,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46.7%下降到2010年的近20年最低点34.3%,到2019年恢复到39.2%。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9年美国的为67.9%,法国的为53.7%,日本的为55.2%,巴西的为64.8%,俄罗斯的为51.2%,印度的为60.5%。近十几年来(排除近两年新冠疫情对居民消费的特殊影响),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都快于GDP的增长或同步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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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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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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