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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对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若干笔误的修正

更新时间:2022-09-19 20:05:19
作者: 沈登苗  

   既然何著原文推算的四川进士就是1377人(同样的方法可推算出广东进士791人),[15]那何氏补上的一组数据之和应该是1377人,而王博士推算的就是1377人,这说明王振忠的推理是准确的。

   现在,我们只要把王振忠推理的一组数据归为四川省,把原表中四川省的数据改为广东省,这不仅把“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的笔误修正了,而且纵横各小计和总数都百分之百准确,再调整名次,则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就完整、准确地复原了。详见表1。

  

   资料来源:(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四、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对明代进士做过全国性的地理分布研究,并把成果公诸于众的,除了何炳棣先贤,恐怕仅本人和吴宣德教授俩人。[16]但是,本人虽然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原始资料库里便捷地找到。但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还没有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的动态资料公诸于众。[17]而吴宣德虽然也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统计到县,但至少没有把动态资料公诸于众。

   所以,尽管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表中的数据略显粗糙,但一个甲子过去了,何氏公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唯一的,且目前还鲜有人去做这样的“傻事”(按代统计与分段统计的工作量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何氏揭示的明代进士动态分布的大数据,不影响宏观的趋向分析。如明代进士最多的三个省,由江西、浙江、福建转移到浙江、江西、江苏,最后被江苏、浙江、福建所取代的路径是比较清晰的,也与本人的研究不谋而合。

   表1仍是观察明代全国文化空间布局的最佳参照系。也可以这么说,何氏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即使业内也鲜为人知的现象:唐宋以降,中国的文化重心貌似一直向南推进,南宋至明初全国的文化中心大致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中部和江西中部”,可实际上到了明中叶又折回往北。该表显示的进士重镇由赣闽向浙苏回归,这在展现明中下叶真正开启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这一点上[18],目前所见的任何单一的史料,都不能与该表相提并论。这就是笔者推崇表1的原委。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则对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底稿之完整、准确的复原,既是晚辈的责任,也应是先知的心愿,同样也是后学的福份。因为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无论方法还是史料。

   故笔者乐意为之。也希望《明清社会史论》再版时,请徐泓先生更正。

   最后感谢曹家齐教授给我的提醒,使我更好地完成了一个上世纪的心愿。

  

2022年9月18日初稿

2022年9月28日修改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相关论文有: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沈登苗:《清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以浙江为例》,《科举学论丛》2019年第1辑;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1辑。

   [2]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5] 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第2-41页。按:笔者在《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统计的明代进士是24814人,主要是其中包含了崇祯十五年(1642)“赐特用出身”者263人。现剔除了这部分。又,虽然洪武三十年(1398)殿试分春、夏两榜,但由于其中夏榜的61人非全国性录取,本人不取。

   [6] 明代进士详细的地理分布,可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7]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8]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9] (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10] 见(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译者序》,台北联经2013年版。

   [11]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

   [12]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13] (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14-715页。按:该表把何氏的7时段简化为3时段,其中补上的“广东”(实则四川)的第3时段及合计,都少了100人。

   [1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1,285页。

   [15] 这就充分说明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是完整、准确的。

   [16]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17] 对清代进士地理分布的动态研究,可见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18] 陈正祥先生曾断言,南宋后全国的文化中心已“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详见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2页。可笔者否定了此说。详见: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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