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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先父与早年中古史中心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7:52
作者: 邓小南 (进入专栏)  

  

   今年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创立40周年。中心的建立,凝聚了多位老先生的心血,先父邓广铭也是其中一位。

   一

   提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创立,朋友们常会想到“邓先生”。看到今天中心的蓬勃景象,已经很难想象当年的筚路蓝缕、举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心成立于1982年,但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当时为成立这一中心,先生们已经上下奔走,争取了四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看到北大历史系损失惨重、人才凋零,先父感到切肤之痛,甚至夜不能寐。在他存世的手稿中,有一份1978年写给上级领导的信函底稿,其中不难看出老一辈对于培育古代史研究人才的焦虑: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内,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师资力量一直比较雄厚,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全都作出了一些成绩,因而它成为北大历史系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966年以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而致丧生的,单是教授副教授,就有翦伯赞、向达、邵循正、汪篯四人……

   鉴于上述情况之必需大力加以扭转;鉴于北京大学藏书之多为其他大学所不及,必须使其尽量发挥作用;还鉴于北京大学肩负着重点大学的任务,历史系(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面)也必须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为此种种,我在本年一月一日写信给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建议在北京大学建立一个“隋唐-辽宋金史研究中心”。

   据此可以看出,早在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前,先父就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当年三月,他“又向北大校党委写了一份筹建这样一个研究中心的具体计划,说明在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发展方向”,“大家齐心协力,使这个研究中心既是进行科研的基地,也是进行教学的基地,也是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基地”。在信件最后,他提到在学校各层多次遇到的推托,不无忿懑地批评说:“北大不干不上,令人着急。新党委虽已来北大一年,却似乎并无一人是要来认真办学的。”[1]

   当时诸多事项百废待兴,这番吁请并没有得到学校领导的积极响应。但先父没有放弃重建历史学科的根本意愿,从他担任历史系主任的那一天,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竭尽全力“拨乱反正”,推动教学、科研、培养师资和专业人才的进程。当时担任系总支书记的郝斌老师说:“邓先生认为,教学混乱多年了,目前的状况简直不能容忍,必须大力整顿,尤其是基础课。”[2]先生坚持资深学者上讲台,“保住基础课”。祝总斌先生那时是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他回忆说:

   当时学校里有些思想还比较混乱,如政治挂帅的口号还起不起作用,“红专”“白专”的区别还存不存在等,邓先生对此一概不予理会,径自明确提出,在历史系拨乱反正,首要任务便是提高教学质量。为此,除本系教员外,只要认为有必要,还尽量聘请校外专家学者来系兼课。当时还没有汽车接送的条件,各位先生都是自己设法来北大上课,十分辛苦。可是由于邓先生的诚恳聘请、妥当安排和个人声望,他们全都欣然应聘,为提高北大历史系那几年的教学质量做出贡献。[3]

   相信77、78年入学的我们这些本科生,对此都有深切的记忆。从此开创了北大历史系注重教学、教授上一线为本科生授课的传统,为历史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已经年逾古稀的先父尽管自己已经无力系统授课,但他除进行讲座外,还一直关心着各门课程的进展情况,不时了解课堂反映和班上学生的水平。系里见到教师、路上碰到同事、家中友人来访,他都会详细问及,随时解决各类疑难。

   科研方面的推进也同步开始。1979年,先父提出了“北大历史系科研项目的初步考虑”(稿),其中包括了商鸿逵、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祝总斌、张传玺、许大龄等先生和先父本人的研究规划[4]。

   无论教学还是科研中,爱才惜才任才,是先父内心的执持,也是他践行的原则。如周一良先生所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5]在2017年纪念先父110周年诞辰的会上,夏应元先生提到,周先生曾经说,邓先生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爱护人、照顾人、非常懂得择人用人的学者[6]。先父出任系主任后,首先把在世界史专业做俄文翻译的张广达老师调入中国古代史,从事他心得颇丰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张广达老师说:

   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7]

   1978年,先父想方设法辗转托人,从山西调入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王先生从“穷愁潦倒”中解脱出来,焕发了学术上真正的“青春”。他来到北大,与张广达先生共同担任敦煌吐鲁番学的课程,培养出一批史学新军。这段时间中,还从社会科学院调回吴荣曾先生,从校内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先生,从保卫部调入张衍田先生。他也曾为调入王仲荦、陈智超先生,聘请杨伯峻、王利器、左景权等先生来北大兼职而多次亲笔致信校长,进行过多方努力。

   如祝先生所说,“邓先生爱才若渴,敢作敢当”。“文革”后恢复评职称,先父作为系主任,主张一次将商鸿逵、宿白、田余庆等四位先生同时提升为教授,将原本受到不公待遇的张广达老师直接定为副教授。当时来自人事部门的阻力很大,先父始终据理力争,终于得到校方支持。1979年,邹衡先生执笔的《商周考古》出版,系里有一种意见说,这是利用工作时间写成的出版物,稿酬应该归于系里。先父不客气地回应:“能潜心做研究,本来应该发奖金,怎么还能扣稿费!”郝斌老师事后说:“邓先生是个率性的人,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都落在脸上。说起话来,用语干脆明确,绝少含混之词。而且今天定下来,明天就去办。”“邓先生这样做,今天回头来看,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担待。”[8]

   先父对人对事,坚持实事求是,平时也直言不讳。“文革”期间,正值“梁效”如日中天之际,一次何兹全先生来访,父亲送他出门,走到楼畔看到北招待所(梁效驻地),父亲跟何先生说:“芳川久在梁效,恐怕……”何先生点点头,沉默不语。“文革”结束后,梁效成员都被集中隔离批判,父亲却多次公开说周一良、田余庆先生等都是“被捆绑”在梁效战车上的学者,而且说:“当年若是选定我去梁效,我也会去,感觉是反动权威被‘解放’了嘛。”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邓先生》一文中说:

   对我的任用,邓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我记得在1981年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有人提出我应该做博导,也有人反对。邓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去找了领导,反复地陈说,一定让我参加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这样我就当了博导。[9]

   看似淡薄人情的先父,有很重情感的一面,他心中时常惦念着周围的同事老友。他多次提到,周一良先生一辈子服从组织安排,为了工作需要,放下魏晋南北朝历史而去作日本、亚洲史,仍然成绩斐然。东洋史、西洋史都能做,这是其他学人难以企及的。1981年,先父提前辞去系主任一职,同时向学校领导建议,力主周一良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说,这是为历史系的发展着想,也是希望周先生能迈过梁效这个“坎”。周先生若能出来主持历史系的工作,精神面貌和外界感受都将大不相同。1997年先父最后一张遗影,是在友谊医院病房中与周先生一起照的。后来周先生回顾说,“这40多年来,我们两个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10]。

   长期以来,先父与田余庆先生始终是谊在师友之间。田先生说,读书期间,邓先生送给他一部线装殿本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一直放在手头使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邓先生得知消息,危急中透露给他,让他躲避起来。“文革”前,他们多年一起编辑《光明日报·史学》,田先生在《邓师周年祭》中回忆道:

   邓先生说,有史有论才是上乘之作,要细心对待;其次是有史无论,这种稿子有些有用,其中有些可能还有大用;再次是有论无史,其中不少是不花本钱的空洞文章,最不足取。史,是考索之功;论,是独断之学。有史有论,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

   “文革”后上报职称,田先生申请作为副教授,先父却坚持直接提为教授。周先生历史系主任任满后,先父又出面说服田先生接任。1991年先父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强烈希望田先生出面主持中心工作。此事未能如愿,是他晚年心中的一大遗憾。先父心中,不为人情,只有学术标准。如田先生所说,“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全在学术”[11]。

   历史系三年间所谓“邓恭三变法”,在当时受到许多反对[12],却也得到了同道学人的深厚理解与支持。这就为其后中古史中心真正的筹办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自1978年初先父致信社科院领导谈及建立唐宋-辽金史研究中心之后,他一直念兹在兹。当年夏,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刘子健教授来访北大,二位亦密集商议此事。刘先生积极赞成在北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其后更来信说,“中国史上的绝大分水岭、划期的演变是唐宋时代”;并且主动提出,他愿意“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上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13]

   1979年3月1日,先父致信刘子健先生,其中说:

   关于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相应学术机构建立联系事,来信提出了很好的设想。您对于唐宋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做了极扼要的论述,我完全同意。您想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的良好愿望,我十分钦敬。依照前嘱,我即将向周培源校长转达您的建议。

   诚如来信所说,中美建交,两国签订科技和文化协议,已为两国学术交流开创了有利的条件,今后社科方面和文化交流活动也一定会频繁起来。前景如此,“唐宋研究中心”似宜在具体项目上,例如,哪些项目可以中外配合,甚至在哪些项目可以分工合作等等,先有所考虑,然后再向有关领导提出与国外建立联系的具体方案。这有助于做到来信中所说的“筹备之较有把握”。然而,今年国外关于唐宋史方面的研究情况,国内仅有大致了解,如贵校东亚研究中心所出之《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法国巴黎高等研究所出之《欧洲研究中国联系中心会刊》(Bulletin de liaison pour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Europe),国内卷帙不全,因而对国外研究唐宋的具体人、具体工作不尽清楚,因而一时难以提出具体考虑。您个人能事先提供某些学习性质的材料,当对促进今后中外学术联系上起莫大作用。至于异日“唐宋研究中心”与国外有关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的集体重任,自然更需您鼎力相助。[14]

   身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先父当时最为急迫的任务,除了系内教学与学术研究外,如何提高国内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水平、建立海内外的学术联系,也是他极为关心的。此时二位先生已经着意“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中心,而且是现代化的中心,重新在国内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着眼于国际间的实质性交流。在刘子健先生等积极促成之下,逐渐打破了海峡两岸及中外学界长期封闭隔离下形成的隔膜。

1981年先父自历史系主任卸任后,再度加紧筹办中古史研究中心。由于前期加深了学者们的彼此相知,此时不再是先父个人的努力,“中古史中心”包括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张广达老师说:“这是老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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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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