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日本东洋学转变时期的学术变化及其政治背景，并通过这一变化反观中国现代学术史。日本东洋学界这一转变，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早已有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但此后的学术研究却没有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政治领土的确立发生真正的交集，因而只是在欧洲和日本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绝学”。如果仔细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和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两国政治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关键词：满蒙回藏鲜 日本东洋学 中国 周边 历史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强调，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史研究（既包括本国的研究，也包括域外的研究），都要注意三个关节点：第一，要了解这些学术风潮的起伏变化背后的政治因素。尽管很多人认为，现代学术的特征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分化”，学术可以成为独立的领域，但我始终不相信这种“切割”可以如此“一刀两断”；第二，要注意这些学术研究的资料、焦点和方法的变迁。学术史和思想史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能离开具体而专业的学问，去讨论高尚而抽象的观念。大判断需要来自小结果。为什么陈寅恪说要“预流”？因为学术也如河流，一波才去一波随，任何资料、焦点、方法的移动，都会引起历史追溯、文化认同、传统解说的更深刻变化；第三，要注意这种学术在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京（巴黎）和日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这里，我将从19、20世纪之交，即中国的晚清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大正之间中国、日本的学术史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那个时代，原本聚焦于汉族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东洋学界，会出现对中国四裔即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的强烈兴趣？
这种学术史上的兴趣，与日本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与欧洲东方学中的西域南海史地之学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中国学界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类似的学术兴趣，与重建的民族国家相互呼应？原本兴起的对西北史地的关怀与对蒙古史的兴趣，何以最终却成为“绝域与绝学”？
二、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之际：日本对“满蒙回藏鲜”研究的兴趣与东洋史学的形成
晚清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中见立夫在一篇论文中说，“日本‘东洋史学’学术领域之形成，大约在1894年至1904年这十年，即日清、日俄战争之间，这一形成期的时代背景——即向大陆的帝国主义侵略初期——对此后东洋史学的展开，有极大的影响”。这是相当正确的。不过，本文试图把日本东洋史学的“黎明期”稍稍扩大，把它放在1891—1915年整个晚清民初即明治大正时期来讨论，因为完整地看这个日本与中国同样激荡的巨变时代，才能看到，这恰恰是日本政界有关“中国”论述的变化期，也是日本学界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兴起的关键时期。以此来反观同时代的中国学术史，日本有关“中国”和“周边”的学术史变化及其政治史背景，就特别值得深思。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及周边的研究，不仅涉及环绕的中国东南西北各方，深入到汉族区域边缘的各个民族地区，而且涉及各个民族和区域的历史、宗教、语言、地理诸领域，几乎可以说是全面覆盖式的研究。由于这一时期的论著数量相当庞大，这里不能细说，只能简略地举例如下：
（一）正如和田清所说，明治以前的日本除了荻生观、伴信友等少数人外，对于满洲历史和地理的研究相当薄弱，但是，从1894年即甲午战争那一年之后，日本军队参谋本部出版了《满洲地志》。稍后，在学界又出现了如田中萃一郎的《满洲国号考》（1903）、足立栗园与平田骨仙的《满洲古今史》（1904）等等。在日本东洋学重要人物那珂通世、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的推动下，“满洲史的研究逐渐有大踏步的进展，特别重要的是，由白鸟库吉博士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学术调查部”。
（二）随着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和侵略，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朝鲜的论著，自林泰辅的《朝鲜史》（1892）、《朝鲜近代史》（1901）之后，有坪井九马三、白鸟库吉、池内宏、今西龙、原田淑人、藤冢邻等的大量研究。1908年，白鸟库吉向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建议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机构，后来在学术界极有影响的学者，如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也加入了对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的调查。
（三）正如杉山正明所指出的，由于日本对于“蒙古袭来”的深刻记忆，对于蒙古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现代的蒙古历史地理语言研究，却是从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白鸟库吉开始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日本东洋史学开山的那珂氏。1902年，东京文求堂曾出版他翻译校订的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当他发现中国另有蒙古新史料后，便请文廷式和陈毅等代为搜寻，如《皇元圣武亲征记》、《黑鞑事略》、《双溪醉隐集》、《元秘史李注补》等等，特别是他通过京都的内藤湖南得到文廷式所赠《蒙古秘史》抄本，更经过三年艰辛的研究，1907年出版了著名的《成吉思汗实录》即《蒙古秘史》校定译注本十二卷，一举奠定了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基础，也刺激了日本学界对蒙古考察和研究的风气。
（四）对西藏的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对于中国的新认识，学界和政界都意识到要对西藏有所了解。1901年日本政府的特务成田安辉曾经到达拉萨，收集了很多有关西藏的资料。先一年即1900年，寺本婉雅（1872—1940）在北京担任翻译时，曾在黄寺和资福院发现藏文佛经，他诱使庆亲王和那桐把这两套藏文佛经赏给了他，这两套后来分别收藏于东京大学（先是藏于皇宫）和大谷大学的藏文佛经，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1901年11月，《帝国东洋学会会报》第一号专门刊登报道，说“这一稀有经典，是寺本氏多年苦心的发现”。而就在1901年，除了成田安辉外，著名的河口慧海（1866—1945）到达拉萨，携回大量梵文、藏文文献，包括梵文、藏文《大藏经》以及诸多资料，此后陆续在东京和大阪报纸上发表入藏见闻，激起了日本对于西藏的极大好奇，特别是1909年在印度和英国出版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更“满足了处于‘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时代日本人对于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的好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他不仅为日本研究西藏收集了大量文献，而且培养了诸如池田澄达、阿部文雄等一批西藏研究学者，并从此在日本开创了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五）日本的西域（回疆）研究，当然是在欧洲学者的刺激下形成的，不过在那个时期，一方面是带有古物掠夺性的“探险”，一方面是军事与政治的“侦查”，这使他们很快采取措施深入新疆。1902年，大谷光瑞等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由西而东进入库车、和阗，后来又陆续两次进入新疆探险，此后曾在东京和京都出版《中亚探险》（东京，1912）和《西域考古图谱》（京都，1915），这被称为“日本西域学的起点”。1905年，奉外务省的密令和军部的指示，樱井好孝到新疆一带旅游和考察，回到日本之后，则撰写了关于内蒙和新疆的详细报告，而其他日本学者如前述白鸟库吉，以及羽田亨、桑原骘藏和藤田丰八等，很早就在欧洲学者的影响下，开始了类似欧洲东方学的西域研究，他们对于汉文西域历史与地理资料、新疆考古新发现、古代西域诸多语言文字的研究，使东西文化交流史与古代中国西域的宗教、艺术和文化，都有了很大进展。
回顾日本有关中国“周边”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明治大正之际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兴趣重心也明显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所谓“满蒙回藏鲜”即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从19世纪起也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或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
如果仔细观察、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与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或如傅斯年所谓“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处境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三、与欧洲争胜：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动机之一
在日本的东洋史学领域，那珂通世（1851—1908）的影响很深，他对于蒙元史和满鲜史的兴趣，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描述，特别影响到他对“中国”历史的新观念，即“中国”应当放置在“东洋”中研究的观念。据榎一雄追忆，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两年，这种观念在那珂通世那里就已经明确。而他的这一思路，不仅确立了日本东洋史学在大学中的学科地位，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日本东洋学界（如被称为日本现代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白鸟库吉）。其后，如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就特意把原名中的“支那”改成“东洋”，据说，这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据田中正美说，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稍后，大正年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更在《总论》中论述把历史叙述的范围扩大到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意义。“这是以前没有的新学问”，用宫崎市定的话说，这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要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无论东京还是京都，相当多的日本学者具有这种研究兴趣和趋向。其中，奠定日本明治时代东洋学的两个重要人物、日本亚洲研究的两大主要推手中，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1865—1942），他就很自觉地要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并立志在这一方面“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他本人关于突厥、乌孙、匈奴、粟特、康居以及朝鲜的研究都赢得了欧洲学界相当高的评价，而且还曾经在后藤新平的支持下，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编辑了《白山黑水文库》。而另一个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内藤湖南（1866—1934），他也对满洲、蒙古和朝鲜下了很大功夫，曾经搜集了蒙文版《蒙古源流》，在沈阳拍摄了四千余张满文老档的照片，并以此编辑了《满蒙丛书》。除了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之外，明治、大正、昭和时期陆续出现了著名的藤田丰八（1869—1928）、桑原骘藏（1871—1931）、箭内亘（1875—1926）、池内宏（1878—1953）、羽田亨（1882—1955）以及稍晚的石浜纯太郎（1888—1968）、和田清（1890—1963）、神田喜一郎（1899—1984）、宫崎市定（1901—1995）等等，他们对于蒙古、朝鲜、安南、西域、西藏等等史地领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潮流。这使得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这使得中国学者尽管不服气，却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
这是当年日本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自有其学术史的特殊背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日本这一学术趋向的现代性意味是很清晰的。日本学界向来有一种观念，日本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他们承认，只是近代以来，在西域南海这些区域，由于文化、宗教、风俗上的距离遥远，以及工具、资料和方法上的差异，欧洲人比日本人早了一步，这使得在理解“中国”上日本落后于欧洲。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性，据说桑原骘藏曾经从别人那里听说，法国学者沙畹不仅阅读过《悟空行记》，而且在1895年就对这个唐代就到西域天竺达数十年的佛教僧人旅行记作过很好的译注和考证，而日本学者包括他，却连“悟空”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因此大受震惊和刺激，觉得必须迎头赶上，和西人一较高下。因此，他们要努力通过和西方学术一致的工具、资料和方法，从事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领域、课题和问题，使用和西方科学相同或相似的、被标榜为“中立”的所谓客观主义立场，来促进日本“东洋学”的形成。而在研究的空间视野上，他们也极力效仿欧洲来自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汉学传统，把“中国学”变成“东洋学”，即把领域逐渐从汉族中国，扩大到中国的周边，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与“西洋”相对的历史空间来研究，一方面建立一个在历史、文化、民族上，可以和“西洋”并立，叫做“东洋”的历史论述空间，一方面又把日本史从这个“东洋”里抽离出来，成为有两个“他者”的“本国史”。
所以，当那珂通世提出在日本“本国史”之外，分设“西洋史”和“东洋史”的时候，日本东洋学界，就逐渐把“东洋史”从“中国”扩大到“周边”，“中止了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偏狭，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在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各种如《东洋哲学》等刊物的学术关注，白鸟库吉等学者的学术训练，和各个学者多选择以满、蒙、回、藏为主的学术课题，都实现了这种追求现代性、融入国际潮流的趋向。
四、清国非国论：满蒙回藏鲜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
然而，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转向背后却隐藏了很深的背景。明治以来，“国权扩张论”逐渐膨胀，日本民族主义以所谓“亚细亚主义”的表象出现，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击败清国之后，日本对于这个过去在亚洲最大的对手，重新采取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野正刚（耕堂）曾经明确地以《大国、大国民、大人物——满蒙放弃论を排す》为题，以传统中国的历史兴衰来论证日本争霸与扩张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变弱始于秦始皇筑长城自保，他认为“我国乘新兴机运，渐有台湾，并朝鲜，向满洲与蒙古发展的曙光出现，若于朝鲜国境筑长城，守四方，弱士气，这岂非亡国之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清国即“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只是中国之外的“周边”。
这种思想潮流，在当时的日本相当流行，并在当时形成一方面以日本为亚洲拯救者，试图扩张日本空间，一方面试图强化中国对外力量，但同时使中国限制在长城以南汉族区域的思想。比如当时得到近卫笃支持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就以“文明论”即优胜劣汰论述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又以“人种论”讨论中国和日本的唇齿关系，这使得日本文化界形成了应该以日本为“盟主”拯救东亚的野心，也形成了中国应当强化中央而放弃四裔的想法。日本近代思想的奠基者福泽谕吉，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曾发表过一篇《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论》的文章，文中回忆自己在1884年曾经说到，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危险迫在眉睫，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为了自身安全要采取措施，参与分割的竞争。这种想法在明治大正间的日本相当流行，如1912年中岛端发表的《支那分割の运命》，1917年酒卷贞一郎发表的《支那分割论》，都认为中国既不能逃脱专制的宿命，又无法避免被分割的前景，而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1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支那论》中，虽然极力反驳这一说法，但也认为中国的领土问题，要从政治实力角度考虑，如今应当缩小，所谓五族共和云云，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考虑到实际力量，宁可一时失去领土，达到内部的统一。这种思潮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是“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后（日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形成的，也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使得他们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可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恰恰激活了学术领域的研究兴趣，而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渐变成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的普遍观念。
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互相纠缠，在当时的日本相当普遍。1966年，日本东洋学者旗田巍即指出，“日本的亚洲研究，是对应在亚洲的日本军事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概括地说，从明治初年到二战失败，日本的亚洲侵略沿着朝鲜、满蒙、中国、东南亚方向推进，亚洲研究也大体沿着这一路线成长。明治前期日本的大陆发展，第一步是向朝鲜推进，于是那时的学界也关注朝鲜，历史学、法学与语言学家都研究朝鲜，这是作为学问的亚洲研究的第一步，接着日清、日俄战争确立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进一步向满蒙扩张，于是在朝鲜研究之后，满蒙研究即开始进展。日本之东洋史学在学术界确立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史学致力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塞外倾向，与日本的大陆发展深刻关联，这就是东洋史学成立的背景”。因此，那个时代日本的东洋学研究，经常得到官方或半官方的军部、兴亚院、国策会、各殖民地总督府，以及各种驻外商社的支持。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事例，白鸟库吉曾经在1905年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演说，提出为了实现日本学界对世界学术的使命，与西洋东方学争胜，建议成立“亚细亚学会”，倡导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但是遭到反对和冷遇。直到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才终于建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机构，不仅收集了大量有关满洲和朝鲜的文献，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包括德文版）、《朝鲜历史地理》，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如稻叶岩吉、箭内亘、池内宏、津田左右吉、松井等、和田清、濑野马熊等人，影响了整个日本东洋学界的风气。但是，这一看上去仅仅是东洋史学界的事情，背后却有政治思考与殖民背景在内。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文中坦率地说，“回顾六七年前，当收拾日俄战争的残局，经营南满之经济，保护和开发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日本国民身上时，我曾经倡说在学术上对于满鲜的研究，乃是学界急务”。为什么呢？他认为，一是因为满洲和朝鲜与日本有密切的关联性，二是满鲜如今渐渐从中国笼罩的铁幕下向日本开放，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他推动了日本学界对满洲朝鲜和蒙古的研究，正如后藤新平说的，“必须明白日本人对东洋的特殊使命……历史传统习惯的调查，对于殖民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更清楚地说，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顺便指出，这种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意图的历史研究，在二战前后继续发展并在日本历史学界形成帝国主义性质的战略资源和论述话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洛阳纸贵，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和兴趣，这些报告书的价格居然暴涨到令人咋舌的“百金”，成了军方和政界都需要的“情报”；二是1923年出版的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这部书开头就是《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这当然是后话了。
五、边界还是周边：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的情况又如何呢？
和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学界一样，随着清中叶帝国边界的最终形成，以及清中后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所谓“四裔之学”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也逐渐兴起。通过平定三藩（1636—1681）、准噶尔（1681—1760）和大小金川（1747—1776），通过建立满藏佛教信仰共同性维系西藏、通过满蒙联姻对蒙古怀柔，在清代中叶已经基本形成疆域广阔的帝国版图。由于西部疆域的拓展与西北边界的始终动荡，不断有军事行动，频频有外交交涉，这一现实背景曾经刺激了学者们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因为仅仅靠《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地理志》的那点记载，凭“邹衍荒唐之论，山海传闻之说”的那些记忆和想象来面对现实与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既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汉唐宋明的王朝史的“绝学”，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的应时兴起，逐渐成为学术新潮流。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域外的文献资料与考察发现，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嬗变。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的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在心中尚无“外患”焦虑的时代，这些四裔之地或许还如齐召南所说，“驭鹿使犬之部，烛龙冰鼠之乡，衣鱼种羊驱象驯狮之国”，只是“理藩院统辖”之事，但是，在现实中出现“边界”争端的时候，这些国家、民族和领土问题便会成为焦点。特别是在列强环伺、国将不国的情势之下，“边疆”本来就应当是政界和学界共同的焦虑。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关；19世纪70年代琉球被强行整编到日本，沙俄强占伊犁；19世纪90年代英俄进入帕米尔地区，更加上甲午海战后朝鲜和台湾被日本占领，如何界定“领土”和“边界”，已经是晚清不言而喻的关注焦点。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中，这种对外的焦虑就已经开始呈现，而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兵政”一目中，也特别设“塞防”和“海防”，不仅考虑了“东南边海”的防备，也考虑了西北边疆的控制，其实已经有了近代国家的“边疆”之意。这种“国家”和“边疆”的焦虑在晚清已经越来越明显。郭嵩焘曾指出，由于魏源在撰《海国图志》时没有看到这些新的国际变化，只是“以禁烟之故，所忌者英吉利”，所以，忽略了朝鲜、琉球、回部，如果现在再写《海国图志》，俄、日成为大患，西北回疆和东边琉球朝鲜就“尤为大势所必争”，就更应当注意研究，写入书中了。晚清以来一系列有关边疆的的外交争端，都曾经刺激过四裔史地之学，汪之昌曾经以姚莹的《康輏纪行》为例指出，姚莹的撰述动机其实也与国家的边疆有关：
（姚氏）述经历之险夷，识耳目所闻见，夫岂告劳苦，侈博异之所为？论乍雅而兼考西藏，因西藏而并及回疆，盖西藏、回疆二地，为中国边徼，自英夷规据印度，与我西藏逼处，回疆之杜尔伯特若、塔尔巴哈台等处，又与俄夷接壤矣。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从事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四裔史地之学并没有与国际学术互相融汇与沟通，成为当时中国的新学术潮流，更没有像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那样，被整编到晚清的政治背景之中，与当时的民族国家重建的大势相呼应。放大了说，即大清帝国现实的领土拓展原本应当使历史地理研究空间也拓展到“四裔”，但传统中国延续的历史意识却始终把关注视野聚焦在“中土”。为什么？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如果容许我简单地归纳，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也许是由于清廷上下在巨大危机下自顾不暇，学术史上的这一潮流在晚清民初并没有特别被政治家重视，成为重建中国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那种似乎只是为谈判服务的史地之学与国家边界外交的关联太直接，没有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语言、考古与民俗调查等等新方法，发展为学术界的新趋向。因此，它始终是在少数学界精英中作为“绝域与绝学”，而只是在小范围作为“博学”而流传。
毫无疑问，历史研究本来就会涉及国家、民族与四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王国维，都曾注意到“国家”、“领土”与“历史”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当大清帝国那个“无边帝国”或“天朝大国”的想象，在西洋和东洋列强的威胁和打击下破灭之后，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一个拥有清晰边境和自主主权的“国家”的意义。历史中国的叙述中是否应当包括周边广大区域？现实中国的政治版图中，是否可以合法地涵括这些民族和疆土？这既是政治领域的大问题，也是学术世界的大课题。可是，晚清以来上至当局宰辅下至士大夫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国家”边界的认知都歧见纷纭。由于“海防西征，力难兼顾”，官僚集团中对朝廷应当经营西域还是经营海防就意见对立，李鸿章希望专力海防，觉得塞防撤回并不可惜，左宗棠则极力反对，觉得祖宗基业不可轻言放弃。而晚清学界由于“国家”与“民族”认识分歧，也分为以大清帝国疆域为现代中国和以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为现代中国的两路：有人延续着大清的帝国空间的政治观念，觉得清朝“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试图把原来庞大的帝国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现代国家之中。而有人则受到满清王朝压力下滋生的反满情绪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九行省”为“中国”，“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满洲甚至还不如日本近，“日亲满疏”。在后来真正成为现代中国实际缔造者那里，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满、蒙之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
或许现实的政治事大，而周边的学术事小，或许现实危机太深，根本顾不得四裔的历史和地理。处于手忙脚乱中的大清帝国，上自皇帝中至大臣下至学者乃至反抗者，始终缺乏从历史、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学术角度，去论证有关未来的“国家”和“边界”合法性的自觉意识，更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放置在社会主流的聚焦点上。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的野心和行动日益明显，让中国政界和学界再次感到极大震撼，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四裔之学”中原来有如此深刻的背景和如此巨大的意义。
这里可以补说一段后事。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尽管傅斯年以提倡“史料即史学”这种现代学术的观念著称，也与日本学者一样相当关注“虏学”即所谓“四裔”的研究，但是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如白鸟库吉、箭内亘、中山久太郎、矢野仁一等），尤其是反驳矢野1931年发表在《外交时报》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る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很显然，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包括讨论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鲜，中国和日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这无疑告诉我们，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论文中所说的，“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就是在建构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特别是当你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文化的传统时候，尤其如此”。同样，日本学界关于“满蒙回藏鲜”的研究热情，在学术史上是一种对现代学术的追求，在政治史上却是一种重新建构“东亚新秩序”和“东亚新世界”的基础，而在晚清民初中国学术史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学术追求与政治倾向。可是事后反省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周边”或所谓“虏学”，把传统中国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周边，了解“异族殊文”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不仅是对现代学术的追求，而且是在重新书写和确认一个统一的“中国”。
原文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