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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

更新时间:2022-09-18 10:23:36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明治、大正、昭和时期陆续出现了著名的藤田丰八(1869—1928)、桑原骘藏(1871—1931)、箭内亘(1875—1926)、池内宏(1878—1953)、羽田亨(1882—1955)以及稍晚的石浜纯太郎(1888—1968)、和田清(1890—1963)、神田喜一郎(1899—1984)、宫崎市定(1901—1995)等等,他们对于蒙古、朝鲜、安南、西域、西藏等等史地领域,都有相当多的研究,显示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潮流。这使得日本学者对于进入世界学术潮流相当自信,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前沿。这使得中国学者尽管不服气,却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

   这是当年日本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自有其学术史的特殊背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日本这一学术趋向的现代性意味是很清晰的。日本学界向来有一种观念,日本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他们承认,只是近代以来,在西域南海这些区域,由于文化、宗教、风俗上的距离遥远,以及工具、资料和方法上的差异,欧洲人比日本人早了一步,这使得在理解“中国”上日本落后于欧洲。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性,据说桑原骘藏曾经从别人那里听说,法国学者沙畹不仅阅读过《悟空行记》,而且在1895年就对这个唐代就到西域天竺达数十年的佛教僧人旅行记作过很好的译注和考证,而日本学者包括他,却连“悟空”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因此大受震惊和刺激,觉得必须迎头赶上,和西人一较高下。因此,他们要努力通过和西方学术一致的工具、资料和方法,从事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领域、课题和问题,使用和西方科学相同或相似的、被标榜为“中立”的所谓客观主义立场,来促进日本“东洋学”的形成。而在研究的空间视野上,他们也极力效仿欧洲来自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汉学传统,把“中国学”变成“东洋学”,即把领域逐渐从汉族中国,扩大到中国的周边,并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与“西洋”相对的历史空间来研究,一方面建立一个在历史、文化、民族上,可以和“西洋”并立,叫做“东洋”的历史论述空间,一方面又把日本史从这个“东洋”里抽离出来,成为有两个“他者”的“本国史”。

   所以,当那珂通世提出在日本“本国史”之外,分设“西洋史”和“东洋史”的时候,日本东洋学界,就逐渐把“东洋史”从“中国”扩大到“周边”,“中止了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偏狭,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在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各种如《东洋哲学》等刊物的学术关注,白鸟库吉等学者的学术训练,和各个学者多选择以满、蒙、回、藏为主的学术课题,都实现了这种追求现代性、融入国际潮流的趋向。

   四、清国非国论:满蒙回藏鲜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

   然而,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转向背后却隐藏了很深的背景。明治以来,“国权扩张论”逐渐膨胀,日本民族主义以所谓“亚细亚主义”的表象出现,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击败清国之后,日本对于这个过去在亚洲最大的对手,重新采取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野正刚(耕堂)曾经明确地以《大国、大国民、大人物——满蒙放弃论を排す》为题,以传统中国的历史兴衰来论证日本争霸与扩张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变弱始于秦始皇筑长城自保,他认为“我国乘新兴机运,渐有台湾,并朝鲜,向满洲与蒙古发展的曙光出现,若于朝鲜国境筑长城,守四方,弱士气,这岂非亡国之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清国即“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只是中国之外的“周边”。

   这种思想潮流,在当时的日本相当流行,并在当时形成一方面以日本为亚洲拯救者,试图扩张日本空间,一方面试图强化中国对外力量,但同时使中国限制在长城以南汉族区域的思想。比如当时得到近卫笃支持的东亚会和同文会,就以“文明论”即优胜劣汰论述日本在亚洲的主导权,又以“人种论”讨论中国和日本的唇齿关系,这使得日本文化界形成了应该以日本为“盟主”拯救东亚的野心,也形成了中国应当强化中央而放弃四裔的想法。日本近代思想的奠基者福泽谕吉,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曾发表过一篇《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论》的文章,文中回忆自己在1884年曾经说到,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危险迫在眉睫,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为了自身安全要采取措施,参与分割的竞争。这种想法在明治大正间的日本相当流行,如1912年中岛端发表的《支那分割の运命》,1917年酒卷贞一郎发表的《支那分割论》,都认为中国既不能逃脱专制的宿命,又无法避免被分割的前景,而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14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支那论》中,虽然极力反驳这一说法,但也认为中国的领土问题,要从政治实力角度考虑,如今应当缩小,所谓五族共和云云,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考虑到实际力量,宁可一时失去领土,达到内部的统一。这种思潮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是“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后(日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形成的,也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使得他们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可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恰恰激活了学术领域的研究兴趣,而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渐变成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的普遍观念。

   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互相纠缠,在当时的日本相当普遍。1966年,日本东洋学者旗田巍即指出,“日本的亚洲研究,是对应在亚洲的日本军事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概括地说,从明治初年到二战失败,日本的亚洲侵略沿着朝鲜、满蒙、中国、东南亚方向推进,亚洲研究也大体沿着这一路线成长。明治前期日本的大陆发展,第一步是向朝鲜推进,于是那时的学界也关注朝鲜,历史学、法学与语言学家都研究朝鲜,这是作为学问的亚洲研究的第一步,接着日清、日俄战争确立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进一步向满蒙扩张,于是在朝鲜研究之后,满蒙研究即开始进展。日本之东洋史学在学术界确立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史学致力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塞外倾向,与日本的大陆发展深刻关联,这就是东洋史学成立的背景”。因此,那个时代日本的东洋学研究,经常得到官方或半官方的军部、兴亚院、国策会、各殖民地总督府,以及各种驻外商社的支持。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事例,白鸟库吉曾经在1905年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演说,提出为了实现日本学界对世界学术的使命,与西洋东方学争胜,建议成立“亚细亚学会”,倡导满鲜历史地理研究,但是遭到反对和冷遇。直到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才终于建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机构,不仅收集了大量有关满洲和朝鲜的文献,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库”,陆续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包括德文版)、《朝鲜历史地理》,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如稻叶岩吉、箭内亘、池内宏、津田左右吉、松井等、和田清、濑野马熊等人,影响了整个日本东洋学界的风气。但是,这一看上去仅仅是东洋史学界的事情,背后却有政治思考与殖民背景在内。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序文中坦率地说,“回顾六七年前,当收拾日俄战争的残局,经营南满之经济,保护和开发朝鲜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日本国民身上时,我曾经倡说在学术上对于满鲜的研究,乃是学界急务”。为什么呢?他认为,一是因为满洲和朝鲜与日本有密切的关联性,二是满鲜如今渐渐从中国笼罩的铁幕下向日本开放,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他推动了日本学界对满洲朝鲜和蒙古的研究,正如后藤新平说的,“必须明白日本人对东洋的特殊使命……历史传统习惯的调查,对于殖民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在1915年出版的《满蒙研究汇报》第一号的“发刊辞”中,白鸟库吉更清楚地说,满蒙研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满蒙对我(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日本通向)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我国国民岂可轻忽视之?况我于满洲投入战费二十亿,人员牺牲则在五六万以上”。

   顺便指出,这种夹杂了学术与政治两方意图的历史研究,在二战前后继续发展并在日本历史学界形成帝国主义性质的战略资源和论述话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所编纂的十余册《满鲜历史地理报告》,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迅速洛阳纸贵,由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和兴趣,这些报告书的价格居然暴涨到令人咋舌的“百金”,成了军方和政界都需要的“情报”;二是1923年出版的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这部书开头就是《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这当然是后话了。

   五、边界还是周边: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

   那么,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的情况又如何呢?

   和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学界一样,随着清中叶帝国边界的最终形成,以及清中后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所谓“四裔之学”特别是西北史地之学也逐渐兴起。通过平定三藩(1636—1681)、准噶尔(1681—1760)和大小金川(1747—1776),通过建立满藏佛教信仰共同性维系西藏、通过满蒙联姻对蒙古怀柔,在清代中叶已经基本形成疆域广阔的帝国版图。由于西部疆域的拓展与西北边界的始终动荡,不断有军事行动,频频有外交交涉,这一现实背景曾经刺激了学者们对西北地理、民族和历史的关注。因为仅仅靠《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地理志》的那点记载,凭“邹衍荒唐之论,山海传闻之说”的那些记忆和想象来面对现实与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既超越内地十八省空间,也超越三皇五帝、汉唐宋明的王朝史的“绝学”,一方面作为“考据之学”的自然延续,一方面作为“实用之学”的应时兴起,逐渐成为学术新潮流。特别是,当他们开始接触域外的文献资料与考察发现,这种学术趋向就激起了传统学术的嬗变。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王国维所谓“道、咸之学新”的“新”,就是指这个时代的学者逐渐进入乾嘉诸老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他所说的“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后两条即与“西域”相关。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在心中尚无“外患”焦虑的时代,这些四裔之地或许还如齐召南所说,“驭鹿使犬之部,烛龙冰鼠之乡,衣鱼种羊驱象驯狮之国”,只是“理藩院统辖”之事,但是,在现实中出现“边界”争端的时候,这些国家、民族和领土问题便会成为焦点。特别是在列强环伺、国将不国的情势之下,“边疆”本来就应当是政界和学界共同的焦虑。经历了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关;19世纪70年代琉球被强行整编到日本,沙俄强占伊犁;19世纪90年代英俄进入帕米尔地区,更加上甲午海战后朝鲜和台湾被日本占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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