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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刑事司法领域的宪法判断与刑法制度文明

更新时间:2022-09-17 22:33:57
作者: 周光权  

   我国不少司法解释中隐含着合宪性解释。例如,对《刑法》第269条准抢劫罪中暴力、威胁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6年1月6日)中要求其与《刑法》第263条抢劫罪的暴力、威胁程度相当,而且特别强调对于以摆脱的方式逃脱抓捕,暴力强度较小,没有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不认定为使用暴力,不以抢劫罪论处。这一解释背后隐含着坚守平等原则的宪法考量。又如,对“入户抢劫”的解释,受制于《宪法》第39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最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6月8日)规定, “入户抢劫”的“户”,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司法解释将“供他人家庭生活”作为判断“户”的重要指标的实质解释,与《宪法》第39条的精神相契合,只是在文义上进行了适度转换,由此合宪性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发生了紧密关联。

   除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进行合宪性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经常性地对已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司法解释进行必要修改,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合宪性考量推动着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的合理性,本文将其称为“合宪性调适”,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宪法实施的最新动向。这种合宪性调适在宪法学上属于合宪性解释的范畴,但又有刑事领域法律解释的特色,属于中国式制度文明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值得高度关注的宪法实施形态。

   (一)司法解释中合宪性调适的例证

   1.关于“涉枪犯罪”中枪支认定的合宪性调适

   我国《刑法》第125条至第130条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涉枪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不仅罪名较多,而且法定刑总体上较重。为妥当处理这些犯罪,如何准确认定枪支的范围就极为关键。《枪支管理法》(2015年修订)第46条规定,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2007年10月29日,公安部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判据》(GA/T 718—2007)第3条规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2010年12月7日公安部《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重申了这一枪支认定标准。此后,刑事司法实务上就按此标准来认定枪支。但是,某一枪形物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时,其发射出来的物体必须在极近距离才能损伤人体,且弹丸不可能击穿人体皮肤,也就是致伤力极其有限。这说明我国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比较低,其与枪支管理法上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标准有很大距离。将“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规定作为“涉枪犯罪”的入刑标准,形式上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存在合宪性疑虑:根据行政管理上的危险性标准,直接认定其符合定罪标准,有违反比例原则之嫌。

   为确保将枪支类犯罪中枪支认定标准回归到合理的认定上,201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涉枪批复》)第1条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这一《涉枪批复》属于对以往“涉枪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其效果是积极的。例如,在被告人孙某甲等14人非法买卖枪支、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一审对某些罪犯的判刑重至有期徒刑15年。二审根据《涉枪批复》予以从宽处理,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据此,对14名被告人均宣告免予刑事处罚,从而确保审判结论与《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相一致。

   2.关于非法放贷犯罪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调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7月23日,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意见》),对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在与本文有关联的意义上,该解释第1条、第2条和第8条特别值得关注。其中,结合第1、2条规定明确了犯罪处罚范围,即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8条明确指出,“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以下简称《2011年通知》)的规定办理”。据此,自2019年10月21日实施后,对非法放贷行为可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对此前发生行为的定性依照《2011年通知》办理。

   在这里,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调适方面所做的努力。在《2011年通知》中,仅要求法院在办理相关案件须依法层报,并未对非法放贷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作出准确指示。事实上,在2019年之前,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定性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观念反复,背后涉及对合宪性问题的看法。

   由于非法经营罪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市场准入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管理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某一市场交易行为存在禁止其实施的国家规定,其实质是国家要通过这一规定来维持市场准入秩序,与《宪法》第15条的规定紧密相关。针对非法经营罪上述司法立场的转变,显然有一个合宪性的转向。对此,可能的疑问是,对同一行为,在不同时期的实务立场不同,有罪和无罪之间截然对立,势必有一个刑法解释结论合宪,有一个结论违宪的问题。但是,在刑法适用上简单划定合宪和违宪的界限未必妥当。应当认为,2011年至2019年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个案批复将非法放贷行为非犯罪化也是合宪的。根据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的规定,擅自从事非法发放贷款活动的,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认定其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及具有违法性应无根本性障碍。但是,考虑到当时该类行为并不突出,危害性也有限,且民事法律基本能够调控该类行为,刑法对于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遏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适度减少不必要的犯罪认定。因此,当时的考虑有宪法上的比例原则作为支撑。

   但是,随着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关部门发现非法放贷行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市场秩序,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温床,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违反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即经济自由原则、等价交换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超越刑法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市场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因此,为严厉打击从事超利贷、套路贷、超短期现金贷等借款利率超过36%的违规平台,以及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的黑恶势力组织,加速整个消费金融行业清理整顿的进程,最高司法机关对之前的立场作出了合宪性调适。同时,为避免司法立场转变带来的冲击,在《非法放贷意见》第8条专门明确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之前的规定办理。这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非法放贷意见》中的合宪性调适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3.关于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处理的合宪性调适

   《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刑法》第151条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罪,第341条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处理涉及走私、危害人工繁育的动物案件时,为确保将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珍贵动物这一内容落实好,同时又不至于处罚范围过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4月6日,以下简称《解释》)第13条进行了合宪性调适。该条规定,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相关行为,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以及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认知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准确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根据本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明显过重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近年来,有的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的处理引发了社会关注。妥当确定此类案件的法律政策标准,确保相关案件处理既于法有据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是《解释》制定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动物。例如大熊猫,不少是人工繁育,将人工繁育的大熊猫一概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常识常理。但是,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之前有的被告人因为售卖几只“家养鹦鹉”被判重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此,《解释》第13条第2款专门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如何处理作了进一步明确, 对该类行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确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尤其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案件,尽可能不定罪。如此解释,既使得裁判结论与公众的一般认知相一致,也保留了对危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的刑事处罚可能性,赋予司法人员较大的裁量空间,妥当地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珍贵动物的立法主旨。

   (二)最高人民法院推动司法解释合宪性调适的特色

   上述分析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不能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不能解释宪法,但能够在刑事司法解释中,基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阐释刑法规范的含义,从中展开合宪性调适工作。

   1.合宪性调适何以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的合宪性调适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以下因素有关:(1)宪法自身存在一个相对广泛的“意义空间”。刑法解释涉及宪法原则及精神时,解释者必须探求立法目的,这使得合宪性解释具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多种解释结论都是合宪的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寻找最为贴近宪法精神的解释,这也是我国针对某一问题的具体刑事司法解释可以做出改变,合宪性调适得以进行,相关刑法解释较为活跃的重要原因。(2)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较为抽象,在扩大处罚范围就可能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时,为防止侵犯权利而进行目的性、合宪性缩限,包括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都是刑事司法上必须关注的。(3)司法解释上的合宪性调适,不是立足于宪法的抽象性规定作出解释,而是为了防止犯罪认定与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定、比例原则相脱节,而“基于宪法”所作出的刑法解释。这恰恰与《刑法》第1条“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精神相一致。

   2.合宪性调适有何意义

   由于刑法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对刑法条文进行合宪性解释时,最常遇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比例原则与平等原则等方面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中积极地回应了这些问题,在具体法治实践中积极落实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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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P4—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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