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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中日的发展,谁也离不开谁

更新时间:2022-09-17 22:30:39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首先,这与中日关系的历史有关。我们经常讲中日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但由于种种因素,中日之间有时“似近而远”,其背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作为研究人员,如果把中日关系的历史进行细分,大概是有三副面孔:一副是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的历史;一副是兵戎相见、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还有一副是没有交往交流,相互对立、隔绝的历史。这三段历史是我们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基础。

   比如,在日本1945年投降之后,一直到1972年中日才恢复邦交,而这段时期恰好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和国家认知重构的重要时期。但中日两国在这一时期却缺乏相互深入了解的机会。

   第二点是战后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二战后,日本采取了加入西方阵营、靠美国庇护来恢复发展的路径,日美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所以,在当时,中日双方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

   除此之外,美国战略和政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重大而直接的。二战后,日本的保守派政权是依靠美国政府扶持的。一般来说,和美国关系不佳的日本领导人任期都不会太长。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民主党出身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而前首相安倍晋三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围绕朝核政策的分歧,也是促使其第一个任期(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下台的因素之一。

   因此,当美国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推动其亚太地区盟友对华进行多边压制时,中日关系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汲取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方面经验

   澎湃新闻:面对中日国内民众存在的情绪,两国有识之士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年来,有哪些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杨伯江:我们回顾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程,是为了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把今后50年的中日关系经营得更好,这个是出发点。

   从正面经验来说,首先就是要有勇气、有智慧、有担当。回顾1972年9月29日之前的几年,日本的内政、外交以及中日之间官方与非官方的互动,就能够领略到在国际上和在日本国内均有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

   而回看中日推动邦交正常化所采取的“两步走”模式,也会发现其区别于常规的建交模式。具体而言,“两步走”是先由双方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近6年后,两国于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层面确认了之前邦交正常化的成果,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走深、走实。

   抚今追昔,最令人感慨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能在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下,勇敢地迈出这一步,真正展现了非同一般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同时又极富东方智慧。

   第二点经验,就是要坚持中日和平合作的总基调。当两国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中国一方面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坚守原则,在一些重大、敏感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让步,但同时又牢牢把握着和平合作的总体大方向。

   第三就是要求同存异。这和第二点有联系,但要求在方法上做得更周延、更科学。问题本身固然重要,但用什么态度、思路去解决它,往往比问题本身更重要。

   比如,中日之间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前首相安倍进入他的第二任期以后,开始提出“价值观外交”。对此,我们想请教日方一个问题:为什么50年前价值观上的分歧没有成为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反而在今天成了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深化合作的障碍?究竟是树在动还是风在动?是客观上发生了变化,还是主观上刻意而为之?所以,如何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值得深入思考。

   澎湃新闻:对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的两国青年学者们,您有哪些建议和寄语?

   杨伯江:首先,应该认识到中日关系研究与日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道,“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程度。

   我们对于日本的了解恐怕还没有那么深入,研究还没有那么系统。所以还需要加大力气、深入研究。需要充分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此外,一个国家对你来说重不重要,既要考虑其正面价值,还需看到其负面价值。正面价值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可借助的外部资源。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负面价值、破坏性价值(distructive value)可能导致的一系列连锁效应。从昔日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开始,日本对地区乃至对美国对华战略观和对华战略政策是具有不小的影响力的。

   第二,不要追风,要踏实、扎实做好基础研究。现在是一个媒体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每天只看短视频的话,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热闹、眼花缭乱,也会因此失去自我,被信息牵着鼻子走,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察“坐标系”。没有“坐标系”就不知道特定事件发生在哪个方位上,无法精准定位,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也不知道该事件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第三,日本研究需要开拓视野,要从国际关系全盘和中国外交全局的角度来加以定位和把握。日本研究有其特殊性,这是历史文化和二战后的国际因素造成的。比如,日语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本,通常不是那么通俗易懂。虽然日语中也有汉字,汉字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但由于两国的发展道路、民族命运不同,中日对同一个词的理解往往渐行渐远。例如,中文的“手纸”,在日语里就是“信件”的意思。

   此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失去了海外殖民地,据1957年日本首份“外交蓝皮书”说失去了“国土”的46%,这也就意味着讲日语的人就是日本本土人。

   基于这些因素,如果我们每天只看日本资料来进行日本研究的话,你时时刻刻接收的就只是日本官方、学界和媒体的信息和观点,缺乏比较分析与开阔的视野、宏观的把握,甚至是全面、公正的资料和角度。所以,我一直强调研究人员在日语之外最好能懂一些英语。目前在日本所四十余位研究人员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可以用双语工作的。

   总而言之,我们把握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要放到一个更宏观、开阔的视角之上,这样我们的结论、观点才能更接近事实本身,离真理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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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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