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33年7月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13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主张，是“稳健派”经济学家代表之一、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领军人物，参与我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20多年。主要业务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1995–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等。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1983年）、《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1987年）、《张卓元选集》（1987年）、《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1995年）、《张卓元文集》（2005年）、《张卓元经济论文选》（201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2012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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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头几年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洋教条的影响，研究工作没有什么进展。1957年底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后，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对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要敢于提出标新立异的观点。他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经济所实行双重领导，即既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又由国家计委领导，由国家计委出题目让研究人员做实际问题研究。从此，经济所开启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这一背景下，我在1961年和1962年两次到浙江省调查，头一次是跟随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第二次是跟随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张翼飞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这两次调查，使我对中国农村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调查回来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调查和计算的若干方法问题的探讨》，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8期；另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发表在1962年6月11日的《光明日报》。显然，没有这两次浙江调查，这两篇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还有，1961年秋，我还跟随经济所邝日安副所长到上海调查企业经济核算问题，回来后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不久，三十岁之前，大体上就能不再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等，而是转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对策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并且自此以后，我一直在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他是我经济学研究的“领路人”。而激发我学习经济学浓厚兴趣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让我入了迷。当时我正在读高三，高考时我报了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广东商学院的经济系，而后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我放弃了清华大学，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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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更加明显、突出。1983年，我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93年的十年间，我的研究重点是我较为熟悉的中国价格改革问题。我同价格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到北京市和外地调研，参加国家物价局和中国价格学会（现中国价格协会）组织的有关如何推进价格改革的研讨活动。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时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从实际出发，提出自认为是最优的改革方案，希望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价格学会很活跃，在会长（先后是国家物价局两任局长刘卓甫和成致平）的组织领导下，几乎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物价部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上百人参加，主要讨论价格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由于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探索，常发生不同意见争论，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和财贸所价格室同事都是参会的积极分子，常提供论文和作大会发言。财贸所价格室主任王振之是学会秘书长，之前供职于全国物价委员会，财贸所价格室有几位研究人员也是从物价部门调来的，这使我们同物价部门有较密切的联系，便于了解许多实际情况，使我们写的论著和改革与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受到有关方面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我们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要通过改革行政定价管理体制为市场定价体制，促进价格关系的合理化；第三，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不能一步到位，先是调整价格，一旦有机会就放开价格，然后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第四，在价格改革过程中，仍需坚持稳定物价或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为此必须反对通货膨胀，在出现中位及以上通货膨胀时，要先治理通货膨胀，为价格改革迈步创造条件；第五，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现象，双轨价差过大主要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一旦双轨价差缩小至一倍以内，就要不失时机地变双轨制为市场单轨制。
中国经济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实践证明，以上这些主张和政策建议是站得住的，既不保守，也不过激。由我主编、价格室同事共同撰写的《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荣获中国价格学会主办的1998年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也佐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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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2013年，即我60岁到80岁，我有幸参加了十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每次都在半年以上，最长的一次是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前后历时一年多。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党中央如何作出战略决策、确定发展改革大局的学习机会。我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这20年间产生的。
2001年秋，我上玉泉山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也是经过认真总结浙江省等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而作出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指出，“这几年像浙江、江苏、广东等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2005年春天起，我参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一进玉泉山上我居住的房间，办公桌上已摆好十多本十六开本的资料。记得当时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关于经济情况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连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消耗还带来高排放高污染。
正是根据上述令人不安的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此后十年，这一任务未能很好落实，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不到位。从价格改革来看，则主要是许多重要资源如水、能源、矿石等价格均由政府控制，长期偏低，还有是高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收费不治理。从新世纪开始，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转向资源和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改变长期价格偏低的扭曲状态。而在价格形成的理论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价格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的，但价格形成没有很好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针对这种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两年后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生动证明了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着价格形成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