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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胜: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简论

更新时间:2022-09-14 22:02:46
作者: 孙福胜  

  

   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整体概况

   (一)国内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综述

   1.研究的起步阶段(1990—2008年)

   “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初露头角,国内学术界侧重于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问题展开初步探讨。如王锐生认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存在的”[1];李德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客观形成为前提”[2];江畅认为,“全球化要求形成相应的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3]。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普遍承认“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客观存在,即全人类存在着一个“共同价值”,并提出了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初步设想,同时普遍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与人类渴求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以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的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尚处在探索过程中。

   2.研究的发展阶段(2008—2015年)

   立足国内重大社会事件,国内学术界侧重于在对“普世价值”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激烈探讨。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 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4]围绕这个观点,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认识“普世价值”的方法与维度,以及“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如陈先达认为,“我们不同意普世价值,但承认人类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问题上可以存在某种价值共识。”[5]徐崇温认为,“‘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所反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霸权主义”[6]。汪信砚认为,“必须使当代全球性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即一方面普遍认同在当代人类共同生活条件基础上形成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各种文化价值观及其所肯认的特殊价值予以承认、理解和尊重。”[7]侯惠勤认为,“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8]。李德顺认为,“我们需要以现实的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为主体,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当前实际和历史文化资源,主动自觉地承担起对普世价值的权利和责任”[9]等。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以“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同时努力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探讨,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对“普世价值”进行了批判性探讨,经过百家争鸣,从中吸取了有益经验,提高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意识到人类亟需一个“共同价值”,即达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以此引导人们对“普世价值”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规范人们的价值认识和价值行为。这都为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准备了条件。

   3.研究迈进纵深阶段(2015年至今)

   随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概念的正式出场,国内学术界侧重于从多维度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特别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

   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基本概念的提出。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正式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0]这标志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的正式确立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正式问世,这是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和国内学术界艰辛探究的基础上首次向全世界正式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和中国声音。“全人类共同价值”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

   其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正式出场后,国内学术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聚焦点,展开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研究,如项久雨认为,“‘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11];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研究,如叶险明认为,“‘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12];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研究,如戴木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进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能够代表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价值”的升华和具体体现”[13];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华文明”(或“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如陈来认为,“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说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14]等。

   其三,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韩庆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5];丰子义认为,“确立共同价值需要进一步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6];孙伟平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相应民族、国家、地区的共同生活实践、共同物质利益的考量为前提,但是,更应该关注相应人民的精神世界,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17];陈新夏认为,“只有承认共同价值,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18]等。

   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高度重视从基本概念的阐释、多重关系的辨析、理论价值的定位等多个视角来探究“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热点和前沿,特别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专门性研究亟待重视和加强,特别需要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维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再分析。

   综上所述,经过初步尝试到批判反思再到集中投入等一系列艰辛探索过程,国内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正渐趋步入快车道,“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相关研究将驶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到来之前,毋庸置疑,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提供十分重要的保障和推动力。

   (二)国外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综述

   国外学术界并没有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根据国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关问题研究的情况,大致可以将现有研究成果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中探讨“和平”“自由”“正义”“民主”等基本概念。如德国学者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社会的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导向永久和平”[19]的重要观点;英国学者密尔在《论自由》中特别强调了“自由”是“人类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20];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十分明确地把“正义”作为“人类的社会本性”中的“人类事实上分享着最终目的”,是人类“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21];美国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中强调在人类社会中的众多事务中,“民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22]“民主有其内在的价值”[23]等。一方面是明确强调“共同的基本价值”的地域概念。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普世文明”和“文明的共性”的概念。“普世文明”即“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普世文明”意味着“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24]。“文明的共性”把“共同性原则”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25]。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26],在这里将“西方文化”作为“囊括世界”的文化来标榜了。无论是“普世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这里都强调的是“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的地域性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27],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相关概念的研究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的重视,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但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遗憾的是,国外学术界没有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概念。

   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基本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总结如下:

   其一,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言,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成果及其观点来看,他们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是普遍认同的,达成了重视和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1945年)中“宗旨及原则”明确指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增强普遍和平”“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是其宗旨,强调“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28]《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中提出“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29]。《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都有关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这更加增强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自信力和使命感。

   其二,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程度而言,从整体上来看,国内学术界明显比国外学术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要领先一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是由中国率先提出的,这使得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过程中,国内学界掌握了主动领跑的可能优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同时意味着人类在意识层面和行动层面具有了最基本的价值共识、行为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在2020年起所经历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类更加深刻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共识”的极端重要性,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在“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过程中所高度强调的一个方面,而人类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呼吁,就是希冀疫苗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这不仅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独特价值所在,而且表明了“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需要与人类的实际生活更加紧密结合,更加向纵深层面探索。

其三,就“全人类共同价值”问题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言,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是服务全人类的。然而现实是,国外学术界关于“和平”“自由”“正义”“民主”“普世文明”等基本概念的探讨,是建立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背景基础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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