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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福林:“大夷”之力: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进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三)

更新时间:2022-09-14 21:26:16
作者: 晁福林  
其余小国依等差第降,如今诸侯国已有“数圻”之地,如若没有侵占邻近小国,这些土地从何而来?子产从大国兼并扩张的角度,描述出大国吞并邻近小国的情况。春秋时期诸侯国皆兼并周围小国以自广,其中兼并别国最多的是“大夷”之国。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对于小国的兼并,并非对小国民众的彻底灭绝或奴隶化,而是将其纳入本国民众之中。例如,春秋后期,有一支蛮戎为避楚逃入晋境,楚起兵索要,晋卿用诈术将蛮子与其“伍大夫”执获送给楚,楚国“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救秦戎鬲铭文载“王命竞(景)之定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意指楚王命令景平王(即楚平王)之大臣司马眅,往救被晋拘执的秦戎(自秦东迁到成周地区的伊洛之戎),获得大功。这与《左传》所载史事可以相互印证。这些戎人到楚国后,楚国“致邑”(给予田邑)、“立宗”(建立宗族组织),使其完全融入楚国社会。

   秦霸西戎是大夷之国致力于诸族融汇的又一显例。关中一带原为西戎诸国占据,秦只是厕身其中的一个小国,它的发展就是持久地与西戎交往融汇、攻伐争斗的过程。其中,秦穆公重用西戎贤臣由余,是推动秦霸西戎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余本是戎王派往秦的使臣,秦穆公不仅没有“戎狄遇之”,而且非常欣赏其才能,设计让其归服于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所谓“益国十二”,《史记·匈奴传》确指为八国,并且据顾颉刚考证,“以秦之四方别之,则大荔在东,昫衍、义渠乌氏在北,緜诸、绲戎、翟、?在西也”。西戎之中的义渠戎,在秦惠文君时期被秦完全吞并,成为秦国之“县”,“义渠君为臣”,义渠之戎人完全变为秦人。

   春秋时期,由作为“大夷”的楚、秦率先设县立郡,华夏诸国亦随之实行,成为当时社会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变革。我们可以看到,楚、秦等国的郡县制度之下,族的区别日渐消解,作为政治身份的楚人或秦人色彩日渐突出。楚国吞并的小国,有姬姓之聃、息、贰、道、唐、顿,子姓之权,熊姓之罗,申姓之姜、赖(厉),曼姓之邓,嬴姓之穀、郧、黄、麋,偃姓之州、六、宗、舒蓼、舒鸠,己姓之蓼,隗姓之弦,祁姓之房,归姓之胡,妫姓之陈等,此外还有被称为“戎蛮(蛮氏)” 的小国。这些小国入楚后多变置为县。例如,春秋初年,子姓之“权”国被楚灭,“使斗缗尹之”,后又“使阎敖尹之”。顾颉刚指出,楚“设置‘尹’的官,和此后楚的‘县尹’一样,则实是他建立权县的证明”。再如,己姓之蓼国入楚后即变置为县。《汉书·地理志》载南阳郡下诸县有“湖阳”,班固注云:“故蓼国也。”徐少华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楚武王“灭蓼后不久,亦因蓼国故地置县,改称湖阳”。又如,楚庄王时,郑人提到楚有“九县”,杜预注云“楚灭九国以为县”,此9国即上述的息、邓、弦、黄、江、蓼、六以及夔、庸。春秋时期楚已有30县左右。

   秦国置县也较早,商鞅变法时就设41县,后又开始置郡,秦统一六国时有36郡。这些郡县中,部分是由蛮夷之国变置而来。早在春秋前期,秦武公就曾“伐邽、冀戎,初县之”,将邽戎、冀戎之地变置为县。秦国规定“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郡县诸侯一受宝(室)来之法令”,各郡县由国家统一委派法官,接受中央统一管理。吴起在楚国变法,“一楚国之俗”致力于风俗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包山楚简记载了战国时期楚国居民身分,有许多称为某地人,所记载的地名有尚、字陆、巢、罗等,陈伟指出这些地名“大致是楚国的县、邑、里”,“体现了纯粹的地缘关系。以这一方式称述的‘人’,当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居民,相当于后世所谓编户齐民”。这种身分,已经完全没有居民原来身分的影子,而只是楚国郡县制之下的“人”。再如,秦占据巴中之地以后,给予当地人“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的待遇。在国家力量的影响下,蛮夷之地的风俗亦有重大变化,如秦国巴蜀的蛮夷居地,“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可以说,就风俗而论,秦所吞并的蛮夷皆“染秦化”,楚所吞并的蛮夷则皆“染楚化”。

   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变革,它以国家力量逐渐抹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在郡县制下,诸族民众的身分统一,展现了那个时期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场景。这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开放包容精神以及夷夏命运与共的理念。

   董仲舒称若干实力强大的有影响的蛮夷大国为“大夷”,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夷夏国家分布情况。楚、秦、吴、越四国是春秋时期典型的“大夷”。“大夷”往往是吸取华夏文化较多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蛮夷小国与华夏诸国交错杂处,为相互间的交流交往以及区域性的统一,提供了契机。在春秋时期“四海迭兴”的诸侯争霸历史进程中,“大夷”厚积而后发,起到了殿后的总结作用。秦据丰镐之地,崛起于关中,春秋时期独霸西戎,战国时期因变法彻底而国力远超他国,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暗含了“华夏高于蛮夷”之意,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是“大夷”之国完成了国家一统,正是“大夷”迈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关键步伐。就天下一统而言,“大夷”之国可以说是为王前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就制度、经济、文化等总体发展水平看,华夏要高于蛮夷,但这只是先进与后进之别。孔子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要“损周之文,从古之朴”,表示了对于繁文缛节之礼的不满。我们也可以从此角度看待华夏与蛮夷之别,两者差异只在于文质,并非好坏、优劣之分。春秋战国时期,“大夷”之国日益强盛,并且率先推行郡县制,加快了诸族融汇的速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其巨大历史贡献应当被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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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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