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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论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源起、现状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2-09-10 14:36:53
作者: 王文  

   在中美博弈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存在,成为许多人的困惑。

   对此,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这一表述是中共中央继2002年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再次对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环境作出的重大战略研判,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发展与对外交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剖析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的源起、现状与走势,对认识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推进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也具有极高价值的指导意义。

  

   “战略机遇期”的思想溯源与政策延承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有辨识与抓住战略机遇的丰富经验与伟大实践。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准确判断全局、扭转战略态势、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抓住美苏矛盾取得战略突破,善于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关口审时度势、取得事业进步的关键。

  

   冷战结束以来,中共中央对国内外环境的战略机遇思考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其一,“战略机遇期”研判的洞察酝酿期。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口,国内外形势变化难以捉摸。邓小平站在历史新高度审视时局并作出了重要论述。

   1990年3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他还指出,国际上会有比较长时间的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199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提出:“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关于“机遇”“时机”的思考以及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精准分析,对党的十四大召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党中央通过准确判断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与对内发展政策,持续推动中国此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以及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

  

   其二,“战略机遇期”研判的政策成形期。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当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采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此后,中央决策层均沿用了这个提法,且对内外挑战严峻性的重视也不断加强。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表述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要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研判没有变,但对“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的强调明显增多。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明确强调:“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2015年10月,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明确指出:“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都出现了诸多可能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影响变量,而中国也孕育和积累了大量新的发展优势。中国发展长期面临“危”“机”共在、“内”“外”统筹、“祸”“福”双出、“竞”“合”并行的辩证关系,这类表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频频出现。

   由此可见,“21世纪头20年”结束后的战略机遇事宜开始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在“战略机遇期”之前加上“仍”一字作为前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沉着冷静的战略定力以及长期延续内外政策的战略毅力。

   其三,“战略机遇期”研判的维护延长期。

   2020年,“21世纪头20年”结束之际,如何“维护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对此表述首次加了时间状语,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政策规划的方式,采用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同样表述。这说明在党中央看来,至少到2035年前“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会长期存在的。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一书,党中央是从国际国内环境两方面的角度作出这一基本判断的:“从外部环境看,作出这一基本判断有着重要依据。……虽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但仍总体于我有利,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从我国发展看,作出这一基本判断有着坚实基础。……雄厚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显著的制度优势,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坚定基础。”

   可见,从酝酿、定型再到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研判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内外时势的敏锐观察、对现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未来的前瞻思考,这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制定与预期目标的制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发展全局,更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前途和命运。正是基于对“战略机遇期”的准确研判、全面把握与精准借力,中国才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云变幻、艰难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透析有利因素,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亚太崛起、美国遏制等国际变局的缝隙中捕捉利好趋势,从新一代科技革命中发掘提升国计民生、推动高速增长的发展动能。

   问题在于,近年来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放缓,中美矛盾加剧,加之一些执行部门与地方政府对“风险”“安全”管控绝对化、机械化,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多重影响因素使不少民众对未来投资与发展前景的信心减弱。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预期转弱”就是源于人们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担心。

   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国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和国内经济发展“三重压力”的加大,一些人开始怀疑“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甚至有人认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已提前结束了。因此,深刻认识并在社会舆论层面广泛传播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仍然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推动人们理性把握当前国内外形势、坚持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多讲讲“战略机遇期”,既有助于缓解民众的焦虑,也可能起到拉升未来预期的作用,更有助于提醒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市场主体实事求是地挖掘客观存在的发展机遇。

  

   国内外环境下中国仍将长期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

  

  

   捕捉“机遇”是化解挑战与风险的重要前提。

   讲“战略机遇期”,不是要误导人们不理会挑战与风险,而是要让人们从困难与不易中找到务实的解决之道。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现实来看,战略机遇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需要我们正确予以把握:一方面,要客观厘清对中国整体仍然有利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要全面挖掘中国国内发展良机仍将长期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战略机遇。

   一是在可预测的将来,美国自身将长期处于政治大分裂、经济大停滞、社会大衰败与话语大失信的状态,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战略境况。美国对华政策会不断滋扰中国发展,但无法凝结成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有效力量,反而还能倒逼中国国内形成团结奋进的局面。

   美国两党严重分裂,二者尽管都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具有深度挑战,但在怎么应对、用什么方式、遏制强度如何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先后用经贸战、科技战、挑拨中国周边摩擦、人权与意识形态攻击等多种方式压制中国,但都未能如愿。2021年,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对美顺差扩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战已失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同样拿不出有效应对与遏制中国崛起的办法。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分裂导致制度失效、社会分裂。民主、自由、法治等美国赖以维系的国家价值观与政治话语受到空前的内部质疑。包括福山、雷·达利奥等政经界人士都预测,美国“否决政治”泛滥,可能在未来爆发“内战”或国家崩溃。

   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胀率屡创40多年来新高,暴露了所谓“经济复苏”的假象。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78%,中国成为过去130年以来与美国第一经济体地位差距最小的国家。多数机构预计,未来8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中长期看,时间仍在中国这边。

   二是西方国家间分裂、内部矛盾恶化,客观上为中国突破西方大封锁、化解西方对华“新冷战”之势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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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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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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