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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平: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更新时间:2022-09-09 14:37:56
作者: 陈卫平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欧美思想;历史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播撒于周边邻国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在欧美的历史影响较为生疏。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在多个层面对欧美思想产生过影响。

   一、“模范”的中国文明与欧洲启蒙运动

   2020年11月4日,1688年出版的法文本《论语导读》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送给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的国礼。它的法文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该书第一次用法文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作者为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等杰出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欧洲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极大关注。1启蒙运动是推动欧洲从中世纪封建主义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的“头脑风暴”,中国哲学的西渐为此提供了思想气流。1776年法国著名作家格利姆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中国帝国已经成为特殊注意和特殊研究的对象。……在短期内,这个国家就成为智慧、道德及纯正宗教的产生地,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实业,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1]86

   这里所说的“时代”就是由启蒙运动所引领的,它视中国为“模范”,自然包括了这个文明国度的哲学。1727年欧洲出版了世界第一本题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门肯用拉丁文写的。他论述了四书五经和儒道释,勾勒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提及了伏羲作《易经》以及老子、孔子、孟子、范缜、二程和朱熹。他指出:中国哲学的优长不在神学造诣上,其特点体现在儒家哲学的实践性上,这是“实践性的,始终在思与行中传授美德,不从规章中得到觉悟,而是通过范例、事实做无言之诠释”2。拉丁文在当时欧洲知识精英眼里是最为优雅的,门肯的著作显然是以他们为读者群的。启蒙思想家还用文艺形式让普通大众感知中国哲学。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伏尔泰把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副题是“五幕孔子的伦理”,以元朝为故事背景,假托剧中人物来宣扬儒家伦理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2]296当年巴黎在三个月内有十几场演出。德国启蒙运动的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1795年发表了诗作《孔子的箴言》:“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而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这是《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诗化意境。它以优美的诗句道出孔子箴言的人生哲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里,“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决不可因疲乏而静止”,因为“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3这和席勒在戏剧《强盗》中歌颂的“豪侠”青年在精神上相通。1788年在伦敦刊行在巴黎发售的译注孔子的诗篇《自然法》,作者假托著名来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把孔子格言变成诗的形式:“人之初,性本善/霍布士之叹息,欲何为?”[2]197凸显了儒家的人性论是与霍布士性恶说相反的性善说。文艺形式的运用,表明中国哲学在启蒙运动中具有群众性的影响。难怪法国大革命时的流行歌曲唱道:“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2]270

   启蒙运动张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有其历史的机缘。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争论的中心是祭天、祭祖和祭孔的礼仪以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儒学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容,最终罗马教廷认为如此礼仪有违天主教教义,从而判定理性主义的儒学是与宗教信仰不相容的“异端”。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4。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这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然之光”

   法国启蒙思想的先驱培尔区分了理性的“自然之光”与宗教的“启示之光”,试图让理性挣脱宗教而获得独立地位。这极可能是受到传教士罗明坚在1593年出版的《大学》译作的影响。他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译为“人类制度的理性在于认识和遵循自然之光”5。培尔正是从理性的自然之光来认识中国无神论:中国人“不承认上帝而相信天意”,这天意是“与自然律一致的”,就是“自然法则与和谐”。6因此,中国是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作为整整一个民族的哲学理论的无神论并不能阻止该民族具有某种令人赞赏的社会组织”[3]369。以此论证欧洲社会摆脱宗教神学是完全可能的。伏尔泰则用自然神论的简便方法来摆脱宗教。这种理论认为“上帝”在创造了宇宙这架巨大的机器之后,就不再插手干预了。这是通过划定“上帝”的作用范围,肯定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的理性把握它们的可能性。他说孔子“在神明问题上,形成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因而“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4]331。不言而喻,他的自然神论是以此为典范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同时期的培尔相似,区分了中国的“自然神学”与欧洲的“启示神学”,期盼前者能够传扬于欧洲:“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5]序6不同于伏尔泰把孔子作为中国自然神论的化身,莱布尼茨则以程朱理学来解释中国自然神论:“中国人的第一本原名为理,即全部自然界的理由或根据,包罗万象的理由和实体。……这个巨大、普遍的原因是纯粹的、平静的、稀薄的、无体的、无形的,只有用理智才能认识它。” [6]23就是说,“理”作为万物的第一推动者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但它不是有意志和形体的人格神,而是存在于理性思辨之中。显然,这是把中国自然神论应用于反对基督教人格神的欧洲实践。

   (二)“善意与道德的科学”

   启蒙思想家批判基督教的人皆生有原罪,为善成德必须信仰神和服从神的意志的思想。他们揭露了当时教会的道德丑行,提出道德的基础不是神性而是对人性的理性自觉。他们在这里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舆论阵地《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说:与中国“善良的人民”相比,“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肯定“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这犹如“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7所谓“第一位”的科学,意在强调它比一般科学更具有理性精神。因为孔子伦理学“主要为着两个目的:一曰育智,二曰教民”,“既要育智,就要用事物的知识充实智力,使智力能够用以分清善与恶”,“要做到教民,就要使国民善于自我修养”。[7]395可见,理性贯穿于整个孔子伦理学。眼睛之喻则是要用中国哲学独具的慧眼,洞察欧洲神学的道德虚妄。莱布尼茨的继承者、德国哲学家沃尔弗1721年在哈尔大学的演讲,比较充分地阐发了这只“慧眼”是什么。他指出打造“中国人道德之花盛开的黄金时代”[8]38的根本,在于“他们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8]33,即内在的善性之中,“人的自然性在于,对于他所认为是善的东西,他非扬不可”[8]34;道德行为出自认识此自然性的理性自觉,“中国人之所以致力于善良的行为,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行为内在的善”[8]44;这样的认识过程“不以敬神为基础”[8]33,而是通过“小学”“大学”的教育,“训练理智”[8]38,“使理性日趋完善”的过程[8]39。这个演讲引起了神学教授的攻击,沃尔弗也遭到政府的惩罚。但这却导致了与此有关的200多种争论的小册子问世,使“中国人道德学”发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伏尔泰同样借鉴了“中国人道德学”。他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指出孔子“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9]253,他说“人非生而恶,恶乃由过错所致”,认为“孔子的伦理学”是以“合乎人情”为基础的。[9]253就是说,孔子伦理学要求道德与人的本善之性相一致,是理性对于情欲的提升和过错的自觉改正,而与先知神灵的启示无关。他把这样的思想凝练成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 [4]322他要用孔圣人把彼土欧洲人从神学先知中解放出来,使理性成为道德的普遍基础。

   (三)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

沃尔弗说“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钦佩”[8]29,他试图从中“悟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8]31。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的理性审判,从不同角度汲取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养分。沃尔弗认为专制政体的弊端,在于不懂得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犹如互相依赖的父子关系8,他“由中国历史中引证典范是为证明统治者完善的生活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尧和舜是非常贤明的统治者——他引证孔子的话——人们爱他们像孩子爱父亲一样”[10]70。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结合,因而虽然尖锐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但依然认为中国将政治与道德结合值得效法:“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这样的道德政治不搞君主世袭,“中国有一位天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够不上做成伟大君主的资格的时候,他便选出才德兼优的市民为后继者。”9由于道德政治与宗教分离,因而不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享受的幸福和安宁是值得其他许多四分五裂、备受精神痛苦,并且常常为宗教问题诉诸武力的民族所羡慕的” [11]140。这样的道德政治以民为本,他引用了“中国一位皇帝的话:‘民饥犹如己饥,民溺犹如己溺。’” [12]114其实,这话出自《孟子》。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霍尔巴赫一样,在批判法国君主独裁的同时,也谴责中国封建专制。不过,他还是发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共和政体因素”。这表现在:首先,儒家“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13]324,这对于形成良好的风尚和秩序有积极意义;专制的恐怖原则是“不以礼仪而以刑罚治国”[13]325,与儒家的齐之以礼背道而驰。其次,根据“中国人的经典古籍”[13]223,“中国人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13]223,这意味着对君主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再次,按说君主专制下的监察制度不能防止权力腐败,“大家都觉得,专制政体不需要监察官。这条常规对于中国似乎是个例外”[13]77,就是说,中国监察制度对于遏制腐败有一定作用。这些“共和政体的因素”不仅对于欧洲君主专制具有批判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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