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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更新时间:2022-09-07 00:10:04
作者: 朱勇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9月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作了题为《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的讲座。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中华法系”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两种含义。其一,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代称,专指中华文明史上形成的、以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古代法律。其二,作为比较法意义中的概念,指亚洲古代一些国家制定实施、在核心精神与主体内容上具有共同特征的法律群。具体而言,是指以中国唐代法律为核心,包括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通过移植、借鉴唐代法律而建立的古代法律群。此概念通常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概念比较运用。基于概括中国传统法律特征、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文化资源与历史借鉴的目标,今天我们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中华法系”概念。

   习近平同志从民族复兴的高度,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说:“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①

  

  

   一、中华法系的形成

  

   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理论奠基,初步建立,体系成熟,制度完备。

   (一)先秦:中华法系的理论奠基

   先秦作为中华法系的理论奠基阶段,中华法系的基本法律理念以及一些具体法律制度初步形成。夏商周三代,属于中华文化思想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基本法律理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夏商时期,天命神权思想流行。夏商法律也呈现遵从天命、“代行天罚”的特点。“违反天命”“不遵天命”成为商朝法律中的重要罪名。重大案件审理,也常常借助占卜方式确定。西周政权建立后,需要新的思想理论。周人的智慧在于,既保持天命神权的基本理论,又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赋予“天命”以新的内涵,以解决周朝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周人的新思想就是“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理论。西周统治者在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坚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形成“明德慎罚”的法律原则,主张重视德治,慎重刑罚。中华法系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以及德法共治、民本思想,均源起于周人的“以德配天”理论。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中华法系初步建立

   秦汉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华法系的初建阶段,中华法系的核心理念与主体制度逐渐发展、定型。自秦帝国建立到西汉中期9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指导思想的重要探索期。

   这一时期,就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朝“以法为本”,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实施国家治理。第二阶段:汉初“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废弃“以法为本”的指导思想,转而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第三阶段:汉中期开始“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国家治理需要,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再次作重大调整,代“黄老学说”而起者,是经过董仲舒充实改造的儒家学说。

   汉中期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在正统儒学指导下,传统法律经历了“儒家化”过程。中华法系的一些重要制度,在这一时期创制建立、修订发展,并在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步成型,既丰富了中华法系的思想内涵,也为中华法系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隋唐:中华法系的成熟

   隋唐时期,中华法系全面成熟。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南北分裂后的统一政权。统一的政权,需要统一的思想,也需要统一的法律。唐初统治者致力于实现理论统一与法律统一两大目标。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做了两件大事。其一,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其二,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

   《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完成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国家法典的实质性融入,促使中华文化精神与法律制度深度融合,代表着中华法系的成熟。

   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8世纪至14世纪,日本的《大宝律》《养老律》,朝鲜的《高丽律》,越南的《刑书》《国朝刑律》等基本法典,从内容到形式,从概念到原则,多直接移植“唐律”。

   (四)宋元明清:中华法系在发展中完备

   宋代社会的发展,从三个方向推动着中华法系新的进步。其一,商品经济萌芽,经济交往加速,促使与所有权、财产交易、契约合同、违约责任等相关联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完善。其二,农民对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促使人口流动性增加。在理学家的倡导下,国家统治者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家族组织、家法族规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三,中医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对于人体构造的了解,提升了对于人体伤害案件的医疗分析能力,以《洗冤集录》为代表的法医著作的问世及应用,使得中华法系的法医学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明清两代对于中华法系的主要贡献在于:根据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新需求,全面强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维护中央集权,建立系统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整体上推动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备。

  

  

   二、中华法系的特征

  

   在中华大地生长发育、成熟完备的中华法系,吮吸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体现民族精神、富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维系“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人众地广的文明大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独立探索,自我完善,形成特色鲜明、成效卓著的“东方大国治理模式”。这一大国治理模式的核心内涵有二:“大一统”的国家格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华法系将维系“大一统”的国家格局、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列为首要目标。

   “大一统”观念,在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西周之时,即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统一理念。秦始皇征战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体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汉武帝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接受经董仲舒充实改造的儒家思想,并以“大一统”理论指导国家的制度建设与政治实践。

   中国古代对于“大一统”的理解是:崇尚、实施国家的全面统一。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包括四个方面的“一统”:政治法律一统,民族人口一统,版图疆域一统,主流思想一统。

   抵抗外敌入侵,镇压内部分裂,强制手段主要有二:第一军事,第二法律。隋唐至明清,国家法律均将“谋叛罪”列入“十恶”之中,严加惩罚。征讨外敌入侵,镇压地方分裂,以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首要任务。法律则通过罪名设置、刑罚确定等方式,确保国家军事行动的正常快捷。

   “大一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其意义在于:如果“大一统”的价值导向与任何其他价值导向发生冲突,优先保障“大一统”原则的实施。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确立了一些主流价值,包括:德治仁政、轻徭薄赋、注重民生、慎刑轻罚、和谐无讼等。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为了维系“大一统”这一核心价值,为了维系“大一统”国家格局,常常对于其他价值、其他政策进行调整。例如,为了实现“大一统”,必要时以严刑峻罚的“重典”治理,代替“仁政”“德治”“轻刑”等管理模式;为了实现“大一统”,必要时征收杂捐,加重赋税,而暂时放弃“轻徭薄赋”、注重民生的政策;为了实现“大一统”,全国节衣缩食,以保障在边疆屯驻重兵。我们还看到,在事关“大一统”格局存亡的重要历史时刻,国家统治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紧急动员,不惜承担重大社会风险、军事风险乃至政治风险。

   维护“大一统”国家格局,需要保持全国统一政令,需要建立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调动全国政治经济法律各类资源的政权体制。在中国古代,经过历代思想家的论证与政治家的实践,经历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中华法系从立法、司法、法律规制等方面,全面维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在国家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形式方面,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国家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运行,遵循“分事不分权”原则。具体的管理事项,具体的管理职责,可以分别设立,分别行使;但核心权力不得分割。中央层面的最高决策权,最高执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均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

   明清两代,法律严格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中央权限,通常称“钦部权限”,“钦”指皇帝权限;“部”指中央部院权限。地方各级官员,对于钦部权限之事,必须履行奏请、咨申程序,获得批准之后方可实施。对于应咨申部院而不咨申、擅自行动者,主管官员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对于应奏请皇帝而不奏请者,主管官员则构成“应奏不奏罪”,要受到刑事处罚。

   (二)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价值规范相向而行

   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既需要行为规制,也需要精神引导。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既能有效规制个体行为,将个体行为限制在规范体系之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个体思想自主的同时,凝聚个体的思想情感。世界各国,由于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传统的区别,导致在以行为规制、精神引导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模式方面有重大差异。

   历史上一些国家依靠宗教,实施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引导人们的思想,填充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世纪以来,一些国家或保持“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或依靠一种宗教发挥引导思想、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些国家,人类具体问题的解决依靠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社会手段,而终极问题的解决则留给超自然、超人类的力量。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其国情相适应,并在构建社会秩序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关注现实现世,坚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坚持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一方面,注重在精神引导方面,根据人性的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从而实现道德法律共同治理:以道德引导人的思想情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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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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