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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更新时间:2022-09-02 00:10:28
作者: 王银宏  
“家产官僚制”是传统中国大国治理的基础,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官僚制度存在的基础,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进而言之,皇权与官僚制度之间也是依存共生的关系,官僚制度成为统治者实现其统治的工具。

   为适应大国治理的基本需要,中国古代依据“官法同构”的原则建立起相应的官制体系、法律体系,实现对于文武百官的规制和管理,同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这一制度体系中,行政法律制度规定了官吏的选任、职责、考核、监督以及公文程式等方面的内容,多方面、多途径地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管理。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支撑,通过科举考试者不仅获得身份上的特权,成为官僚体制中的官员,而且通过科举功名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他们不仅崇儒重道,而且拥有对于制度和皇帝的忠诚。监察制度是实现中央集权的重要制度设计,监察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控制和管理。隋唐以后,监察制度趋于完善,例如,唐朝在中央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内设台院、殿院、察院,分掌不同的监察职能,在地方设置专门的监察区“道”,由皇帝派巡按使监察地方,皇帝也可随时派员巡察地方,以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同时,中国古代关于官员的异地任职以及任职期限的规定也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吏形成较大势力,威胁到中央的统治。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制度和法律也起到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刑事法律规制分裂国家、危害社会秩序等行为,这是下文将要讨论的重要内容。以清朝为例,清朝通过多元化的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特别是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管理,例如设立理藩院,作为专门管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同时,清朝不断完善民族立法,制定和颁行《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法律,形成较为完善的民族管理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和法律对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兵刑合一”:维护国家统一的法律表达与政治实践

   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与核心利益,也有着自己的正义观念以及对于国家权力、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和理论论证。在中国古代,维护国家统一是“大一统”观念的基本内涵,也是国家法律的基本价值立场。

   (一)“兵刑合一”的法律表达:以“十恶”为中心

   在所有国家中,规制社会成员对武力的使用是一项最根本的任务。?“武装叛乱”“聚众起义”等行为是严重危害国家统一和动摇国家统治的行为,因此,历朝历代都通过法律规制和严惩此类犯罪。在中国古代,作为“天子”的皇帝本身就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因而法律对于危害统治者人身安全、侵犯其尊严和皇权统治的犯罪都规定予以严惩,并将其列入“十恶”的范畴,对抗皇帝和王朝权威象征的罪行被等同于对抗自然秩序的罪行(不道)。中国传统律典规定的“十恶”中,“谋反”“谋叛”“谋大逆”等行为具有典型性,因此,本部分以“十恶”为中心来展开论述。

   在《北齐律》规定的“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隋唐及此后的历朝均将“谋反”“谋叛”“谋大逆”等重大犯罪行为列入“十恶”,予以严惩。?《唐律疏议》明确指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通过法律严格规制“谋反”“谋叛”“谋大逆”等行为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基础。根据《唐律疏议》的解释,“谋叛”即“谋背国从伪”,只要“谋”就属于犯罪既遂。具体言之,“谋叛”意为“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即如莒牟夷以牟娄来奔、公山弗扰以费叛之类”。唐律对于“谋叛”的原则性处罚是:“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唐律疏议》详细解释了何谓“谋叛者”“叛者”“已上道者”“被驱率者”,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对“叛者”的处罚要重于“谋叛者”:叛者本人处以斩刑,妻、子流二千里。《唐律疏议》还详细解释了何谓其中的“抗拒将吏者”,并针对不同情形加以区分。从《唐律疏议》的上述详细规定及其细致的解释,可以窥见当时对于“谋叛”“叛”等严重危害政权统治犯罪的重视程度。

   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律典都规定对“谋叛”等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的犯罪予以重惩,其规定的详细程度和处罚程度更甚于唐律。《宋刑统》对“谋叛”的规定与《唐律疏议》基本一致,《大元通制条格》还专门规定对于“告获谋反”等行为予以赏赐。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谋叛”的解释和规定几乎完全一致,均将“谋叛”解释为“谋背本国,潜从他国”,规定“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并入官……”《大明律》还详细规定了“知情故纵隐藏者”“有能告捕者”“为从者”“知(已行)而不首者”“知(未行)而不首者”“拒敌官兵者”等不同情形下的处罚。总体上,《大清律例》沿袭了《大明律》的相关规定,但比《大明律》的规定更为详细和完善。《大清律例》“谋叛”条的“条例”还详细规定了“谋叛”、参与“谋叛”的不同情形以及与谋叛者有不同亲属关系之人的具体处罚。此外,《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在《名例律》中专门规定对于叛军的处罚:“凡边境重地城池,若有军人谋叛,守御官捕获到官,显迹证佐明白,鞫问招承,申报督抚提镇审问无冤,随即依律处治,具由奏闻。”

   在中国古代,“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皇帝是国家和权力统一的象征。《唐律疏议》对“谋反”的解释是“谓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在强调“为子为臣,惟忠惟孝”的历史环境中,“谋反”被视为“规反天常,悖逆人理”,“谋大逆”被看作“干纪犯顺,违道悖德”,对皇帝的人身、权威和权力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是国家法律的重要任务,也是保障国家统一的需要。所以,《唐律疏议》对于“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等行为同样处以唐律中最重的刑罚,对于“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的谋反者要处以斩刑,其“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即使对于“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也处以流二千里的刑罚。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谋叛”“谋反”等行为的法律规制具有维护中央集权和保障国家统一的内涵。

   此外,为降低官兵反、叛的可能性,《唐律疏议》《宋刑统》等律典规定,对“擅发兵”“应给发兵符不给”等行为均以严刑重罚处之。例如,《唐律疏议》规定:“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元朝的相关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大元通制条格》专门规定“巡军”“押送军器”等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类似规定更为详细,涉及“擅调官军”“军人替役”“纵军掳掠”“不操练军士”“激变良民”等诸多方面。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禁止擅自调动军队、严格管理军器等方面的措施,降低官兵反、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严格军队管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避免军民冲突的发生。

   在通常情形下,人们会尊重规范,服从法律,法律的规制作用和刑罚的威慑作用可以预防危害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犯罪,但是刑罚的威慑作用与刑罚的严酷性之间并非总是呈正比例的关系。汉朝的徐幹就指出:“夫赏罚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于必行。必行则虽不重而民肃,不行则虽重而民怠。”刑罚的目的体现出惩罚和预防的统一,即对已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惩罚和对未发生或潜在的犯罪行为的预防,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德礼与政刑的不同功能。

   (二)“兵刑合一”的政治和法律实践

   秩序和稳定是一个国家追求的根本目标。在发生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统一的事件时,军事武力通常会成为恢复秩序和稳定的必要手段,因为在叛乱等行为发生后,通过和平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因此,通过以法律为基础的刑事惩罚和军事征伐来维护国家统一,亦即“兵刑合一”,是各个政权通常采取的应对方式。《唐律疏议》规定了对于“谋叛”和叛乱事件中发挥不同作用者以及不同情形下的参与者与相关人员的司法处罚。《大清律例》的规定更为详细,“谋叛”条的条例还规定了对“叛案内干连流犯”和叛犯的年幼之孙的处理、审理叛案的要求、对叛逆旗下人口和被掳掠妇女的处理以及特定情形下对地方文武官员的处罚等。因此,对于“谋叛”和叛乱事件的相关者进行司法处罚是“兵刑合一”内在的法律意涵。

   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主要以唐朝的“安史之乱”、清朝的“三藩之乱”和平定准噶尔为例,论述我国历史上不同朝代面对危害国家统一、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件时“兵刑合一”的政治和法律实践。

   在唐朝的“安史之乱”和清初的“三藩之乱”中,主要的反叛者安禄山和吴三桂均称帝,建立了对立的分裂政权,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中央政权的统治。面对新建的反叛政权及其军事进攻,中央政权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和军事措施予以应对,以恢复统一。经过经年累月的战争和军事讨伐,“安史之乱”和“三藩之乱”最终得以平定。根据律典,中央政权对叛乱中的“相抗拒者”采取政治和军事措施具有合法性,对于“叛”中的“为害者”(即“攻击虏掠者”)采取军事措施则更具正当性。这种情形下所采取的政治和军事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央政权统治和国家统一,也是为了保障民众利益和恢复社会秩序。

   《新唐书》记载,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后,“大索三日,民间财赀尽掠之”,“取帝近属自霍国长公主、诸王妃妾、子孙姻婿等百余人害之,以祭庆宗。群臣从天子者,诛灭其宗……”唐王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但是叛乱的平定并不彻底,朝廷招降纳叛,加官进爵,“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即所谓“安史平而藩镇之祸方始”。在这种情形下,唐王朝采取诸多措施裁抑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也以“兵刑合一”的方式加强对藩镇的控制。到唐宪宗时期,虽然藩镇依然存在,但是通过平定藩乱和相应的法律手段,唐王朝树立起中央权威,藩镇的“空间版图”基本稳定,出现所谓“元和中兴”的局面。

   在清初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三藩”不断坐大,与清廷的矛盾不断凸显和激化。吴三桂在云南圈占土地,横征暴敛,大肆培植自己的党羽,“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多次受到御史的弹劾。耿继茂和耿精忠父子“以税敛暴于闽”,征收名目繁多的“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也在广东巧取豪夺,横行暴虐,“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对于反叛者,特别是叛乱中的“为害者”采取相应的政治和军事措施是“兵刑合一”的应有之义。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的做法具有典型性。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二十日专门颁布“善后诏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和稳定边疆治理,其中首要的是通过司法和刑罚等方式继续肃清反叛党羽及其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慎重图维,详细商榷”,力求从大局出发,周全地处置反叛者及其党羽。对吴三桂党羽及藩属的处罚,康熙本着“惩治首恶,宽宥胁从”的原则,根据罪行轻重区别对待,分别议置。由于尚之信在归降清廷之后,“怙恶不悛……目中竟不知有君命”,因此,诸臣认为其“悖逆伦常,灭绝天理”,“罪逆当诛”,康熙谕令将其“押解来京质审”,在议政王大臣集议后对他本人及其妻子、逆党分别作出不同处罚。耿精忠在归顺之后“尚蓄逆谋”,也被指控诸多罪状。康熙在时机成熟之后,解除耿精忠的兵权,将其交法司审问。在议政王大臣意见和“区别对待,从宽处理”原则的基础上,康熙最终决定对耿精忠处以叛逆之罪,革去王爵,凌迟处死,其子及其他同叛者也被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通过多次战争平定准噶尔是维护国家利益、攘除境外反动势力、巩固西北边疆的典型。诸多记载表明,噶尔丹及其统治的准噶尔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因实力、时机等方面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是“臣服”于清朝的,或者起码是清朝“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噶尔丹实际上很早就与俄国有交结,为谋求俄国的支持,甚至不惜牺牲领土来换取与俄国结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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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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