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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翔:“中西”与“科际”的沟通和跨越——中国的治学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更新时间:2022-08-30 20:39:56
作者: 彭国翔  
牟先生是山东人。所以那些台湾学者称那个会议叫“送牟先生回家”,这是那些台湾学者自己讲的。会后他们也去山东牟先生老家看了。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跟他们有直接的接触。比如说像蔡仁厚先生,

   1930年生人,已经过世了,当时是第一次见面。还有李明辉先生,1953年生人。他是留德的,研究康德哲学的。那次跟他们是第一次接触,后来就一直保持联系。当然,我在见到蔡先生之前,大学时候就跟他有通信的联系。我和李明辉先生很投缘,那次见过之后,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2009我第一次访德的时候,我们正好都在波鸿鲁尔大学,这是后话了。

   2000年在台北时,我呆了四个月,见到一些前辈学者,比如像刘述先先生。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很多年,后来退休之后就回到台湾中研院的文哲所。中年学者除了李明辉先生之外,还有杨儒宾先生等人。做思想史的则有王汎森先生、黄进兴先生等人。此外,还有一些当时属于青年人的学者,比如吕妙芬,当时刚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都是当时直接在台湾见面的。

   2000年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特别提一下。2000年6月台湾的中研院举办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当时海外老一辈的华人学者几乎都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柳存仁先生也在。我也是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柳存仁先生,也是唯一的一次。其他还有许倬云先生等。如今柳存仁先生过世好多年了,余英时先生去年也过世了。那次是我第一次跟余先生见面。记得是会议间歇期间,在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的大堂,当我正与也参加会议的陈来先生说话时,余先生刚好走过来。陈来先生就转而与余先生交谈,主题是当时余先生正在撰写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看到我一直站在旁边,却不说话,就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将来也会送一本给我。余先生的这一表示,让我心中温暖,但当时竟忘了说感谢的话。晚上回到住处,我益发感动,就决定给余先生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感谢。我当然不知道他住处的电话,就打到学术活动中心客房的总机,请对方转余先生。结果电话顺利接通,接电话的正是余先生本人。我表达谢意之后,余先生对我说:“明天中午院士会议休息期间,你来找我,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喜出望外,但放下电话,才意识到这真是一个难得的请益之机。第二天中午,我按时到中研院会议室门口,没想到余先生竟然是第一个出来的。那天午饭时,碰巧在座的还有张灏先生、杜维明先生。你们也许知道,张灏先生刚刚也去世了。从那以后呢,我跟余先生就一直保持往来,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他对我特别好。中间的很多事情,我在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寿庆的文集里有详细的交代,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2000年初次访台对我是很有意义的经历,而期间得遇余英时先生,在我的人生中格外有意义。

   沈裕挺: 嗯好,老师,我再接着您继续追问几个小点啊。

   彭国翔:没问题,你说。

   沈裕挺: 第一个就是您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对哲学的一个爱好了吗?听您刚刚描述,好像哲学是看得最多的,然后其次是历史,文学好像略有涉及,您一开始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就对哲学有这么高度的兴趣呢?

   彭国翔: 其实顺序是倒过来的。我中学时候是喜欢读文学的。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西洋的也看一些翻译的书,但是相对比较少。中国古典文学里看的比较多是古典小说,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什么《三言二拍》之类的,都是在中学时候看的。当然也有武侠小说,像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就不用说了,都是那个时候看的。现当代文学呢,我的知识结构还停留在80年代。那时候好像叫伤痕文学吧。后来进大学之后,我的兴趣基本上就从文学转到哲学跟史学去了。当然,这不是说我中学对历史和哲学没有兴趣。中学时我也买过《老子》来看,还记得是任继愈先生的译注。当然,他是把老子的“道”讲成一个唯物主义的东西,我当时看了好像不太能够明白,后来也不太接受。总之这类的书也看。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中国传统的经典,无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教的,那个时候也都看了一些。所以说,进大学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中国的经典。但是只有到大学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有意识地转到这方面。用你的话来讲,就是哲学、史学方面的阅读更多了一些。既然是在文化热的背景之下,那我就自然去想一些问题:什么叫文化?什么是东西文化、中西文化。后来我逐渐明白,当时很多问题其实是接着20世纪初“五四”以来那个讨论来的。因为随着抗战啊、内战啊、建国之后我们国内的各种运动啊,这个讨论就断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又重新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我当时的问题意识很多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产生的。最初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的意识,后来慢慢就凝聚到学术、思想方面了。具体来说,就是哲学的、历史的这些方面。当然,也包括宗教学的方面。因为像我们这个传统,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教更不用说了,用一个单一的现代学科比如哲学、历史、宗教是无法完全涵盖其内容的。或者说,在现代学科的分类系统里面,儒、释、道的内容都不只是属于哲学的门类。比如在台湾,中国哲学在很多大学里是放在中文系而不是放在哲学系的。在西方就更不用讲了,在西方的大学里,中国哲学反而主要不是放在哲学系,而是放在宗教系、历史系、东亚学系和汉学系。这个就跟你们现在研究的知识体系有关系了。你们不妨多问问题,有些东西我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在你们追问之下才会想起来。现在我是想到哪说到哪儿。你们回头再慢慢整理。

   沈裕挺: 是的,老师,我这边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北大期间读硕、博的阶段,您的导师是怎么指导您的博士论文写作的呢?然后在为人和为学上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彭国翔: 我在北大硕士、博士的导师都是陈来先生。陈来先生是1952年生人,我1995年入学时,他还是比较年轻的。而且,他当时也经常出国访学。所以说,你说的那种直接面对面的指导倒不是很多。而且我修课也很少。我跟我的学生也说:你们尽量少修课,主要是读书。你们要知道最好的学者,读他们的书。书就是最好的老师。至于上课吗,除非这个课的老师讲得特别精彩,你们才去修。否则的话,修课太多会占用你们的时间。在我看来,读书要比上课的收益更大。我只是把我需要修的那些课修完就算了。那时陈老师常出国,开的课也不是特别多。我也跟他说,研究生入学之前已经读过他的《有无之境》,所以对他的一些看法,特别是他做研究的方法,我也有自觉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我后来常跟我的学生说:书是最好的老师,那你怎么通过看书学习呢?我说你不能只看书里说了什么,作者的结论是什么,以及作者在某一方面的观点是什么,你要了解作者是运用什么方法来达到那个结论的。比如说,他用了哪些材料,他是怎么分析论证的。这个方面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读其书,便可以得其学了。

   沈裕挺: 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海外交流的经历,在这样的交流经历中,您有哪些学术和文化上的收获?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学者在国际学术的交流中应该在这方面有哪些收获呢?

   彭国翔: 这个我想跟下面你们可能提到的相关了。交流收获当然首先要看你是跟哪些学者交流收获。你和不同的学者交流,所得也会不大一样。我是运气比较好的,我接触到很多至少在我们中国人文学领域里边最杰出的学者。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我下面也会讲到。怎么说呢,他们虽然是研究中国学问的,无论是中国的哲学思想还是历史文化,但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而且他们是很自觉地把中国的学问放在世界学术的整体当中去看的,并不是孤立地去看中国的学问。而且,他们因为经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西学的素养也很好。所以说,无论是读他们的著作,还是在和他们直接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我对这一点的认识都在反复地增强。我在大学读书时候就感觉到,他们在研究中国哲学时,会引入西方哲学的很多观念来比较和对照;讲中国历史时,也会引入西方史学的一些东西来看。总之,是在一个对照和比较的格局之中来从事中国学问的研究。这一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逐渐开始了解,后来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和体会越来越强。

   沈裕挺:老师您刚刚提到跟海外的交流其实跟内地的学者交流是有会有不同的,那您觉得跟港澳台、美国以及内地的学者,在跟不同学者群体交流中,您感觉到什么样的差异呢?

   彭国翔: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内地的学者不是铁板一块,海外的学者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只能从一个大体上来看了。大陆和台港学者的差异,基本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大陆的学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断了一段时间。本来,至少20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的 学术传统。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就是中西两头都通的。你看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他们基本上一方面自己是从传统出来的,有很好的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一方面并没有中断;另一方面,中国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向世界开放的,很多学者也是直接到西方去学习的。而且,即使不到西方学习,像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并没有到西方去学习,但他们是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著作并消化和吸收的。或者说,他们直接跟西方当时最前沿的东西是连接起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当时就是和世界接轨的。后来你们都知道,我们和这个轨道脱离了。当然,这个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但新中国建立后,散播到海外包括港台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世界当中去了。当中国大陆重新再接上这个传统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这也就是我说的,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大陆的文化热,这个传统才逐渐地得以恢复。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你出生的时间、空间不同,你所受的教育不同,当然就会对你有影响。所以,1949年之后出生在大陆,并且50到80年代一直在大陆接受教育,不免会受到一些客观的限制。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能重新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海外的东西,也才能重新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限制。至于老一代的学者,你们也清楚,像北大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人,对吧,早年哈佛毕业,博士论文写唐代密宗,语言训练很好。但是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也不能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学者的知识结构毕竟是要不断更新的。学术的发展未必是进化论,后起的学者也不一定比过去的学者好,不然康德、黑格尔早就淘汰了,孔子、孟子也就早就淘汰了。不过,一般来说,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总是应该有所发展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客观的限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50-80年代之间做出的学术成绩很有限。所以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条件造成的。其实中国大陆人才很多,正如你们一样,好像目前香港主要高校的研究生、博士生,绝大部分都是大陆过去念书的。我们熟悉的那些港台学者,其实很多也是大陆出去的,牟宗三、唐君毅先生就不用说了,再晚一代的像刘述先先生,也是同样。刘先生小的时候,还是十五六岁吧,从上海到台湾,孤身一个人,是他父亲让他出去的。他的父母、弟弟和家人,都留在了上海。当时他父亲是有意让他走,送他到台湾去。这样自然后来的经历、求学的经历、教育的背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就学术思想来说,自由的环境很重要,如果受到很多限制的话,再聪明的人也是发挥不出来的。因为你不了解,看不到书,学不到东西,那是没有办法的。

   沈裕挺: 对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代际上的差异,所以想在这边再追问您一下,您觉得您这一代学者学习传统文化、中国哲学以及之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和治学方式,和您的老师辈、您的年轻的学生辈相比有什么差别呢?

彭国翔: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首先是时代的差异,不同的时代造成了一种客观的条件,自然会让不同时代的学生、学者,在问题意识和精神关怀方面产生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体之间在心智方面会有差异。无论是小时候家庭教育和环境造成的,还是先天的差异。这一方面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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