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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甦:票据质押效力范畴界分辨析

更新时间:2022-08-30 01:32:53
作者: 陈甦  
这与其说是优先适用票据法,不如说是仅仅适用票据法。因为在此情形中,完全排除了物权法对票据质押效力认定的独立适用效能,即将未作设质背书票据质押的效力判断,归一于票据法的适用效果。对于这种学理观点及实务处理方式,笔者称之为“归一论”。而在另一种效力判断思路中,对于票据质押,即使依据票据法认定其质押没有法律效力,但只是将此认定效果限于票据法适用范畴,并不否认该质押情形仍可另行依据物权法再行效力判断,其间或可依据物权法而构成有效质押。这就是在进行票据质押效力判断时,优先适用票据法但并不排除物权法的另行适用,而只是将物权法适用置于居次地位,即票据法和物权法分别具有独立的效力判断适用价值。对于这种学理观点及实务处理方式,笔者称之为“并行论”。对于“归一论”与“并行论”之观点划分情形,学界常对应称之为“一元论”与“二元论”。笔者之所以用“归一论”“并行论”作为分类表述名称,并不是为了在术语使用上别出心裁,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持论者见解的潜在内涵:“一元论”“二元论”更强调论述对象的客观本性,意味着持论者不过是把客观的法律事实予以揭示;而“归一论”“并行论”则更强调论述主体的主观倾向,意味着持论者是在对客观的法律事实赋予主观意图。在“归一论”者看来,“票据质权中,作为体现票据关系的设质背书行为之作成与效力应依票据法来处理,而物权法只规范作为票据质权原因关系的质权合同以及作为物权变动一般要件的单纯交付。”因而认为,“票据质权应以设质背书为生效要件。”于此推演,未作设质背书的票据质押是无效的,而且是既没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也没有物权法上的效力,因为“不允许票据法、物权法各搞一套票据质押规则。”

  

   在“并行论”者看来,“票据质押不等于设质背书或者质押背书,以票据设定质押可以采取背书的方式也可以不采用背书的方式。”根据认定票据质押效力的法律范畴,其可以界分为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因为“票据法规定了票据权利转让的方式背书。同时票据法也并没有否定依照一般民事债权转让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的可能性。”于此推演,未作设质背书票据质押仅在票据法上可认定其无效,但因其情形中票据所载财产权利仍具有可转让性,则可依据物权法对其质押效力另做独立判断,或可无效亦或可有效,均须依物权法上质押规范而定。

  

   无论是“归一论”者还是“并行论”者,其立论都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证体系加持。笔者如果按照通常论证结构阐释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偏向“归一论”抑或“并行论”,实际上也不能改变两派观点学术对峙之势能对比。但是,在认真研读既有相关著述的过程中,笔者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学术现象:就是持“归一论”者多是民法学者特别是以物权法为本业的学者,而持“并行论”者多是商法学者特别是以票据法为本业的学者。如果专业偏好对学术观点会有一定影响的话,那么按照常理与经验,学者的学术主张通常会呈现偏向自己所在专业领域的知识优势与立论方向。但是在票据质押论域,其情形却是截然相反:持“归一论”的物权法学者却是主张票据质押效力单一由票据法规范,而排除物权法规范票据质押效力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物权法学者在票据质押效力阐释上,并不倾向因其学科本业而生的物权法偏好,反倒倾向票据法在效力判断上有独占的优势地位。持“并行论”的票据法学者倒是主张物权法具有规范票据质押效力的独立价值,而将票据法的规范效能仅局限于设质背书的场合。也就是说,票据法学者在票据质押效力阐释上,也不倾向因其学科本业而生的票据法偏好,反倒倾向物权法在效力判断上有独立的专属地位。

  

   从上述情形中,就可析出一个对特定阐释现象进行再阐释的论域:阐释者前见通常会影响其阐释路径及阐释结论,但是,阐释者前见因何在票据质押论域产生出乎常态的论证作用及学术结论。仅就票据质押效力界分论域,“归一论”及“并行论”在持论者的立论方向与专业偏好之间,何以有与其学科本业位属截然相反的情形。解开这一学术现象之谜,或许是确定“归一论”与“并行论”何者立论更为科学合理且更适合票据质押应用实践的关键。

  

  

  

   三、“归一论”与“并行论”的语境设置及互释效果

  

  

  

   基于票据质押效力界分论域持论者学科位属与立论偏好错置的事实,即主张票据法在效力认定上有独占地位的“归一论”者多为物权法学者,而主张物权法在效力认定上亦有独立地位的“并行论”者多为票据法学者,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学术假定:对票据质押效力范畴的观念认识不一,基本上是持论者之间的阐释语境设置不一以及阐释语言释义不一而造成的。析而言之,票据质押之效力界分问题须在票据法与物权法双重语境及知识互释中展开讨论,但持“归一论”的物权法学者与持“并行论”的票据法学者在语境设置和词语互释上有不同的前见效应。“归一论”者往往是以物权法语境覆盖票据法语境,并以物权法术语含义释解票据法中相同词语的概念内涵,即表面上用的是票据法词语及通常释义,但潜意识上还是以物权法思维建构论证体系,用一般民法思维去解析票据法问题。持“并行论”的票据法学者却基本上能将物权法语境与票据法语境明确区隔,并将票据法术语含义区别于物权法中相同词语的概念内涵。

  

   (一)票据上权利的属性转换及意定选择

  

   票据质押属于权利质押,是以票据上所载财产权利出质,该项财产权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权。但其有如下特点:其一,票据上所载之债权在本质上当然属于民法上之债权,但在票据法范畴,将票据权利(即票据债权)与一般民事债权相区别,却是票据法知识体系的一个建构原点。其二,票据上所载之债权具有可转换性,可以在票据权利与一般民事债权之间做性质转换。如《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该项民事权利即为一般民事债权。须注意的是,这既不是一张票据上同时记载两个债权,也不是所载一个债权同时具有双重性质,而是票据上所载单一权利因其构成要件变化而或为票据权利或为一般民事债权。其三,票据上所载债权究竟为票据权利抑或一般民事债权,须依票据法由票据当事人意思而定。或为积极意思,如以票据行为而设定或处分票据权利,或单纯交付以一般民事债权处分之;或为消极意思,如当事人记载错误,或因怠于行权而罹于时效等。对票据上所载债权的性质及特点认识不同,对未作设质背书而单纯交付占有的票据质押效力,就会产生效果截然相反的认定。

  

   在“并行论”者的票据法知识体系中,票据上所载债权天然具有性质转换性,当然可以因其性质转换而分别构成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虽然作为质物的票据是记载特定财产权利的一张纸,但票据质押在本质上不是出质票据这张“纸”,而是出质这张纸上记载的财产权利。如果在票据质押时做设质背书,当事人旨在出质之财产权利就是票据权利,其质押效力须依票据法来认定;如果在票据质押时没做设质背书而只是单纯交付占有,当事人旨在出质之财产权利就是一般民事债权,其质押效力须依物权法来认定。因此,基于票据上所载财产权利的性质转换性,以票据法知识体系释解票据质押效力时,其必然界分为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物权法上的票据质押。

  

   “归一论”者往往以一般民法思维释解票据法问题,用一般民事债权的性质、特点及处分方式来解析票据上所载之财产权利,自然不认可票据上所载债权的转换性,尤其不认可当事人在此方面的意定选择能力。如:将票据质押标的固视为同一对象,认为“同一调整对象,不能容忍两种不同的调整方法。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一旦形成,难以形成统一认识,必然导致同案异判。”并认为“并行论”观点的错误即在于,“把票据权利的性质属于债权误解为票据可以代表两种权利,一为票据权利,一为普通债权。”有学者针对“依照担保法或物权法设定的票据质权的客体是普通债权,依照票据法设定的票据质权的客体是票据债权”的“二元性”观点,认为将票据权利出质的,“无论是基于担保法或物权法的规定,还是基于票据法的规定,都属于在票据权利上设定质权,不存在票据质权客体的‘二元性’。”“归一论”认定一张特定票据只能代表一个性质固化的票据权利,并且否认票据所载财产权利视情形可以做性质转换。当把一张票据所载的财产权利视为只能是一种性质的债权时,其必然认定只能有一种票据质押,并且由于票据法的特别法性质,则在法律适用上只能认可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但是,“归一论”对待票据所载权利在性质上固化的观点,明显不符合《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票据所载权利性质本就是视情形而定,或为票据权利,或为一般民事债权。基于特定票据记载而生之同一社会关系可在观念上析解为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票据所载款项由一人移转或将要移转给另一人构成物质性的经济关系,而与之相应的是民事主体以其意思附着于经济关系之上观念性的法律关系。因此,票据上所载之财产权利是一种观念事实而非物质事实,作为观念事实的票据所载之财产权利,当事人当然可以其经济目的而通过意思表示设为票据权利或一般民事债权。在为担保目的处分票据时,如以票据权利处分之,则做设质背书;如以一般民事债权处分之,则不做设质背书而以单纯交付质权人占有。由此看来,“并行论”之立论基础更符合民事权利之本质,并更体现意思自治以提高票据利用效率。

  

   (二)票据质押论域中语境既设的意义效果

  

   在阐释票据质押效力的场域,阐释者用语概念的界定是与既设语境相关联的。通常而言,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民商法论者之间的语境设置基本是重合的,尽管对于所持观点及表述术语的前见定识或有不同,但绝大多数论者所言都处于相互“听得懂”的情形中。但是,当论域及于票据质押范畴时,其情形则大为不同,因为持论者的既设语境往往处于物权法范畴与票据法范畴相互交叠状态。由此引发出物权法范畴与票据法范畴的用语相同但涵义尤其是引申意义不同,并且通过专业固化形成论者的前见定识差异甚至是底层思维逻辑差异。导致此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票据法是与一般民法包括物权法差异最大的商法,其规范建构理念及其术语表达与一般民法相当不同,尤其是存在词语表面上与一般民法相同但票据法上涵义却相当不同的情形。这里以票据质押有关的一对词语,即“转让”与“不得转让”为例,阐释因语境差异而致立论有别的现象。

  

在票据法范畴,票据规范中的“转让”与“不得转让”,其约束力所及限于票据法适用范围,并不扩及一般民法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票据法的知识语境中,所谓票据“转让”或“不得转让”,其效力判断只在票据法上有意义。即按照票据法规则进行的票据转让,则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不按照票据法规则进行的票据转让,只是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并非不产生一般民法上的效力。例如,出票人可以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以约束持票人转让票据,但“如果持票人又转让的,不发生票据法上转让的效力,仅发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果。”即“不妨碍该汇票仍得进行票据外的转让,亦即依一般债权转让方式”。可见,对于出票人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只是该票据转让没有票据法效力,受让人不能获得票据上所载之票据权利;但是该票据在一般民法范畴仍得转让,受让人所获得的只是一般民法债权。以票据法知识体系并在票据法语境来论,“从可转让性而言,禁止转让票据仍然具备质权标的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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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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