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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以群观之:荀子的公共性思想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7:07
作者: 朱承  
这样,稳定的社会秩序才会形成,而人的个体、群体才能延续发展并不断得到丰富完善。

   二、“先义后利”:公共生活的价值取向

   义利选择是儒家公共性思想中的必有之义。针对义利选择问题,孔子、孟子都在思想上做出了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选择,并影响深远。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继承了孔孟义利抉择的思想传统。荀子肯定并重视“利欲”对人的重要性,然相较于群体的优良秩序而言,荀子认为个体的利欲要让位于公共性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个体的欲求只有在公共价值得以保证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因此,即使是正视了每个人的欲望并强调应该合理满足个体的欲望,荀子依然还是更强调通过规范和教化的手段来促使人们做出“先义后利”的价值选择,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群体性存在得到更好的有序和永续发展。

   荀子明确指出“先义后利”的必要性,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这说明在荀子的思想里,义利与荣辱是关联在一起。而如所周知,荣辱问题是公共生活中人们相互评价的核心之所在,“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当人们在生活中因某种行为受到公共性赞美的话,称之为“荣”,反之如果受到批评的话,则称之为“辱”。对荣辱的评价,将影响到人们行为的选择。换言之,义利问题伴随着公共交往而产生,对于义利的取舍,关涉到个人在人群中所接受的公共评价。这就是说,义利是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价值选择问题,不仅仅只是个人偏好。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如何对待义利之择呢?或者说,怎样对待义利之择才符合儒家的主旨呢?荀子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判定。

   荀子主张“公义胜私欲”,认为人只有克服自己的私利、私欲,才是真正的君子之行,即所谓“权利不能倾。”(《荀子·劝学》)如果按照礼义行事,就不能因为政治压力和利益诱惑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行为,如此才是“成人”。荀子指出: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惰,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

   人在利欲面前表现淡然,以公胜私,心志宽广,就能远害避辱,才能勇于行道。在公共生活中,“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人的求利活动只能叫做事务,求义活动才能称之为德行。对于个体而言,不能将求利作为个人的终极追求,不把个人的利欲偏好作为行事的考量标准,完善自己的德行并远害避辱,如此才是王道。在“公义胜私欲”的思想主导下,荀子认为士君子要“修志意”并“重道义”,行“利少而义多”之事。他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人要依赖物质资源才能存活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要被物欲所控制,变成物欲的奴隶。在利欲面前,人要重义轻利,即使物质上贫穷,也要把“道”当作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屈从于“利欲”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一旦人重视道义,就会获得尊严,可以“骄富贵”“轻王公”,实现真正的“成人”。如前所述,荀子不否定利欲的重要性,但接受利欲要在行礼义的基础上,要看自己的德性是否匹配于所获之财利,并在“尽辞让之义”后接受,“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荀子·仲尼》)。反过来,面对“不义”的行为,即使是因此能获得巨大的政治权力,也不能去做,“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荀子·儒效》)。

   在荀子看来,“争利”会带来危害,“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荀子·儒效》)。在生活中,烦劳身心孜孜求利,其结果是带来身心的危害,而且自身在公共评价中也会处于负面位置,变成“俗人”,“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荀子·儒效》)。关于“争利”的危害,荀子云:“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荀子·荣辱》)有些人在公共生活中,看上去表现得很“英勇”,然而他们的“英勇”所指向的是“利”,与他人争夺“饮食”“货财”,唯利是图,毫无辞让之心,这是“无廉耻”的贪戾行为,如同猪狗和强盗而为人所不齿,将为公共生活所拒斥。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是人的本能。但在群体性存在的公共生活中,人不能完全放任本能来求利,而是应该按照既定的差序格局来求得与自身分位相当的利欲,在此过程中要怀有孟子所言的“辞让之心”,“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荀子·正名》)。所谓“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荀子·性恶》)顺应自己的本性则兄弟为寇仇,而秉持礼义则能相让于路人。不用礼义来约束人的情性,人就退化到动物(狗彘)的层次上去了,或者变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贾盗)。

   相对于“求私利”的负面评价,追求公义则受到了荀子的大力倡导,“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荀子入秦,在范雎问其对于秦国的观感时,荀子对秦国士大夫“恪守公义”的为政作风有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子·强国》)他认为当时秦国士大夫追求公义,承担公共职责的时候公私分明,官员划清了“公”与“私”的界限,官员之间不进行私下来往,更不会结党营私,而是“明通而公”,称得上真正的“士大夫”。对秦国士大夫的评价,表明了荀子对公共性价值优先的肯定。另外,通过古今对照,荀子也表达出了“先义后利”的人格主张,“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荀子·非十二子》)“士仕”就是出来承担公共事务的人,理想中的“士仕”应该是性情敦厚,善于与他人相处,重义轻利、乐善好施,并且能够与他人一起谋求共同富裕的人。然而在现实中,“士仕”却品质卑污,扰乱公共生活秩序,贪利无度,藐视礼义,嗜爱权势。通过理想与现实的比照,荀子认为作为承担公共事务的“士仕”,应该重义轻利,将实现共同体的良好生活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不是将是否能增进个人的权、财、利作为行动的依据。荀子指出,执掌公共权力的人,要以“义”行政,他说:“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荀子·致士》)“临事接民”就是履行公共职责的为政者处理公共事务,荀子主张为政者要“以义变应”,宽容恭敬地对待民众,以教化为先,在处理事务时中和察断、选贤斥奸、赏罚分明,这样公共事务就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政令也能畅通,民众也能过上好的生活。

   荀子重视“义”,而“行义”要依赖“士君子”。在荀子看来,士君子之“大勇”就体现在对于“义”的追求,所谓“持义不桡”,这与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的,“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士君子不能为“权”和“利”所掌控,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改变对“义”的坚持,而是要“持义”而“勇”,“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不依附权贵,坚守道义而行。对于掌握公共权力、处在公共生活引导者位置的君主来说,更加需要重视“义”,通过“慎礼义”来进行公共治理。荀子指出:

   凡奸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贵义,不敬义也。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今上不贵义,不敬义,如是,则下之人百姓皆有弃义之志,而有趋奸之心矣,此奸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师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强国》)

   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会出现“奸人”?荀子认为,其中的根源在于君主“不贵义”“不敬义”。“义”是引导良好公共生活的根本原则,如果君主不重视“义”,上行下效,共同体成员都弃“义”于不顾,抛弃公共性优先的价值选择,转而以私利为先,那么整个社会秩序必将受到损害,奸人也就乘机而出了。荀子认为,历史上的圣王都是因为“本义”而“天下治”,暴君则都是因为“弃义”而“天下乱”,后世执掌公权力的君主当引以为鉴。在荀子看来,“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荀子·性恶》)“义”能够调节内外平衡、上下尊卑,使得人能够明确自己的位分,从而在“利欲”面前知辞让、知礼义,由此公共生活能达到和谐之境。正如梁涛教授所言:“荀子突出义也就是公正、正义,抓住了政治的根本。”8就此而言,作为公共秩序引导者的君主,在治理共同体时,有必要“贵义”“敬义”,这是为人君者进行公共治理的根本所在。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虽然荀子正视物质欲求对于人的重要性,但在稳定社会秩序与无序人际争夺之间的考量上,荀子强调要通过“重义轻利”节制人们的欲求并以此来保障公共生活的秩序。荀子主张“公义胜私欲”,强调公共性价值优先的原则,指出了个体在公共生活中争利的危害,表彰了追求公义的“士仕”,并认为“士君子”特别是居于公共权力顶端的“君主”要作为表率来“贵义”与“敬义”。荀子的这些主张,展现了孔孟以来公共性价值优先的儒家思想传统,将义利选择作为衡量公共生活优良与否的价值标准,使得儒家公共生活中“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

   三、“隆礼重法”:公共生活的秩序保障

   人在群体中以互相差异的方式共处,通过“重义轻利”的价值选择来实现有序的公共生活,这是荀子对于良好公共生活的基本认知。但是如何更好保证这种良好公共生活得以实现?如何保证人在群体中维护既定的秩序?在正视人之差异性、人之自私性的基础上,荀子指出要通过礼法来教化、调控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举止,“礼义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礼法能使人们在群体性存在中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统治者也因此而可能实现有效治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荀子将礼法等制度性安排作为良好公共秩序的根本保障,认为礼法能够更好协调群己关系。

   王先谦指出:“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9】“礼”的存在,使得公共生活有序进行有了最为根本的保障,也是教化和规训的依据所在。佐藤将之认为,“礼”是荀子“公”概念实际呈现的方式,荀子“为了让‘公’概念定着于人人心理,也为了心理中的‘公心’能够呈现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格局,需要透过‘礼’和‘礼义’来实践。”【10】“礼”是荀子理想公共治理设计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礼”对“群”的维系、“先义后利”的公共性优先原则之落实以及公共治理理想的实现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关于“礼”的起源及其作用,荀子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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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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