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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从巩固国权到联省自治——章太炎政治主张的转变及其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5:48
作者: 王锐  

  

   摘 要:从立志走上革命之路起,章太炎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保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在此前提下,他还聚焦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使政治设计能够保障大多数民众的权益,而非沦为少数特权集团的工具。武昌起义之后,章太炎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建设。他先是倡导巩固国权,希望联合立宪派与旧官僚让新政权得以稳定,但不久之后,便发现这些群体与自己不是一路人,而袁世凯则更等而下之。他逐渐意识到,北洋集团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极易干出卖国勾当,于是开始积极提倡联省自治,并为此多方奔走。从清末到民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在表面上虽有所变化,但核心关切一以贯之,即通过制度设计来抵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保障民权与巩固国权有机结合。只是在民初“军绅政权”的架构下,他的政治主张难以得到实践。他本人也未能跳出既有的权力格局,思考如何组织动员新的政治力量。

   关键词:章太炎;巩固国权;联省自治;政治主张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颇为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继承清代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边疆地区与中原腹地,保证主权的完整与国家的统一;其次,如何突破传统王朝的“皇权不下县”与授权地方士绅阶层进行基层治理的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国家雏形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削弱传统的“专制权力”,形成广泛且牢固的“基础权力”,进而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

   与此同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让大多数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其中的民意表达与政治参与制度;最后,随着近代中国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国家,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列强不断对华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甚至不时有瓜分中国之念,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步履维艰,这让中国政治与文化精英必须直面如何才能有效抵御外侮的问题。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来说,近代中国既面临阶级矛盾,又面临民族矛盾,反帝与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是并行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政治建设当中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这既涉及如何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性质与运作方式,又涉及如何在广土众民、地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有效进行现代化建设,还关系到如何面对晚清以降形成的地方督抚力量崛起、中央权力遭受削减、地方绅权日渐膨胀的既成事实,同时也和如何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息息相关。面对这些问题,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政学精英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或是强调应效法19世纪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厉行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割据,或是认为源自近代英国与美国,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有新的表现形式的地方自治制度更适合于中国。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封建与郡县制之辨,同样成为时人探讨这些问题时的重要思想资源。

   在其中,作为熟悉中国传统学术与比较了解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革命家,章太炎在他的学术思考与革命宣传活动中自然不会忽视国家权力架构问题,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和如何维系广土众民的中国之统一。自清末起,他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索。辛亥革命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他先是主张政治建设应以巩固国权为要义,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频繁宣传联省自治。这看似矛盾的两种思路,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考虑,是否有一脉相承的思想因素存乎其间?而从章太炎的这些思考中,又能折射出清末民初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哪些特征?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

   甲午战争之后,目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局,当时还在杭州诂经精舍治学的章太炎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他应浙江同乡汪康年之邀,加入时务报馆,撰写了一些分析中外政治形势的文章。他根据在当时江浙士人圈里颇为流行的新学知识,认为世界政治矛盾的根源是所谓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种族冲突。而为了缓解这样的外部压力,中国应当团结同属黄种人的日本。此外,他还主张借助创办“学会”来向士绅阶层宣传变法理念,将那些有志于从事改革事业的士人聚合在一起,讲求学问、联络感情、策划共同行动,“以革政挽革命”。这一主张明显和当时在舆论界声名鹊起的梁启超宣扬的“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之论十分相似。可见,虽然章太炎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宣传变法,但从他此时发表的文章内容上看,其思想见解基本还是在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之间流行的改革思想的框架内,甚至表现出当时读书人普遍存在的思想局限(比如对日本的某种想象),谈不上有太多自己的独到之见。

   庚子事变之后,目睹清政府对内对外的乖张之举,章太炎毅然放弃变法主张,走上反清革命之路。在这之前,虽然他时常强调自己在少年时代便听闻到不少明清之际江南政治精英抗清的故事,并且在戊戌变法前后撰写的文章里也透露过表彰明末反清义士的意思,但他其实一直未放弃变法思想,希望在保留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用“分镇”“客帝”的方式,促进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其中“分镇”论见于初刻本《訄书》的《分镇》一文,章太炎认为自从咸丰年间以降,地方督抚的势力在不断做大,内轻外重之局已成。如此倒不如让地方督抚具有独立的行政权与用人权,使之成为一方藩镇,让他们来对抗列强的侵略。在章太炎看来,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中央政府一被列强威胁,就急忙签订卖国条约的情形。至于这样是否有可能会形成地方割据局面,章太炎说:“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从渊源上看,章太炎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是对其师俞樾观点的改造。俞樾写过一篇《封建郡县说》,认为应该在施行郡县制的背景下恢复一些封建制的遗意,即“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这样就能较好地抵御外患,避免强干弱枝之势。正如俞樾此论有向清廷当政者建言的意味,章太炎的“分镇”论也是在保留清帝位置的前提下所设想的政治方案。

   章太炎之所以在庚子事变之后彻底弃置这些主张,归根结底是因为在他看来,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抵御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反而为后者侵略中国制造更多的机会。地方督抚与清朝皇室实属一丘之貉,同样不会有很多作为。在具有表明心迹意味的《客帝匡谬》当中,章太炎强调:

   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繇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

   很明显,章太炎最担忧的是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隶”。他认为只有推翻清朝统治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因此,章太炎的反清思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他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之上,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针对的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强。而他之后关于国家权力架构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思考,其起点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

   1906年,因《苏报》案而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主持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笔政。一年之后,他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在文中回应翻译《社会通诠》的严复对革命党民族主义宣传的质疑时,章太炎指出他所主张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这样的:

   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旧邦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相昫相济。

   很明显,他强调的是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一起致力于救亡图存,实现国富民强。而所谓“四百兆”,就是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数字来代表所有中国境内的民众。这是章太炎在清末思考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国家权力架构问题的基本立场。

   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代议然否论》,抨击当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之举,以及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的政治主张。虽然此文主要谈的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旦实行徒有其表的立宪,无异于人为地制造许多骑在普通民众身上的“议皇”,地方豪强能在推行立宪的名义下将自己的特权合法化,造成广大普通民众的权益受到进一步损害。不过在回应时人认为应借鉴美国的联邦制来进行制度设计时,章太炎指出:

   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合之犹惧其隔阂,况剖分之?自宋以降,南人视北人则有异,荆、扬、益三州人视岭外人则有异。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苏、安徽比邻之民,又且相视若戎狄;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顾反有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若一日分为联州,其逖离则愈甚,而南北美之战争将亟见于汉土,于民族主义甚反矣。……今若分置联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

   在这里,章太炎指出了中国为何不能施行美式的地方自治(联邦制):一来这不利于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促进中国民众的爱国之念;二来中国地域发展极不平衡,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还比较大的情形下贸然施行地方联邦制,将会进一步加剧各地之间的隔阂,让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形成的彼此偏见变成具有制度基础的地域冲突,让中国内部出现毫无必要的纷争。而从历史上看,中国与美国的立国根基本不相同。后者是各州政治精英为了共同摆脱英国的统治而签订《独立宣言》,通过组成联盟,形成新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州是政治主体,国因州而成。为了共同利益,各州让渡一部分权利给联邦(国),同时保留一部分权利。美国宪法的要义之一就是划定哪些权利属于联邦(国),哪些权利属于各州。中国则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与其他古典文明相比极具向心力的大一统政权,郡县制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通行的制度,它保证了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许多政治与经济制度皆由中央设计颁布,地方大员由中央任命。正因为双方的政治演进形态各有其路径,所以很难将一方的制度直接移植至另一方。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章太炎十分注意借鉴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他之所以认为中国不适合采用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代议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强调这一制度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颇有渊源,可是中国自从秦代以来已经废封建、行郡县。而郡县制恰恰是针对广土众民的国情而制定的,其主旨之一就是通过中央任命地方官吏、中央考核地方政绩、中央调配经济资源的方式,杜绝地方上的封建割据与权力世袭。因此需要在这样的历史遗产之上思考未来的制度建设。在发表于1910年的《非黄》里,章太炎指出:

   士所欲恶,不尽当官成,又不与齐民同志。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遍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诚听法者,督责在中朝,而清问收司遍氓庶,曾以一校私言为剂哉!又诸登用吏士,循法者不尚贤,不尚贤者,选举视技能,而迁陟视伐阅年劳。贤不可知,虚论才调度量器宇之属,无为也。技能校乎学官,年劳伐阅省乎计簿,细大不越,以为选格之中,此所谓弃前识,绝非誉。

章太炎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应该做到“督责在中朝”“清问收司遍氓庶”,即由国家制定的法令条文能够上下贯彻、无所偏私、一视同仁,不受基于私利而形成的特权集团干扰。在政治铨选方面,应制定客观的、稳定的标准,以能够被验证的政绩作为主要参考,此即“考课有官,除授有法”。而这些内容背后的逻辑,就是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力能够辐射于地方,国家政权的日常行政不被地方上各种利益集团所裹胁。如此,方能使国家政权惠及大多数民众。章太炎在《非黄》中批评被时人所称颂的黄宗羲,是因为认为后者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地方上的特权集团自树私党,牟取私利,干扰行政。在章太炎的政治视野里,“夫贼民者,非专官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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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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