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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勤:“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 ——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2:52
作者: 陈祥勤  

  

   摘要: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中国古代的治理传统,梁启超、萧公权、吕思勉、牟宗三等中国近现代学者都有所关注。例如,萧公权指出,中国“政治之献,十之八九皆论治术”;牟宗三也认为,中国于治道“已达至无以复加之极端微妙境界”。但由于他们受制于现代西方的民主话语,因而得出“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 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中国于“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的扞格之论。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近现代中国学者大都以西方的政体思维为范式,来把握政治现象,将治理视为前政治的现象。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治理、管理或统治只是治术,唯有政体、政制或宪制是政道或政理。但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治理绝非只是治术或政术,而且还是治道或政道,它蕴含着为政为治的根本道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界治理思想的兴起,便流行起一种将“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区分开来的思潮,认为治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国家的强力支撑。在国内,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俞可平,他翻译引介的《治理与善治》一书是国内理解当代西方治理思想的权威著作。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杨光斌,他认为,西方主流治理理论的核心乃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具有强烈的所谓“民主化”色彩,并不适合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进行分析,他指出,中国要建构自主的政治和治理话语体系,就应当超越西方治理理论,重视国家治理的统治权建设;代表人物之二是王绍光,他指出,当代西方的治理思想空洞而混乱,名为跨学科理论,实则充满歧义、内涵不清、外延无边,他认为,西方所谓的治理革命并没有实现 “政治向治理”的范式转换,而是固守西方的政体思维,在所谓“民主化”的语境中兜转。

   鉴于此,国内学术界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从中发掘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便推动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从而开出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政治学。本文拟从中国古代的治理语境出发,探寻中国的治道或政道思维对政治的根本理解,以及诸如轻重、刑名和礼乐等治术或政术对今天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一、“治理”的基本含义和中国古代的治理思维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来说,“治道”(或“治理之道”)和“治术”(或“治理之术”)关系到天下的“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积淀了中国深厚而悠久的治理传统,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是相当独特的。

   (一)“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治”从水,“水土治曰平”。?“治”由水之名演化、衍生而来,引申为国家政事的“治理”,诸如“以正治国”?“政以治民”和“随俗化导,各得治宜”等。此外,与“治”相关联的词汇还有“治农”“治兵”“治其赋”“治宾客”“治宗庙”“治体”“治制”“治法”等,此类诸“治”之义,都与国家政事的管理、整治有关。同时,“治”与“乱”相对照,如“治国”“乱国”或“治世”“乱世”等,因而所谓的“治”,并不只是关于国家政事的整治或管理,而且还表达出政事之治理的某种目标或理想,即唯有达到井然有序的状态,才能称得上“治”。如“君治而国安”?“治国无法则乱”等,此之谓也。“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既然“治”是从水演化而来,因而与“水”相关联,治道尚平,与此相对应,“政”与“正”相关联,政道尚正。所以,为治为政之道即是公平正常之道。

   “理”之初始义本为“攻玉之法”。“理,治玉也”,段玉裁注曰:“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朱俊生亦云:“顺玉之文而剖析之。”治玉得其理以成器,谓之理。在此基础上,“理”便被引申为事物的道理、规律或法则,或者是按道理、规律或法则来行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所谓“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即是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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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与“理”合二为一,是为“治理”,即国家遵循政事的规律或道理,通过管理或整治,以达到“治升平”或“治太平”的理想。“治理”一词,既可分而言之,即治政之道理,如“通天地之情状,洞古今之治理”,又可合而言之,即治理之行为,如“当治理天下,新其政化”;其义或从“理”,即国家治理应当按照政事的规律、法则和道理行事,或从“治”,即通过国家对政事的政治与管理,达到天下之治平。具体而言,“治理”的含义大致有三:一是通常意义上的整治或管理,如“君施教以治理之”;二是为治之理或者说治国理政的道理,如“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三是诸政事皆达其治,或者说皆能达到治理的目标或理想,凡事治则条理秩然,如“无所营为而天下治理”。总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治理”既是指整治或管理的一般活动,如“治政”“治事”,又包含政事治理必须遵循的法则、规律或道理,如“治道”“治体”等,当然也包含治理所要达到的目的、目标或理想,如“至治”“臻治”等。

   (二)从“治理”到“治道”和“治术”

   从体用、本末或数度的关系来说,中国的“治”(或“治理”)大致可分为治之体与治之用(之器)或治之本与治之末(或端)的关系。前者属于“治道”范畴,诸如为治之道、为治之体(“治体”)或为治之理(“治理”)等,如“知治乱之体”;后者属于“治术”范畴,诸如为治之术、为治之具(“治具”)或为治之制法(“治制”或“治法”)等,如“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所谓治道,简言之,就是政事治理之道,或者说是通过政事治理,社会实现由乱到治的根本道理,即治政之道。“治道”作为一个范畴正式使用,最早见于《管子》。《管子·侈靡》云:“缘故修法,以政治道”,“政”通“正”,所谓“以政治道”,即“以正治道”,“正其治国之道”,“因政而进于道也”。?《墨子·兼爱》云:“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天下之治道”,即“天下之治政之道”,“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历代诸子大都从各自视角给出对“治道”的诠解。例如,墨子就将“兼相爱、交相利”视为“天下之治道”。又如,韩非认为,“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 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再如,《吕氏春秋》则认为:“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还有诸如“治道”在“制礼作乐”,在“作制明法”,在“训以约简”,在“廉平”“得贤”,在“知下之邪正”,等等。

   虽然“治道”这一概念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但在古代文献中,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不过,与“治道”概念相关联的诸如君道、臣道、治人、治法、为政之道、使众之道等词汇使用频率则较高。这可能缘于“治道”是一个意义不太确定的总体性范畴,唯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定具体的内涵,相对而言,其他词汇的含义要更为明确和具体。因而那些与“治道”概念相关联的、内涵随着具体语境而变迁的词汇或术语,所表达的更多是属于“治术”范畴的东西。所谓治术,简言之,就是治理政事之术,或者说是通过政事治理,社会实现由乱到治的具体途径、方法或手段,即治政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代诸子所阐述的如“道德”“仁义”“礼乐”“刑名”“经制”“明法”等治道,就其具体语境而言,又可以被视为治术,或者说被视为“以政治道”或“以治政事”之术。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治理思维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来说,那种以“治道”或“治术”等范畴为概念基础的思维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地位和意义。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的治理思维。如果我们将“治”与“政”视为一个复合性的概念或范畴,即“治政”或“政治”,那么,这种治理思维就已经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政道或治道思维。

   中国传统的政道或治道思维与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意义的“政体”思维相异其趣的。尽管西方并不缺乏关于治理或统治之术的讨论,但此类讨论基本属于前政治或准政治的“家政”(Oikonomia)范畴,唯有关于政体或宪制的讨论才属于“政治(Politeia)”范畴。但对于中国传统来说,身、家、国、天下本来一体,贯通其中的就是一个“治”字,诸如“治心”“治身”“治学”或“治人”“治事”“治世”等,因而中国关于政道或政治的讨论其实就是关于治道或治政的讨论。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政治”范畴大抵是在“以政(正)治道”或“政(正)治之道”的意义上去用的,还有诸如“治体”?“政体”或“国体”等范畴,都是“治道”或“政道”等概念的另外诸种用法。

   所以,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为政即是为治,两者是不可分开的,“政(正)治之道”和“治(理)政之道”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道与治道是统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政体(政治或国家体制)在中国传统语境中通常是被视之为“制”或者“法”,相对于“治道”或“政道”而言,它属于“治术”或“政术”范畴。而且脱开治政之道或政治之道,抽象地谈论制度或体制的道理(如正当性或合法性),是没有任何价值和用益的。“有治人,无治法”。有治政,无治制。天然合理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制度、体制或机制的合理性都在于政和治,在于是否符合政道或治道,在于是否能够终结乱政,抵达治政。基于此,康有为不无道理地指出:“夫所谓政党、议会、民权、宪法,乃至立宪、共和、专制,皆方药也。当其病,应其时,则皆为用;非其病,失其宜,则皆为灾。”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来说,任何一种制度或体制的正当性、合理性或有效性在于“治”或“政”,在于“治政”或“政治”,而不在于脱离具体的管理、治理或统治过程的抽象的义理、哲理或法理。

对于中国传统的治理思维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政”从“治”,“政道”从属于“治道”,“政”是为“治”服务的,“政治”的目标在于“治政”。因而对于中国传统而言,“治”既是“政”的基本过程,又是“政”的最高的原则、理念或理想,“政”唯有在“政(正)治之道”或“以政(正)治道”的意义上才有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而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太平”或“大同”之世与其说是一种描述社会的理想状态的实证的历史范畴,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范畴,它描述的是循治道或政道以治天下而达到的极致之境。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政治“立极”,或者说立政道或治道之极,即立“政极”或“治极”(类似于“立太极”和“立人极”),换句话说,就是为政治这一实践性的人类技艺确立至高的理念或理想。《礼记》正是从治道或治政之道的“行”与“隐”的角度论及“大同”和“小康”之世,《大学》也是将诸如修、齐、治、平等治心治身治世之道视为大学之道。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春秋公羊传》,这部经典也正是在治道的“隆”与“废”的意义上立“存三统”“张三世”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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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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